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康复。
先是脚趾慢慢伸展开，然后是脚踝自如地转动，再然后膝关节自由弯曲。我大概用了一年时间，适应了身体的起伏与变化，适应了乘坐高铁时，不再有绿色通道可走；适应了排队核酸时，不再有人让我上前去；适应了出版社的编辑，不再提议给我加个“残疾女作家”的tag。
我曾拼命拒绝处处被照顾，当有一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关照与注目像潮水一样褪去时。我竟然怔住了良久，要花费无数时间与心理去适应：哦，原来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三十三岁的女人。湮没于人群之中，没有任何特殊标记。
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时，这条康复的路其实已经走过了大半：2021年底我读了爱尔兰女作家格林森的散文集《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她简直是代我写出的传记，从开头到结尾，每一个字都是我的故事。她也讲了我的结局，就是：有一天，我跟我的孩子解释我身体上的伤疤，我只是提到自己是怎样的幸运，为事情没有变得更糟而感恩。我不会讲那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中经历的所有，不是浪漫的童话，而是无底的深渊。
随后，她瞪着湖泊一样蓝的眼睛，在一段采访里说：我的癌症，不等于你的癌症；我的骨折，不等于你的骨折。那双眼睛直视着我，仿佛看穿了我的所有，我的松弛与懒惫，我的虚无主义，我的毛细血管与血红蛋白底下33厘米长的人工髋关节。她也有一个。
我们是同类，但不是同一个人。她写的是她自己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也要写自己的故事，要如实地面对自己的一生。
<转折>
“身体是过后才会追想的事”她说，“我们不会停下来思考，心脏是如何稳定的节奏跳动着；也不会留心，我们每迈出一步，跖骨如何随之像扇子那样展开。直到某一天，情况有变：”
2007年，我刚刚结束了高考，原本那应该是最自由的一个暑假，我计划学街舞，考驾照，跟朋友去露营。可是，情况忽然有变。先是短暂的疼痛，然后是连绵的钝感。很快地，我就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最初以为三五天，然后视作一两年。没成想，我固定在这个身体意向上的，是整个青春，是整整的十五年。
那一年夏天，我刚从高中繁重的课程中抽身，又一头栽进更为繁重的医疗功课里面来。从家乡的人民医院，到省城的三甲医院，一家家的医院挂号，一个个门诊的辗转，到最后，他们都说北京的医院最权威，见过的疑难杂症也最多。我于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1000多公里外，那个传说中的积水潭上。但等来的只是医生轻微的摇头与叹息声，他说：唉，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大学>
并没有查到确切的病因，但开学的日子很快到了。从报到那天起，系主任就善意而周全地接受了：将有一个残疾新生在此上学的事。那之后的几年，我始终住在一楼的宿舍。不必出操，有人打水，也都是他安排的。不管必修与选修课程有多少，我们班的教室，都在离我最近的那栋楼——多数课也是在一楼，除非特殊情况下要用机房或报告厅，才由我们班的男生背我上去二楼或三楼。
可能是因为我神经大条，也可能是同学们太善良，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讨论或抱怨过这件事情。
尽管周围都是天使，但我心理上却是疏离的。新生军训的时候，我白衣白裙的一身，坐在柳树的浓荫里，看向着迷彩服的他们。那时我们隔着一池水，波光粼粼；又隔着一阵欢笑，军歌嘹亮。我忽然感知到，并且接受了：我跟他们是不同的。未来的很多年，我都要顶着残疾的身份，走一条自己的路。
<医院>
我真正的大学，并不在此，而是在医院。后来的很多年，每当我表现出某类文艺特质时，总有人问到我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但我说出它的名字时，对方总是一脸惊讶。因为那是个纯理工类学校，甚至算是程序员的摇篮。它完全是文艺与哲思的反义词。
但我也不能如实地回答：我一半的大学，是在医院度过的。每一个学年，我都要在医院待至少一个学期。我太害怕别人的同情与安慰了，也害怕话题变得不可控。
但在这里，我要诚实地说：我真正的大学，是安徽省立医院骨一科。我的教导主任，是孔荣医生；代课老师，是科室里的许多专家与前辈。我的学长，是小涂医生。我的同班同学，是同病房的病友，我至今记得，是一个出版社编辑，一个建筑工人，一个温州商人。我有他们中一半人的联系方式，至今逢年过节还会问候。
