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向　迅：南方故事集

妹妹毫无征兆地出生了。

新年之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我和哥哥已经睡觉。三声婴儿的啼哭，把我们从梦中吵醒。那啼哭声，像夏日的花瓣一样绽开。夏日攀在篱笆上的喇叭花。握着紫色拳头的喇叭花。我们从床上坐起来，趿拉着母亲做的灯芯绒布面鞋子，摇摇晃晃地走向楼梯口。灯光刺眼。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谁在啼哭？我们吐出来的话像是梦中呓语。我们虽然醒来，可仍有一部分停留在长长的梦境里。我们只是从梦境里探出了脑袋。这个脑袋里装满了疑问。也有可能是沙粒。偶尔晃动脑袋，沙粒在里面沙沙作响。沙粒碰撞着沙粒。

妈妈给你们生了一个妹妹。祖母冲着我们探下楼板的脑袋说。妈妈给你们生了一个妹妹。父亲把祖母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们的话，用金色的喜悦之水浸泡过。他们的嘴巴，也用金色的喜悦之水浸泡过。他们的脸庞也是。像喝了玉米烧酒。

父亲更像是中了头彩一样高兴。他欢快的脚步声像是在唱歌。他一定在偷偷唱歌。用牙齿唱，用舌头唱，用眼睛唱，用鼻子唱，用耳朵唱，用手指唱，用脚趾唱，用肩膀唱，用头发唱，用变得轻盈的身体唱。

父亲一直盼望生个女儿，而女儿在这个晚上来了。

我们要和妹妹一起睡。

今晚不行。

就要今晚。

不行。快点睡觉去。

我们重新钻回被窝。被窝里还冒着热气。好像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被窝。可脑袋里的疑问还没有散去。疑问像雾。乳白色的大雾，总是从河谷里漫上来，伸长脖子，张开嘴巴，吃掉村子里所有的房子和成片成片的玉米地。

我们不知道母亲怀孕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白天，我们沉浸于陌生世界的缤纷色彩和游戏制造的喧哗与浪花之中。夜晚，我们纷纷长出巨大的翅膀，在村子上空练习飞翔。只有在午饭和晚饭时间，我们才见到母亲。

生你的那一天，我在麦地里割了一天麦子。麦芒针尖一样扎手。那天天气很热。汗珠子在我的脸颊上，雨水一样往下滚。我的眼里进了盐。咸得我涌出火辣辣的泪花。我的嘴角也进了盐。咸得我不停地吐口水。母亲后来对我说。

生你的那一天，我上午到水井里挑了好几担水，直到水缸装不下更多的水。下午在厨房用筛子筛了一大堆煤灰。煤烧完了。我们不得不从池塘挖来黑色的淤泥，把和着淤泥的煤灰捏成煤球。母亲后来对妹妹说。

妹妹出生的第二年，四婶给我们生下一个弟弟。过了两年，五婶给我们生下一个弟弟。过了两年，四婶又给我们生下一个妹妹。过了两年，五婶又给我们生下一个弟弟，六婶给我们生下一个妹妹。过了两年，七婶给我们生下一个弟弟……

婴儿不停地出生。可在他们出生之前，我们没有一次发现异常。母亲们像以前那样，出没于厨房、猪圈和玉米地之间。她们的双手蘸满草绿色的汁液。她们围裙的纹路里浸满油烟味。她们的衬衫上游荡着汗臭味。她们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她们很少走出荨麻在路边投下阴影的村子。她们到镇上去一趟，都像是过节。

我们从哪里生出来的？

你们猜？

从肚脐眼里吗？

是的。

从胳肢窝里吗？

是的。

从耳朵里吗？

是的。

从鼻子里吗？

是的。

到底从哪里？

从小溪边捡来的。

你骗人。

真的。然后是一长串咯咯咯的笑声。父亲也跟着笑。他们的笑声缠绕在一起，像一条正噼里啪啦燃烧的绳索。

我们的眼睛开始变绿。

我们的哭声从胸口上升到嗓子眼。它们像冰凉的井水，在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但我们闭紧了嘴巴。于是，牙齿咯吱咯吱作响。

我们感到被遗弃。

我们的肩膀和胸脯慢慢垂下来。

整个世界慢慢垂下来。

我们的耳边又响起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另外一条噼里啪啦燃烧的绳索。

当妹妹也被这个疑问所困时，我们口径一致地声称：“你是从溪边捡回来的。”妹妹挥舞着小手据理力争。她小小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在母亲口中得到同样的答案之后，她开始伤心地哭泣。她把变得苍白的脸庞扭向一边，不再理会我们。一连好几天，她都不同我们说话。

