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客厅｜雪山筑路，笔耕高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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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民族文学》编辑 徐海玉

◎嘉　宾：降边嘉措（藏族）

主持人：降边嘉措老师，您参加川藏公路建设时只有13岁，当时是如何加入筑路部队的呢？

降边嘉措：这要从我参军的事情说起。

我的老家巴塘县位于四川西部青藏高原南缘，金沙江中游东岸的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与理塘、乡城、得荣、白玉四县接壤，同西藏的盐井、芒康、贡觉和云南的德钦等县隔金沙江相望。1950年初，18军进军西藏，巴塘在金沙江边，之前叫西康省，现在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过了金沙江就到西藏地区。

由于巴塘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很早以前，就与周边的省区有着密切联系，与其他藏族地区相比，处于更开放、更外向的状态，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我小时候，顶替头人的孩子当“学差”，上过小学。当时学校里教汉文，也教藏文，为我以后担任翻译，奠定了基础。

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是在1950年的6月。

1950年4月遵照中共西南局的指示，将中共康藏边地工委更名为中共巴安县工委，隶属于中共康定地委。巴塘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全部转入县工委。同年1月1日，已经根据康定军管会的命令成立的“军事代表办事处”，是当时全国藏族地区（包括西康、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和西藏）唯一一个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由当地藏族同志组成的县一级党的组织。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爱国进步力量，在巴塘地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5月，奉康定地委指示，县工委选拔56名共产党员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到康定学习，哥哥参加了“东藏民青”，跟着到康定去了。6月，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的领导机构到达巴塘，学校组织小学生到郊外列队欢迎，并指定我作为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花。这大概是因为在同学当中我的汉语讲得稍好一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并有了直接的接触。

之前的“汉兵”——不论是清兵，还是国民党军队，总是欺负藏族人民，解放前，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信任状态和戒备心理。但我不怕解放军，因为自巴安和平解放以后，地下党和“东藏民青”做了很多宣传教育工作，极大地消除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攻击和污蔑；而且我的哥哥已经同许多“东藏民青”成员一起参加了解放军。哥哥从康定寄来的第一封信，就是动员我和姐姐参军，一起到拉萨去。

进藏部队当时正在准备进行“昌都战役”。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吸收一批懂汉文汉语的藏族青年参军，开展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而支前运输、行军作战，都离不开翻译。当时翻译人才非常缺乏，担任经理塘、巴塘一线的南路部队翻译的，都是巴塘人。据说上级指示，巴塘基础好，翻译和所需藏族干部都在当地解决。巴塘是个小地方，只有一个初师，学生也不多。继18军之后，西康省政府也招收了一批干部，愿意参加、能够参加解放军和地方工作的，基本上都走了。部队只好到小学来动员，同时也向社会征兵。我们班只有三四个同学报名，后因家长不同意，最后只有我和格朗两人参军，我被分到了宣传队。那时我刚满12岁，又小又瘦，还没有步枪高，一根根肋骨都可以数得出来，唱歌不在调上，跳舞跟不上节拍，唯一的优点是脑子比较灵，记忆力好，口齿比较清楚，选来选去，最后让我担任下乡演出的主要翻译。我的翻译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951年4月，遵照上级指示，我所在的部队——南路工委和157团奉命离开巴塘，向昌都进发。当时这支队伍中有八九个女兵，还有四个小战士，就是巴塘籍的新战士们。而其中最小的战士就是我，那一年，我刚13岁。

挡住进藏部队前进的第一座山是达玛拉山，藏语里把凶猛的老虎称作“达玛”，“拉”是山。达玛拉这座海拔 5000 多米的大雪山，高耸入云，山势险峻，自古荒无人烟，也是公路通向昌都的最后一个障碍。上级命令我所在的 157 团到达玛拉山完成筑路任务。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 52 师的 156 团和 53 师的 158 团，一共是两个师的三个团，还有一个工兵连。三个步兵团，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来讲，几乎集中了进藏部队的精锐，三个团，加上师部机关，还有许多筑路工人，一万多人。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摆成一条长蛇阵，从东西两侧同时修路，非常壮观。

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背着公路前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早在进军西藏之初，即开始了修筑康藏公路的艰难而伟大的工程。4月下旬，部队进入工地，我们团在达玛拉东侧，156团、158团在西侧。上级要求在一年内打通达玛拉，争取1952年通车到昌都。

达玛拉山，海拔5000多米，气候恶劣，风大雪大，严重缺氧，山上没有一棵成材的树，只有灌木和荆棘。山脚下零零散散有几户人家，没有果木，没有蔬菜，也见不到几个藏族同胞。部队的供应，各方面的条件，一下子差了许多。对于物质匮乏、高寒缺氧，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听说公路修通后，汽车就能到西藏，我感到特别兴奋。但部队大多数人都不行，到了4000多米，多数人行动气喘，症状都很严重。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因为海拔高，那时候不要说我们这些人，部队上的指挥官们也没有相关知识，他们憋气难受，只能尽力忍耐克服。海拔高，白天辛苦行军筑路，晚上还睡不着觉。当时开路就是用钢钎凿，一个人在下面扶着，一个人在上面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用人力凿出来的；要么就是用钢钎把石头凿一个槽，把炸药放进去，点燃炸开，但炸药也很宝贵。

我当时还没有钢钎高，没办法参加筑路，主要承担宣传统战工作。当时没有路，部队的补给主要靠从内地运，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尤其是四川。但运输是大问题，我们通过跟当地的头人交涉，请他们提供牦牛运输队，共产党买卖公平，照价雇佣，并且把通了路他们也将受益给他们讲清楚。长征时候到藏族地区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到藏族地区完全不一样，实际上跟当地的上层人士接触基本没有什么困难了。我们宣传队一方面做上层人士的工作，一方面跟群众讲修通这条路会怎么样，藏族人民也欢迎修路，川藏公路“金桥”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我的处女作《吉祥的彩虹》发表在1978年10月号《人民文学》，就是歌颂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犹如吉祥的彩虹联系了边疆与内地、首都与拉萨。