但我的入学，却不是那么容易。
先是查不出病因，半年后，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却没有人敢给我做手术，原因不止是手术的难度，还有我的年龄与性别。
“尤其，如果病患是女孩子的话。”骨科医生和我父母这么说时，清了好几遍嗓子，但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未来许多年里，我的身体都将无法做成我希望它做的事，我还总得跟别人解释我的情况。
哪怕我只有19岁，但是我需要在生育与生活之间找一个平衡。那一年，甚至有人建议，我先去生个孩子，再来做这个手术。
<少女>
手术还是做了。X光片，人工的关节纯白无瑕，像是亭亭的少女。我决定喊它Moli。我问医生，Moli好不好呀？像是一个产妇，在问孩子。
“很好。”他微笑着回答。
我们都以为，最难的战役已经结束了。损坏的关节已经移除，人工的假体来自德国，是全世界最好的材料。天然与雕饰之间严丝合缝，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我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对抗和排斥。
我跟大多数医生，都成了好朋友。他们看见我总说“小姑娘，太厉害了，没有哭哦。”有一天夜里，我梦见熟悉的医生们匆匆下着诊断，讨论着病情，我匆忙去看，只见他们在医嘱上写，“你就是喜欢我们小涂医生了。”
我羞赧着醒来，看见小涂医生正站在我的床头。旁边的朱大夫说：我们刚刚在讨论你的病情，是来拿X光片的。
“是吗？”我一边问小涂医生，一边递过X光片。
“是的。你刚刚做梦了吗？”他问。
我们闲散地聊了几句，直到他和他的同事离开，我才看到漫天的星光，以及手机上明灭的短信。他问我，是不是疼得睡不着？
我是真的睡不着了，因为一个梦里的诊断。那一年我19岁，初恋在此时到来。爱情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优雅或狼狈，贫穷还是富有，健康或是疾病。我想那时候，他如果问我，我会说：I do.
大多数的初恋，都会无疾而终的。世事与无常一直在发生，可以轻易将许多故事改写。但无论过去多少年，想起那样一张温柔且明朗的面孔，我都会轻柔地微笑。
<脱臼>
第一次的脱臼，在术后半年发生。我那时候已经是个大二的学姐了，人工的关节忽然脱离了自己的窠臼，我跌坐在操场的夜色里，无声地哭泣。有路过的新生看到我，发挥出了一年前的我的同学们同样的善意与好奇，她们把我背回了宿舍。
我的室友给我倒了一杯热水，一边商量着要不要打120，一边将我扶到了床上。只听“咔”地一声，假肢已经自动复位了。
一切都好了，只是依旧跛行，时不时脱臼。我去医院复诊时，孔荣医生看见我大骇“你走路怎么这样子了？”看见我的片子，更是吓到“你脱臼过了？”
“嗯”我说“但是我不疼了，除了脱臼外的时间，走多少路也不疼。”
“这怎么行？”他说“你需要做个翻修手术，牢固住那个地方。还要查一查是不是别的关节也有问题了。”
“不了不了，我已经住院了这么久。我想去上学，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就保守治疗吧，不要停止做牵引与训练。但总归还是要做手术的，你大学还有几年，在毕业、成家、立业之前找一段时间，回来把手术做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不能谈恋爱，不要去结婚。路也要少走，别爬楼梯。”
“嗯嗯，我知道的。”
<宗教>
《圣经·创世纪》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雅格和一名陌生人摔跤，那人想必是天使。由于天使打不过雅格，便触碰了他的髋部，使他脱臼，雅格从此终身跛行。他小心翼翼，把这事当一番提醒，提醒自己有一天死亡会降临，是天使饶了他的性命，让他知道精神上的自我比肉体凡胎强大得多。
省立医院的同一条街上，就是本市最大的教堂。我从前住院时，就总能看到它尖尖的十字架的顶，穿破苍穹般的耸立。有成群的白鸽飞过，灰扑扑的19世纪民国教堂。
大学的后几年，我是医院与教堂的常客。来医院，必去教堂；去教堂，必来医院。我在医院里，也不止是做康复训练，我有时也抱着两本书来读一个下午；我在教堂里，也不止做弥撒与唱诗，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我一直没有受洗，但我看别人受洗时，会想到牧师将那圣洁的水沾在我身上，右腿里的骨节获得某种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拔节生长，直至痊愈。我还想象着某个神职人员，经过我的身旁，他的衣襟拂到我的腿，人工的假体幻化成天然的骨头，与我身体的其他骨节长作一体，再也不分离。