村子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小溪边捡回来的。

雨天，孩子们都喜欢在屋檐下玩雨伞。灰色雨伞。红色雨伞。紫色雨伞。方格子雨伞。长柄雨伞。短柄雨伞。我们站在湿漉漉的走廊上，把雨伞举过头顶，旋转着手中的伞柄。珍珠做的帘子扑打在旋转的雨伞上，也跟着旋转。一朵“雨伞之花”在我们手中绽放。透明而又无辜的雨水，在晕眩中被带到更远的地方。雨脚在地上碎裂。易碎的雨脚，是童话中穿在公主脚上的水晶鞋。

这是不被允许的。雨季来临的时候，墙壁上的石头渗出指肚大的水珠。石头在流汗。潮湿的地面，拧得出水来。潮湿的空气，拧得出水来。桌子的腿和脚，椅子的腿和脚，都爬上了灰色霉斑。霉斑也有生命，也有腿和脚。干瘪的玉米里长出飞蛾和棉虫，胚胎那里是一个虫眼和一串令人恶心的粪便。我伸出手抚摸自己的腮帮，里面多出两颗难以忍受的虫牙。看不见的蛀虫，日夜折磨着我。

大人们不允许孩子把更多的雨水带进房间。雨水会带来霉运。

不被允许的事情还有很多。

不允许在室内把打开的雨伞罩在头上。“如果那样做，头上就会长癞子。你们看看村子里的那些癞子，有多丑。”大人们总是这样警告我们。可是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飞快地打开雨伞，怀着隐秘的兴奋与恐惧，把它罩在头上，然后又飞快地把它收拢，看看是否真的会长出癞子。夜晚来临，我们感到头皮发痒。我们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爬满床铺的恐惧和噩梦让我们感到痛苦。可是第二天，我们就将这件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

不允许下雨的时候在室外玩耍。一场暴雨离村子还很遥远，我们就被母亲唤回家。“下雨的时候，不要到外面去玩。小心感冒。”可是大雨真正到来时，我们总是会打着赤脚飞奔到院子里的两棵女贞子树下。我们喜欢在树冠下躲雨。我们喜欢凉飕飕的雨珠子猛不丁地落进我们的脖子。我们喜欢把双脚踩进充分发酵的泥巴里。我们喜欢泥巴从脚趾缝里像泥鳅一样钻出来。我们喜欢揪出泥团，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坦克和汽车。太阳重新露脸时，让它们接受高温的炙烤。

不允许到溪边去。野蛮的牛群，在溪涧里咆哮。轰隆轰隆的响声，像战争片里坦克的履带碾过村子。据说原来那是一条很小很小的小溪。名符其实的小溪。我出生的那一年，雨季尤其漫长，山洪暴发，无数巨石，在电闪雷鸣中，从天上滚落而下。它们撞开小溪的皮肤，粗鲁地奔向山脚的大河。小溪从此变成深涧。

有人在那里丢失过一只鞋子，也有人在那里丢失过魂魄——一条黑皮肤的蟒蛇吸走了他的魂魄，他开始胡言乱语，颠三倒四，整日整夜圆睁着眼睛，然而眼神空洞，直至巫师把他的魂魄重新召唤回来。

还没有孩子和羊群被暴涨的洪水冲走的先例。但是大人们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和羊群会被洪水冲走。他们禁止我们在雨天靠近那条小溪，也禁止我们在雨过天晴之后，赶着羊群跨过那道还没有瘦下去的洪水。

我们对洪水的恐惧，来自大人们的“禁止”。 

不允许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野猪。野猪吃人。它们闪着寒光的獠牙比镰刀还要锋利。森林里有蟒蛇。蟒蛇也吃人。它们用又长又粗的尾巴缠住你的脖子，让你无法呼吸。如果你反抗，它们就把你捏碎。它们捏碎你，就跟捏碎一颗鸡蛋那么容易。森林里有魔鬼。魔鬼会障眼法，让你大白天的也会迷路，永远走不出黑色的森林。有的时候，成精的藤蔓植物，也会趁你不注意时，猛不丁地伸出无数只手，把你困住，然后一口一口地把你吃掉，连骨头都不吐。