主持人：那么长篇小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获奖作品《格桑梅朵》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降边嘉措：实际上《格桑梅朵》1960年就开始写了，只是这个小说从写作到出版整整经历了20个年头，出版后，责任编辑谢明清同志怀着无限的感慨，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就叫《风风雨雨20年》。

我与我同时代的许多藏族同学、藏族战士、藏族朋友和藏族的文学爱好者不同，比较早地接触了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巴塘解放不久，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巴塘地下党的领导下，传入了一批革命书籍，有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还有一些革命的、进步的小说。西康和平解放后，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在一户有钱人的家里办了第一所文化馆。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到那里去看书开会、唱革命歌曲，我也跟着去。哥哥爱看小说，而且看得很认真。但我看不懂，不过我朦朦胧胧地懂得一个道理：除了寺院里的经书，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书，作为一个学生，应该读这些书。

后来我到了军区文工团，身边同志有毛主席的书，也有鲁迅的书，那时我就读过《阿Q正传》，但像看天书一样，一点也读不懂。这时文工团的一位同志借给我一部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开始我以为自己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但当时没有别的书，硬着头皮看下来，居然能看懂一点，觉得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书里描写的那些英雄人物、那些斗争故事很吸引人。书中描写的河北平原的斗争、白洋淀的抗日故事，我早就听157团的同志们讲过，18军的很多老同志都来自豫皖苏和冀鲁豫根据地，我很喜欢听他们讲革命斗争故事，其中有很多字我不认识，就一面看一面向文工团的同志请教、学习。回到军区干校汉族同学请我教他们藏文藏语，我向他们请教汉字，这样，一部不厚的《新儿女英雄传》，我整整看了一年多。那时我还一面看一面讲给我的藏族同学和朋友听，无意间，就自然地学习了翻译。32年后，1984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我见到了该书的作者袁静同志，我们在一个小组。她是我的第一个不曾见面的文学老师，我给她送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一本《格桑梅朵》，表示我对她的敬意，她很高兴。

1955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的时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北京出版，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买了一部先看，然后又在同学们中间传看。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新儿女英雄传》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保卫延安》讲的是解放战争的故事，那么，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方面，我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斗争；另一方面，在做翻译工作的同时，经常接触各级领导，听他们阐述和平解放西藏的意义，所以对它的意义在认识和理解上，与同龄人、同时代同一个文化层次的战友们、同学们相比，我可能感受多一些。我把写小说的想法告诉战友们，当时最坚决地支持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格朗。于是，我开始在工作之余想各种办法搜集材料、积累素材，结果中间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动笔。就在1959年国庆之后，我收到一封格朗的信，说他随部队从拉萨出发，经过藏北草原到阿里高原，接触了许多牧民，发现他们都不识字，写成小说，无论藏文还是汉文，他们都看不懂。只有搞成话剧，一表演就全明白了。他说他没有时间写作，文字表达能力也比较差，他打算把搜集到的材料寄给我，相信我有条件也有能力把剧本写好。

不久，我收到他爱人曲珍的信，格朗在一次平叛斗争中牺牲了。格朗和他的战友们，安葬在狮泉河烈士陵园，人民的好公仆、优秀的共产党员孔繁森也安葬在那里。我和格朗从小在一起，一起上学读书，一起参军，一起到内地学习，直到1955年秋天才分开，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他回西藏，我到北京。格朗的牺牲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也使我振作。想一想革命的事业，想一想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想一想当年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所追求的崇高理想，我应该振奋精神，鼓起勇气。

1960年春节过后，我就开始写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抓紧一切时间，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创作过程。这一年我21岁，我万万没想到，等到正式出版时，我已经42岁了。

实际上，1961年我就基本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起初是20万字左右，然后就是不断修改。先后经过我们民族出版社总编室的陈秉钧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江晓天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同志等几位老师指导修改，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审阅，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安排谢明清同志和我一起到四川和西藏征求意见。从四川、西藏回来，综合各方面意见，李庶、谢明清两位同志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和建议，由我做最后的加工润色。从原来的57万字，删改十几万字，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最后是40万字。韦君宜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说他们正准备出版一套当代优秀小说丛书，要把我这本书作为丛书之一。当时我没太在意，后来看到这套丛书中还推出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莫应丰的《将军吟》，还有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一批优秀作品。

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艰难曲折，《格桑梅朵》终于在1980年出版了。小说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家民委、中国作协领导的关心和鼓励。刚好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决定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和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等领导同志就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了重要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包括我在内的 10 位藏族作者和诗人。就是在这次会上，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决定联合创办《民族文学》杂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年来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

主持人：我们刚刚到的时候看到您还在书桌前，是还有新的写作计划？

降边嘉措：不是写作计划，我写过一本《李觉传》，是写我们18军参谋长李觉将军的，我13岁就开始给他当翻译，那时天天跟在他身边。1957年，他因健康原因离开西藏，后又勇挑重担，再上高原，参加了我国的核工业建设。他带领创业者在青海湖畔的金银滩搭起三顶帐篷，开始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三顶帐篷，是未来体现新中国高科技水平的原子城的雏形和基石。传记是二十年前就出版了，有一位老工程兵找到我，希望我把当年研制基地建设的故事改编成剧本，现在大纲已经完成了，正在创作剧本，预计明年就可以完稿了。翻译和写作都是我一生的事业，每天都要写一点。

责任编辑　徐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