我想象力丰富，将它们写在小说里。我大二的时候，赶上互联网的好时代，挣脱了身体的局限，做了个从容往来的网络写手。
我对宗教的感情复杂，一是我对它始终怀揣希望，它也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二是尽管在它周围两三年，但从未试图走近或了解它。我依赖的，可能只是那个朦胧的意向。像是青春期的爱恋与幻想。
尽管我去过教堂很多次，我坐在人群中跟着唱诗或者弥撒的声音轻轻和着。但我心里在想另外的事，是构思的情节，是句子的运用。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于我整个的大学时代，都是模糊的背景，学校也好，教堂也罢，我听过很多教义，但从未有一句入心。
神并没有保佑我。我也不在意。就当作一个善意的提醒吧，提醒我要在脱臼、复位，复位、脱臼的狼狈中，精神上的自我先一步超拔云端，慈悲地看着这人间，不对抗，不挣扎。
三年后，我大学毕业了，去高新区的软件园里上班。周末开始补觉或逛街，再也没有时间去教堂。
<主治>
大概过了三四年，脱臼不再频繁发生。它从每天三四次，到每周一次，再到一年半载发生一次。我侥幸地觉得，喷发的火山迎来了休眠期。
我开始远远近近地行走，去江南看夏日盛放的红莲，去嵩山看晨钟暮鼓的精进，去瓷都看窑烧千年的秘密……有一年，孔荣医生拿着我的X光片说：“哟，当代徐霞客。我完全能从你的片子里看出你每年走了多少路，是平坦还是崎岖。姑娘，不要当自己是正常人好不好？”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是近乎哀求的语气。
那一年，他已经快退休了。他从22岁上手术台，到离休的60岁，一生做过无数的手术。我的这个病例，他比我本人与我的亲属更上心。他曾以为他可以给做到完美的，但中途出现了偏差，让我滑离了正常的人生范畴。他以为的正常人生，是小姑娘正常读书，正常工作，穿OL的裙子，化职业的妆容，遇到同年龄的男孩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里恋爱、结婚、生孩子，承担起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这是他以为的正常人生，不是我以为的。但是，能够去完成，而不去完成；与不具备条件，不能够去完成之间，还是有本质差别。我从来没有把19岁的手术，理解成医疗事故，只当做是上天的安排。但我也明白，作为我的主治医生，他心里是有愧疚与遗憾的。这份遗憾，不以我本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曾断言，我的腿在两三年后一定会彻底用不了。他想要做的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或者发生之时，做人力能够完成的补救。这个结果，我也知道，但我说的是：“主任，在这一天到来前，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我找到内在的自己，好不好？”
他认可了，签了出院同意书，放我出去。那一年，我二十三岁，最后一次做了牵引训练。而我下一次见孔荣医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是阔别的三年之后，他记得我病例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一句多余的对话都没有。他只问我“你的事情办完了吗？”，我说“办完了。”“那下周住院吧”“好的。”
<取大>
我性格里的执拗与坚韧，是同一种特质的一体两面。我从十八岁起，就不在意跛行了。如果有人拿来取笑或者羞辱，我会认为是对方的问题，不屑于此等宵小斗嘴。但其实，我遇到的好人更多，我需要制止他们的同情与安慰。
后来，医生说我不能恋爱结婚，我以为他是讲世上的男人都在意外貌形体。我偏不信，分分钟钟要证明给医生看，结果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别人会不会爱你”，而是爱了之后也没办法。我为这种命运的不公，狠狠地难过了半年，半年之后，也就认了这种局面。
再后来，我一直脱臼。在街上与陌生人擦肩而过，对方稍稍有点碰到我，立马像是破碎一地的玻璃珠。但我很快就学会自己复位，在对方还没来得及道歉时，扳起小腿“咔哧”一下，然后走掉。留下路人的错愕。
医生跟我讲，手术造成的问题，手术可以解决。
从人与人的交往与了解上，我很信任我的医生。但从一个每年要住院半年的青年患者的角度，我不信赖任何的医疗科学。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以后可能要坐轮椅，但在这之前，我想用并不平衡的双脚去看风景。
从22岁到26岁，我的业余生活一直很丰富。先是初入社会，跟着版主或同事，去参加大佬的盛宴，去泡酒吧，去蹦迪厅，开一夜的车只为去隔壁省会吃一顿宵夜就回来。然后是兀自发展出爱好，结伴旅游，集社联诗，去街头宣传汉服，去私塾教人读书，去听古琴里的高山流水。我二十几岁时，除了腿不好，哪里都很好，精力多到可以同时打三份工的程度。