可是森林里也有甜甜的野枇杷和野葡萄，有酸酸的野樱桃和野山桃，有多籽的八月瓜和九月红，有会把嘴唇和双手都染成紫色的桑葚，有被蛇吐过唾液的悬钩子和覆盆子，有全身布满红点花纹的虎杖，还有大片大片的鸢尾花和老鸹叫。

有一次，我在森林里被一片望不到边际的老鸹叫迷住了。

它们是那样美，美得我不敢呼吸。每呼吸一次，它们就变得更美。这么美的花，为什么要用丑陋的老鸹为它们命名？老鸹在村子上空叫来叫去的时候，老人们就会彻夜难眠，他们担心自己一旦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因此，他们禁止孩子学老鸹叫。“不要学老鸹叫，否则嘴巴会变臭。”他们总是这样吓唬孩子。

它们是那样美，美得我不敢挪动脚步。每挪动一步，就会踩碎其中一朵。我不想踩碎它们。我知道它们也会喊疼，只不过它们的声音太细弱了，我们听不见。它们也会流血，只不过它们的血液是绿色的，我们不认为那是血液。

我忽然感到害怕。害怕那些花会张口说话。害怕那些花是魔鬼变的。害怕那些花会伸出长满触须的手臂缠住我的脚。我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它们在身后以同样的速度追赶着我，嗡嗡嘤嘤，喧哗不已。当我因为更大的恐惧停下来，猛地转过身去时，它们又安静下来，无辜地注视着我。

我的鞋底，被染成了草绿色。我还打碎了许多无辜的露珠。我感到罪恶。我高昂脑袋，望着头顶的天空，请求宽恕。可是被树冠遮挡的天空，空无一物。我不知道向谁请求宽恕。于是，我俯身摘了一把老鸹叫，让它们绚丽的色彩陪伴我。

后来，我才知道老鸹叫又叫彼岸花。这个曼妙的名字，才配得上它脆弱的美。

不允许大清早说梦。不然美梦会破碎。

不允许下午剪指甲。也不允许下午梳头。不然记性会越来越差。

不允许晚上照镜子。不然会噩梦缠身。

不允许深夜吹口哨。不然会招来鬼。

母亲很晚才从地里归来。暮色跟在她身后。暮色是一条深灰色裙子。母亲穿着这条深灰色裙子，从地里归来。她一手挽着父亲编织的筐子，筐子里装满了热乎乎的鹅儿肠，一手握着锄头光滑的把柄。锄头在她肩上一动不动。她迈进院子时，那条裙子在她身后变成了颜色更深的裙子。整个村子，都被穿进那条黑裙子。

母亲身上，混合着汗臭味和鹅儿肠的清香，白衬衣上还染着油菜花亮黄的花粉。她把油菜花馥郁的芳香也带回来了。森林附近的油菜地，已经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了。燃烧成一片花海。蜜蜂整天嗡嗡嗡地围绕着花朵鸣叫。它们从来不知道疲倦。它们永远哼唱着同一支歌。它们总是把小小的脑袋，深深地埋入花蕊里。

这一天，母亲在土豆地里除草。土豆已经长出墨绿色藤蔓。枝叶粗糙，虎头虎脑。再过两个月，它们就会在枝桠间开出漂亮的紫色花朵，结出并不常见的青色果实。鄂西方言里，我们把这种果实称为“牵吊果”。母亲偶尔会从土豆地里带回一串湿漉漉的牵吊果。拿菜刀切开它们，里面除了绿色的果肉，什么也没有。

傍晚的时候，母亲钻进潮湿的油菜地，把细长的鹅儿肠连根拔起。游走在她身后的筐子越来越沉。暮色加重了它的分量。母亲不得不把筐条挪到胳膊肘那里。她的胳膊肘，一定火辣辣地疼。她的胳膊肘，一定留有一道筐条的勒痕。第二天，那道勒痕也不会消失。它就像长在了母亲的胳膊肘上。

油菜花的花期很长，成熟却是一夜之间的事。有一天，母亲愤怒地对父亲说，蜢子来了。不用去地里，我们就知道是油菜灰白色的菜籽荚上黏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它们的生命很脆弱，只需用两个指头肚轻轻一捻，就尸骨无存，却会让所有的油菜都生病，都坏死。它们身上携带着看不见的病菌。可怕的病菌。

