说个有点敏感的话题。
众所周知，刑事律师经常需要庭外辩护。庭外辩护的主要方式无非是打卡相关部门，走访、交涉、递送材料等等。这些工作，现在基本上都被归口到各个机关的信访窗口受理。
信访工作人员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接待到了律师，有时候他们会抛出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
律师能代理信访吗？
我们今天在某省厅信访窗口就遭遇了这个灵魂拷问。隔着玻璃，望着民警直勾勾的、带有压迫感的眼神；我一下懵逼，有那么一丢丢的瞬间，感觉自己已一脚跨入了万劫不复的雷池......
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分享一点经验：
首先，2022年，随着《信访工作条例》取代《信访条例》，信访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极大扩充，不再局限于行政机关，而是扩展到“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这其实是对各种机关都在做信访接待工作、这一久已存在的现实的承认。也就是说，各类公家单位实际上早已存在的大量信访工作，2022年后都名正言顺了。
在信访高发的形势下，让律师适度参与信访有利于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积极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一件好事。早在2004年，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就下发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的意见》。2015年，中央政法委颁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进一步探索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机制。但这些文件的思路都偏重于帮接访单位化解纠纷，而几乎完全不涉及群众委托律师代理信访的角度。
所以，虽然并没有文件禁止律师代理信访，但很多信访接待人员在长年的工作中仍然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即：律师不能代理民众信访，只能像马保国一样为公家接化发。
对此，我们要充分理解一线接访人员的认知。今天，某厅信访接待窗口的处长跟我们沟通了大半个小时，就一直秉持类似的观点。我们请她出示文件，她起身去拿了，只是再也没回来，二十分钟后她通知窗口收下了我们递交的材料。
为什么？因为她应该拿不出这样的禁止性文件。
其次，我经常讲，一个优秀律师的思维特点是：喜欢追问前提、警惕“定义陷阱”、开辟“第二战场”，避免在别人给你划定的圈圈内立论。
当我们遭遇“律师有权代理信访吗”这样的灵魂拷问时，如果你急着去论证律师有权代理信访。这种答案其实已经很末流了。
一个更为恰当的答案应该是：律师去相关部门递交材料的行为并不是信访行为！
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既然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当然可以委托律师来代行这种权利。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
《律师法》第二条确立律师的责任是“三个维护”。《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些法条没有禁止辩护人只能以庭上辩护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责任。当当事人的权利明显被侵犯、且无法在诉讼程序得到有效纠正时，律师当然有权根据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去代为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律师为刑案当事人去相关部门沟通、交涉、递交材料，正是代为行使这些权利的表现，而不应该定性为代理信访。
只不过，现在相关部门线下接待普通民众沟通交涉、递交材料的工作都基本被归口到了信访窗口，其他部门已很少接待线下来访的普通民众。这其实是懒政的一种表现。律师也没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只能随大流、去信访窗口排队。但不能你偷懒、我吃药，把律师的此类工作曲解成代理信访，进而毫无法律根据地禁止律师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