后来的一天，我就遇到了书院。听连山先生讲中西古今，无有分别，只是复性。如当头挨了一棒。砍掉了多余的繁冗，静下心来读书，书里写“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我以为那是圣人才能做的事，但师父跟我说：读圣人书，不是读文字，而是读本来的那个你。人人圣心本具，去雕饰，复天然，孔孟是你，老庄也是你。
<书院>
在我离开医院，到回归医院间，最大的遇见，是遇见了书院。
遇到了书院，才遇到了圣人，才遇到了师父，才遇到了自己。跌跌撞撞，不再对抗。
关于书院的部分，我写过很多次，但最深的体悟却是没办法道出的。回想起来，许多场次；捕捉起来，都是消失。一个人，可能会生在任何一个时代，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面临的周遭情况不一而是。但我们，都没办法离开自身。所以自身的旋面与内省，才显得尤为重要。
而人能够自诚，天地轮极，万化皆安。
诚实地讲，庄子与孔子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没有给予我行之有效的答案。只是沿着那个生命的困惑出发，最后问题消解了。彼是莫得非偶，不在是与非，好与坏里争辩。
2013年，我进了书院；2014年，我病发休学。这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脱臼，没有牵引。圣人书，读一句是一句的启用，那些古之博大真人，渐渐替代我的私意小智。
以至于，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又走不了路了。我一点没有慌乱，而是该交接交接，该面对面对。我既没有汲汲于一定要治好它，也没有置之不理，只是事情发生了，去诚实地面对而已。
不是对事情诚实，而是对自己诚实。
<北京>
我是坐着轮椅去北京的。那已经是两年后了，孔主任在我手术后的次月，正式退休。他给我的最后一条医嘱是：“我再也不能上手术台了。你也不用，放开去活吧，会得大自在的。”
他这次，给我的手术方案放弃了求全责备的思路，而选择尊重身体自己的趋势。他给我安排的人工关节的厚度，足以支撑到我的七、八十岁。我看出来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也不想让他的同事与学生们以后会见到我。
至此，医生能做的事儿，全部做完了。
手术后，我卧床了半年，又在轮椅上坐了一整年。两次的伤疤叠加，渐渐长成了一体。我也在新的城市里，开始了洒扫进退，宗经涉事的治学。我从前一直在被照顾，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同学朋友，出于善意也好，出于无奈也罢，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发现，在这些日常琐事的处理上，我是如此地捉襟见肘。
我27岁，第一次拿起扫帚与抹布，才发现家里是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的。家务无穷尽，像是心性的切磋打磨。
我最初对坐轮椅很敏感。敏感的，还是怕被同情、被照顾。
但在北京，第一个给我推轮椅的是我师父连山先生。后来又有很多别的人，熟悉的，不熟悉的，一边推在路上，一边说话，聊的都是经史子集，风土人文。有许多人一起分担，这份生命的沉重，仿佛一下子轻松了。
后来有一天，有个人介绍我，说：这是陶子。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啊，反正给她开车和推车的都是学界大佬。应该是个心性上很了不起的人吧。
我一下子释然了。给别人添麻烦，不是耻辱；不好好治学，才是大耻辱。
<洁己>
讲到这里，貌似我应该讲我是如何被治愈的。是西医做对了手术，还是中医开对了方子，或是神仙巫蛊，祝由绝学。都不是。也都是。
我只是回到日常的生活中来，正常的三食一默，正常的呼吸吐纳。正常的，有问题发生，配合它完成，只做疏通，不做牵掣。最终交还的，是生命的自洁与履新。
最好的医生，也无非是导人归正，给病邪以去路。顺其自然地发生，顺其自然地变化，一切的根本与源头，其实是在自己那里。再好的医生，其实都是帮忙的，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我的主治医生了。下次如果见到，我会对老人家说“别内疚。以前是我不想好，所以您才治不了我”。当我想好的时候，山河大地，皆是良药；迎面而来，就是良医。
我贴在门上多年的“内有主”，我好像如今才明白它的意思。好在一念转，从来都来得及。
这篇文章太长啦，感谢看到这里。诸君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