父亲戴顶颜色发黑的旧草帽，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喷雾器去了地里。他变成了医生，蜢子的克星。他摁动黑色的手柄，刺鼻的雾气从喷头里喷出。油菜变得湿漉漉的。父亲也变得湿漉漉的。他的衣裳上残留着那股刺鼻的味道。他拒绝我们靠近。那股味道，令你头晕目眩，令天空与村子旋转，令你夜晚噩梦连篇。

油菜细长的藤蔓由青变黄，躲在菜荚里的菜籽由白变黑。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父亲和母亲手握雪亮的镰刀将油菜收割。成捆成捆的油菜和它们潮湿庞大的影子，跟随父亲沉重的脚步迈进宽敞的堂屋。最高处的藤蔓，直顶到天花板上。

羊群般雪亮的光线，被赶了出去。逼仄的堂屋里像黄昏一样昏暗。

雨季如期而至。油菜藤蔓在黑暗中发酵。空气中弥漫着森林里陈年落叶的气味。我把手伸进未知的黑暗中，潮湿的高温让我立即缩回手。可那股潮湿与温热，像蜗牛可恶的黏液，爬在我的手臂上。在我的注视下，它显得笨拙僵硬，不敢确认刚刚触摸到了什么。我把耳朵靠近藤蔓，耳朵里沙沙作响。

我飞快地跑出堂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听到了什么。

雨季过后，油菜籽在烈日下滚动，沙沙作响。黄昏时分，我和父亲把它们装进口袋里时，它们在我的脚底滚动，沙沙作响。我的脚底发痒。我不得不弓起脚背。脚趾蜷缩在一起。我想咯咯笑。可只是偷偷地笑。我不敢让笑声冒昧地越过牙齿的边界。我怕父亲说我是疯子。无缘无故的笑，总是让人一头雾水。

我和父亲干活的时候，谁也不说话。只有油菜籽在口袋里沙沙作响。只有星星在我们头顶沙沙作响。我们的表情越来越僵硬。我们的动作也越来越僵硬。像沉重的暮色一样僵硬。像暮色中群山的轮廓一样僵硬。谁也不想说第一句话。

父亲带着我去村子里的作坊“打油”。油菜籽在父亲的背上沙沙作响。石子在我的脚下沙沙作响。阔叶林带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还有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的心底沙沙作响。我们穿过一片长满丛树的山冈，穿过空旷的村委会广场，穿过大半个村子来到作坊。

菜籽饼热烘烘的香气，四处游荡。

还轮不到我们。我们像鸟儿一样收拢翅膀躲进巨大的树冠里。我们张开嘴巴，大口呼吸。好像我们刚刚在来作坊的途中，忘记了呼吸。父亲的肚子一起一伏。烈日炙烤着村子。宽大的树叶镶着金边，变得透明，黑色的叶脉跟父亲手臂上的毛细血管一样纤毫毕现。我的凉鞋发烫。坚硬的皮质材料软乎乎地贴着我的脚。

我不想穿鞋。我想打赤脚行走。但这是不被允许的。“那样会感染真菌。”父亲总是这样告诫我们。

我们大口呼吸的时候，一位头戴草帽的农妇，挽着一只篮子，从白色的烈日下向作坊走来。可能是作坊主的妻子。她一边像村子里其他农妇那样漫不经心地行走，一边往嘴里喂着一颗红色的果子，偶尔有鲜红的汁液从她的嘴角淌下来。

我从未见过那种果子。我盯着她宽大而粗糙的手，看着它怎样把那颗陌生的果子送进嘴巴。我盯着她的嘴巴，看着它怎样咬下一块多汁的果肉。我偷偷地吞咽了好几次口水，可是我想象不出那种果子的味道。也许是苹果的味道。

父亲也不认识那种果子。因为他的目光里也流露出好奇。而且他的好奇一点儿也不比我的少。至少农妇经过我们身旁时，我没有张开嘴巴向她询问。

这是什么果子？父亲伸长好奇的脖子，问那位中年农妇。

西红柿。中年农妇把最后一口果子喂进嘴里。她布满细小皱纹的口腔蠕动着。

这个烈日炎炎的夏日中午，我们认识了西红柿，并幸运地得到了一把种子。父亲把种子小心翼翼地包在香烟盒内侧的锡纸里，然后把锡纸揣在裤兜里。他行走的时候，裤兜里沙沙作响。我紧盯着父亲的裤兜。我担心种子会溜出来。

第二年夏天，我们种的西红柿丰收了。结实的果子，又圆又大又红，压弯灰绿色枝头。收获的时候，有的果子还裂开了皮，绽出鲜红的果肉。父亲把第一轮收获的七八个又圆又大又红的果子，陈列在厨房，像展品。它们在一张简易餐桌上继续成熟。没有人时，它们在餐桌上跳舞。也许是墨西哥舞，也许是西班牙舞。

据说是从墨西哥引进过来的。也有人说是西班牙。那个农妇曾这样对我们说。

母亲计划在晚餐时用白砂糖拌上两个墨西哥西红柿。或西班牙西红柿。剩下的，明天再吃。我们希望一日三餐都能吃上西红柿。

母亲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餐，堂伯父和他的女儿来访。我们的一切计划被迫中止。这就是鄂西人的待客之道。我们不能慢待客人。父亲兴高采烈地把他们带进厨房，参观我们刚刚收获的西红柿。堂妹得到了最大最圆最红的那一个。

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堂妹脏兮兮的手上。我想把那个西红柿收回来。

黄昏时分，伯父讲完最后一个迷人的故事，把茶盅里最后一口茶水灌进他爬满胡须的嘴唇后欲起身告辞。堂妹却踪影全无。伯父一遍遍呼唤着堂妹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帮忙寻找，最后发现她躲在光线黯淡下来的厨房里。

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张简易餐桌前，嘴角淌着西红柿鲜红的汁液。见到我们难以置信的眼神，她飞快地用手抹掉那些汁液。但它们继续在她手指上流淌。她细长的脖子变得很粗。蓝色的毛细血管，从褐色的皮肤下面钻出来。像小小的蚯蚓。西红柿一个也不剩。餐桌变得更加简陋，厨房变得更加黯淡。

第三年夏天，邻居们的菜园里都出现了西红柿。母亲慷慨地送给他们种子。只不过，西红柿发生了变异。它们不再像第一年那样又圆又大又红。它们的个头变小了许多。有一些，甚至变成了波浪形的番茄。我们不认为番茄是西红柿。

当牵吊果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说，“假西红柿”。

我们厌恶一切假的东西。

雨天，父亲抱着一台晶体管收录机回来了。

父亲额头闪亮，眉毛里挂着细密的雨珠，下巴上缠着一块渗出几缕血迹的医用纱布。他从姨妈家回来的途中，搭乘的拖拉机发生了侧翻。可能是路太滑了，也可能是司机前一晚喝多了玉米烧酒。他像一袋沉重的玉米，被猛地抛出敞篷车厢。他爬满胡茬的下巴在玉米地里磕出一道口子，鲜血像蚯蚓一样钻进泥土。

另外一个雨天，父亲搭着梯子在檐廊上叮叮当当敲打着什么。地面像冰块一样湿滑，梯子正如父亲担心的那样，滑倒了。父亲从高空坠落，下巴被磨刀石坚硬的牙齿咬碎，鲜血染红了地面的一摊积水。在乡卫生院，母亲被父亲的伤口吓晕。父亲只好咬着牙，用手撑住破碎的下巴，以便唯一的一位医生给他缝合伤口。

还有一些清晨，父亲站在窗前高昂着脖子，手握刃口雪亮的剃刀对着镜子刮胡须的时候，也会有一两滴鲜血从他的下巴上像杏子树的花骨朵一样冒出。他毫不在意地用手指肚擦去，立即会有新的一滴冒出。他的下巴总是受伤，可是他从不吸取教训。有一道蜈蚣形状的疤痕，永恒地爬行在他渐渐变窄的下颌上。

这个上午，父亲把晶体管收录机抱得紧紧的，十根粗糙的手指紧扣在一起。好像只要松开其中一根，收录机就会从他怀里砰然落地。我想，他的每一根手指，都被汗水打湿了。他的每一根手指，都因被摁在长久的沉默里而窒息。他的每一根手指，都不容易。它们变得僵硬而又苍白。要过好一会儿，它们才恢复血色。

父亲身后，跟着姨妈家的表哥。表哥漂亮的嘴巴会像蜜蜂一样嗡嗡嗡地唱歌，两只轻盈的脚，会在水泥地板上起起落落，忘我地踩着节拍。好像他嘴里哼出的歌声来自那双脚。我也想拥有那样的一双脚。父亲把他从那个遥远的村子请来，是为了让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调试收录机的频道，播放储存着歌声的磁带。

表哥拥有一双无比灵巧的手。它们旋转收录机上一个边缘刻着刻度的按钮，就会有不同的人在里面说话。它们把一盘磁带放进收录机的肚子，摁下一个银色的键，就会有动人的旋律在房间里回旋。它们把银色发亮的天线拔高或者缩短，收录机里模糊难辨的说话声就会变得无比清晰。我也想拥有那样一双手。

父亲把晶体管收录机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卧室的窗台上，母亲则用一条刚刚从集市上买回的红纱巾罩住它。他们总是把最贵重的东西放在卧室。各种证件和钢笔锁在箱子里，白糖罐放在窗台，鸡蛋储藏在第一格抽屉。父亲做木工活的那些工具，塞满了另外三格抽屉。抽屉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放着锯子和斧头。抽屉脚下，是一盒生锈的铁钉。床底下，是两双雨靴。

卧室越来越小，它只能容得下父亲自己做的那张嘎吱作响的床，只容得下他不规则的呼噜，母亲不知道收敛的笑声——偶尔是比裹脚布还要长的抽泣声。我们被早早地赶出卧室。我们不被允许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出现在卧室。我们在二楼的另一间卧室睡觉。我们的卧室，头顶挂着玉米棒，脚下堆满了土豆，也很小。

每天早晨，他们中的一个，刚一起床，就站到窗台前，掀开红纱巾的一角，打开收录机，旋转按钮，转动天线。他们听新闻联播，听天气预报，听准点报时，午间和晚间也听广播剧和音乐节目。准点报时的时候，我们都被一个手势禁止说话。谁要是在此时说话，母亲就会噗哒噗哒地跺脚，脸上划过一道可怖的闪电。

她心情好的时候，会一边做着家务活，一边低声跟着音乐节目里的歌手哼歌。但我们不能看她哼歌。偷偷看也不能。如果看她，她的脸就会像夏日的西红柿一样迅速变红，她就会自嘲般地大笑起来。她扫地的手，就会变重。她打毛衣的手，就会悬在半空。她洗菜的手，就会浸在水里。

如果心情不好，她会沿着一条直线咚咚咚地走进卧室，啪的一声关掉收录机，然后谁也不看，再咚咚咚地沿着一条直线返回，最后消失于一扇门后。她所经过的地方，总是会掀起一阵小小的旋风，接着陷入可怕的寂静。

父亲从不唱歌，也没有谁见过他偷偷地哼过一句。他巨人般的身影在房间里移动的时候，我们把正要说出的话紧急收回，让它们在舌头上打转，让它们顺着发痒的喉咙回到肚子里。我们还会用牙齿把笑声咬住，而笑声太多了，脸被憋得通红。他是那样严肃，严肃得连空气都感到窒息。我们都离他远远的。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忽然来了兴致，坐到我身旁，命令我朗读课文。我把屁股钉在椅子上，十指紧扣，低头观看火焰玩变脸游戏。母亲正往炉子的嘴巴里添玉米芯。她每扔进去一个玉米芯，橙色的火舌就跟兔子一样呼地窜出炉子。我用沉默拒绝父亲。他火了。他大声命令我去把课本拿来，大声朗读，“否则今晚不许睡觉”。

我哭了。我哭着从书包里掏出语文课本，哭着朗读完一篇课文。朗读的时候，我不得不读两句就停一次。因为我声音哽咽，因为我不得不揩掉眼泪，揩掉鼻涕。泪珠打湿了课本上的方块字。黑色的字开始像蝌蚪一样游动，最后变得一团模糊。

父亲无名的怒火和炉子中干燥而又粗糙的火焰一样，渐渐熄灭。可他起身去卧室时，我感觉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还紧绷着。他的每一寸皮肤都还在生气。因为他走路的姿势，笔直而又僵硬，冷酷而又无情，见不到一个柔软的动作。

每次去镇上，父亲都会站在路边小店的柜台前喝一杯玉米烧酒，还会从唯一的一家音像店带回一盘磁带。有的只试听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播放过。有的被从早播到晚。可能是太累了，收录机的肚子里忽然发出一长串尖利的叫声——咯噜咯噜咯噜咯噜咯噜咯噜——破碎的歌声，像绳索一样绞在一起。

母亲小跑进卧室，一边啪的一声打开收录机的肚子，终止让耳朵饱受折磨的尖叫声，一边低声诅咒——“这个背时鬼”。

她站在窗前，垂首低眉，把衬衫衣袖挽到胳膊肘的双手抬到胸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如同一位缺少经验的母亲侍弄婴儿那样，使出浑身解数捣鼓磁带。

打满结的歌声，被她富有耐心的双手解开。

它们像以前那样，从我们家的窗台飘荡到村子里，最后消失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和村子空空如也的上空。它们无力抵达更遥远的地方。

我们也无力抵达更遥远的地方。我们把土豆皮削厚了，我们把米饭烧糊了，我们把新买的裤子磨出一个洞，我们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我们没有把地扫干净，我们忘记了揩鼻涕，我们把手弄脏了，都会受到母亲的指责。

她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敢顶嘴。

我们沮丧地低着头，马着脸，像收录机那样，任母亲在冬天总是会裂开一道道闪电的手指，在我们身上摁下一个个沉默的键。

谣言四起。疯狗在村子里横行。它们像受到刺激的酒鬼一样四处狂奔乱叫，它们毛茸茸的长嘴边缘淌着令人恶心的涎水。它们的眼睛是直的，视线是直的，耳朵也是直的，它们白森森的牙齿，能够撕碎村子里所有坚硬的东西。如果不幸被它们咬一口，你就会和它们一样汪汪汪地狂叫不已，最后不得不在痛苦中死去。

每天下午集合放学的时候，校长都会站在长长的队伍前再三叮嘱，“一定要避开那些狗”。他大声说话时，飞沫从他的嘴角喷溅而出，雾一样游走在第一排学生的脸蛋上、脖子里和回忆里。校长拥有一口铁锈色的牙齿，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他下巴上的胡须，从来没有刮干净。他嘴中的故事，从来没有结局。

谣言四起。人贩子在村子里横行。他们披着善良的外衣，口袋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果。只要发现落单的孩子，他们就会亲热地迎上去，掏出糖果递到孩子喜欢甜食的嘴里，然后趁孩子失去意识时，把孩子拐走。孩子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他们经常对孩子说，你不是我们亲生的，而是从马路上捡来的。

谣言四起。器官贩子也披着善良的外衣，口袋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果。只要发现落单的孩子，他们就会下手。

每天下午集合放学的时候，校长都会站在长长的队伍前再三叮嘱，“一定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他大声说话时，飞沫从他的嘴角喷溅而出，雾一样游走在第一排学生的脸蛋上、脖子里和回忆里。校长拥有一口铁锈色的牙齿，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他下巴上的胡须，从来没有刮干净。他嘴中的故事，从来没有结局。

谣言平息的下午，校长就会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请到长长的队伍前，让全校师生认识我们，记住我们，议论我们，孤立我们。校长清清嗓子，再三叮嘱，“明天一定不要忘了缴学费”。他这样说话的时候，飞沫从他的嘴角喷溅而出，雨水一样游走在我们的脸蛋上、脖子里和回忆里。

我的回忆里，确实是一场又一场冰凉的雨水。我站在雨水中，脸忽冷忽热，像风干的牛皮一样紧绷。我不知道该把双手放在哪里，把双脚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把窘迫的目光放在哪里。我只好低着头，盯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鞋子。

我的鞋子里，藏着十个小矮人，它们并排躺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却被细密的汗水打湿了脸颊。其中一个，就要拱出黑色的宫殿。

我的鞋子里，还游动着许许多多条鱼和许许多多的水草。母亲用红绿两色丝线绣在鞋垫上的鱼和水草。我走路的时候，它们咕噜咕噜地吐着气泡。

校长每天都起得很早，然后背着双手在空旷的操场上散步。早到的学生见到他，都会面露羞涩地停下脚步，毕恭毕敬地叫一声“校长好！”他把双手抱到胸前，笑眯眯地点点头。他给我们上数学课。每堂课，他都会留下十分钟，给我们讲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美妙的十分钟。

我们听得入了迷，忘记了他铁锈色的牙齿，忘记了自他的嘴角喷溅出来的飞沫，也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下午。我们希望所有的课，都是数学课。我们还希望所有的那最后的十分钟，都能变得无限漫长，秒针永远抵达不了终点。

有一天，校长心血来潮，把我们班分成两个片区，每个片区又分成两个组。这样，每个同学都有了自己对应的新身份：班长、副班长；片长、副片长；组长，副组长；中队长，小队长；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美术课代表、音乐课代表……

校长点名让我回答问题。我支支吾吾，面红耳赤。他问我在班上担任什么职务。我低声回答，副片长。“副片长？谁给你封的官儿？我看你就是个骗子。”他这样说话的时候，那口铁锈色的牙齿格外醒目，也格外丑陋。

校长忘记了几个星期以前的事。我再也不想听他的故事。

门外响起一个单调而又尖锐的声音，停顿了一下，许多个单调而又尖锐的声音紧接着蜂拥而至。是金属在嘎吱嘎吱尖叫。它们灌进我们昏昏沉沉的脑袋，并在我们昏昏沉沉的脑袋里继续尖叫。母亲用短促的声调命令我：快去把门关上。

父亲正背对着我坐在空旷的院子里矫正锯齿。他把黑色的锯条固定在两只木马上。他弯着被太阳晒成紫色的脖子，侧着瘦削的半张脸，专心致志地工作。他的脚边，摆放着锈迹斑斑的虎口钳，黑色的三角锉，可以涂抹润滑油的刷子，受惊的空气。迸射着火星的嘎吱声，从他的前臂下发出，从他的胳膊肘下发出。

父亲制造出这些单调而又尖锐的声音，让我们的耳朵感到痛苦，让母亲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命令我：快去把门关上。当我关上那扇吱嘎作响的门，它们即刻变钝。它们被一双手推远。它们环绕着房子。如果我不知道它们是父亲制造出来的，我会以为它们来自村子上空，我还会以为，它们来自遥远的山谷。

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它们，但没有一个人走出房间。就像雨季，无数块乱石滚过屋顶时，所有的耳朵都被颤抖的双手捂住，所有的眼睛都在黑暗中因为恐惧而暂时失明，所有的嘴巴都发出了一声尖叫，但不会有人走出房间。

只有成群结队的蜜蜂嗡嗡嗡地飞过村庄上空时，人们才会纷纷走出房间，在蜜蜂的必经之地用干燥的艾草叶制造出大股浓烟。他们戴着草帽，身披透明的薄膜衣裳，在浓烟下方高高举起打扫庭院的扫帚。

只有成群结队的乌鸦呱呱呱地飞过村庄上空时，人们才会纷纷走出房间，把厌恶的目光箭簇般射进黑漆漆的云块，低声诅咒：该死的乌鸦。

只有成群结队的飞机飞过村庄上空时，人们才会纷纷走出房间，睁大疑惑的眼睛，沉默地目送它们消失。想象中的战火，在他们的脑袋里蔓延。

整个漫长的下午，父亲就那样坐在院子里矫正锯齿，直至黄昏的羽毛从石楠树浓密的树冠里纷纷掉落，堆积在他脚边。偶尔也有例外，父亲会把那些带着金属质地的嘎吱声，深深地嵌进暮色里。晚上，它们还在我的耳朵里嗡鸣。好像梦中还有一个父亲，正坐在星空下矫正锯齿，直至每一颗锯齿都闪闪发亮。

没有人去打扰父亲。他俯身拾起那把棕色刷子，给牙齿闪闪发亮的锯条涂上润滑油。润滑油冰凉如蛇的皮肤，散发着铁屑的苦涩味。有一次，因为不小心碰到滚烫的开水，我的手指跟胡萝卜一样红肿。父亲跑进卧室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有找到，最终，他犹疑地拿起那把刷子，给我的手指涂上一层油乎乎的油脂。

没有人去打扰父亲。他把木马放到檐廊上，拎着油光闪亮的锯子和虎头钳推门而入时，房间里扑进一股清新的凉意。我闻到了润滑油的味道。我闻到了父亲身上的烟草味儿。我闻到了十一月的气息。十月的云彩，刚刚在山顶燃烧完。

晚饭熟了。依然是土豆饭，依然没有菜，依然不需要餐桌。每个人端着一只碗，围坐在火炉旁。铁锅里的土豆，被一把锅铲翻来覆去地翻炒。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好胃口。咀嚼的声音，响彻灯光暗淡的房间。没有谁说话。没有谁讲故事。

晚饭后，才是故事时间。

父亲好几次差点死于自己的故事。一次，他差点死于一条河流。一次，他差点死于酒。一次，他差点死于一个事故。每一次，都是“差点”这个词语把他从死神冰冷的手里拽回。如果不是这个词语，他就不会坐在我们身旁。我们得感谢这个词语。顺带还要感谢发明这个词语的人。

下一个故事的眉毛刚到父亲的嘴边，我们就被母亲赶去睡觉。

明天一早，父亲将扛着长柄斧头、宽条锯子和一捆绳索，到森林里去伐木。

（选自散文集《与父亲书》，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出版社，责任编辑 李婧婧）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1期）

本刊责任编辑　阿旺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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