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小忠：兄弟记（节选）

十四

大哥突然来电话，说家中出大事了，让我赶紧回来一趟。其实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所以当我接到大哥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吃惊。虽然兄弟们都有各自的担当，但父亲健在，因而整个大家庭的事情谁也不敢置之不理，所以我必须要按期回乡下老家去。

五年前，二弟的小儿子考上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未曾就业，兄弟们张罗着给娶了媳妇，可谁能想到，正是因为当初的那个张罗埋下了今日的危机。那件事情说来话长，也是当年二弟没有参考我的意见，觉得孩子上个大学就有一条生活的门路，或者他觉得孩子一上大学自己在村里就有面子了。现在想起来，我也理解二弟，他为了供读孩子，几乎用尽了一生的积蓄。为此他的两个儿子也闹得很不愉快，表面上一团和气，私底下却是“磨刀霍霍”。二弟保持着他惯有的坚强和好面子，口头永不服输，可我看得出，二弟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二弟小儿子对当初的婚姻是有点儿不太愿意的，但也没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结婚以后，孩子变化很大，他不再和二弟对着干，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了不少，全家人看在眼里，倒也放心了。可二弟竟然好多次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家，还说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一切都让兄弟们劝阻住了。二弟有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一旦独自居住，难免会受到村里人的嘲笑。二弟提出和小儿子分户居住，自有道理，可他没有对兄弟们挑明说，他将所有烦恼积压在内心，郁郁寡欢。短短时间内，人也苍老得不像样子了，当他和父亲并排坐在阳光下，除了兄弟们，外人几乎不可辨了。看来二弟的两个儿子使二弟彻底倒下了，他已经丧失早年那种拼搏的勇气和信心了。

大哥的砖厂越来越不景气，实际上大哥也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可一时难以放手。二弟当年因供读小儿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大哥分股。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哥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而对他自己来说的确是渡过了难关。那可能是二弟全部的积蓄了，我记得他当时说过，所有资产分成三份，两个儿子各一份，他自己一份。大儿子在父亲供读小儿子的事情上持有意见，因而一直对二弟不冷不热。小儿子上学花掉很多，到头来两手空空，再加之说亲娶亲，二弟留在手头的那份大概也所剩无几了。

二弟性情大变，源于他小儿子的婚变。二弟的小儿子是大学生不错，但他经历不多的生命中却有过频繁的高低起伏，从农牧区到城市，再到农牧区，他渴望的那种生活未能实现，反而落入虚空之中。我猜想，在婚事上他有反抗之意，心底却又不忍，或是不敢，毕竟供读他的时候家里花了过多的费用。二弟为他小儿子娶媳妇也是某种职责所在，所娶之女无论家道、人品还是相貌，都十分不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受人攻击并不是这些方式不好，而是从这方式里所得到的结果不好。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天下父母哪有存心将儿女推入火坑之说？为儿女择偶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按门当户对的标准为儿女择偶，无外乎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将来过得平安幸福。然而问题就在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两代人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于是，父母自以为十分准确的判断却很难迎合下一代人的情感世界，父母之命的结果在婚姻中则体现为新的家庭矛盾层出不穷，甚至决裂。

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化，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二弟小儿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二弟小儿子与家人及妻子之间的和顺关系只是表面现象。就在二弟盼望着抱孙子的时候，潜伏着的隐患渐渐显露了出来。和村里惯于浪荡的年轻人的表现相似，二弟的小儿子起初也是夜不归宿、花天酒地。这样势必会引起家庭的不和，首先是二弟看不惯，之后便是骂骂咧咧。在二弟面前，他的小儿子又重复了刚毕业时的那种状态——既不说话，也不抵抗。这种沉默式的抵抗有一天终于波及了小两口，争吵、谩骂、打闹，继续沉默，之后陷入冷战。二弟十分恼怒，儿子毕竟结婚了，有些事情不好一一去盘问。但他明白，这样的结果不但会让家庭陷入窘迫之中，而且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家庭的破裂。我想，这大概就是二弟三番五次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开居住的原因和目的。

大哥和三弟总是比我聪明，对于二弟的家庭矛盾他们往往避重就轻，或干脆装作不知道。也是因为二弟小儿子在我跟前还能说几句实话，所以对二弟的家庭问题我关注的自然就多了点。其实二弟小儿子也不是成心让家人受气，他说，他只是想到外面去闯荡，他的希望并没有彻底破灭。或借口，抑或早年一如死灰般的雄心再度兴起？至于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知道的是，他再也听不进我的好言相劝，哪怕只言片语。和他不多的谈话中，他除了说和现在的这个媳妇无话可说之外，却也没有说出逃离的理由来。

和我猜想的差不多，二弟的小儿子对我说，因为上学花了很多钱，总觉得亏欠父母太多。原想结婚之后草草了此一生，可是谁想人生如此漫长。漫长的一生当中和一个没有丝毫感情且无法谈得来的人过一辈子，那不就是生不如死吗？二弟小儿子的话说得倒是很诚恳，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在婚姻上的要求远远不止过日子那么简单，他们不但要在情感上获得满足，而且还要在人格和心灵上取得相互的慰藉。然而在这样的要求下去择偶，就农牧区的实际情况来说，是极为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具有相同文化层次和兴趣爱好者真的是凤毛麟角。撇开这些不说，其实我在想，一旦二弟小儿子的婚事以失败告终，二弟可能再也没能力去尽他的那份责任了。

二弟自从小儿子上大学后就戒酒了，可他现在又开始喝酒了。大哥来电话的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哥原本就拖拉，几句话能说清的事总要缠绕半天。当然了，无论他怎么缠绕，他想说的意思我再清楚不过了。简而言之，就是二弟变了。变成坏人了？喝酒也不能说明是一个人变坏的开始吧。几个月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二弟不但喝酒，而且还参与赌博。

我躺在家里，开始梳理这么多年来发生在兄弟间的各种恩恩怨怨，大大小小，反反复复，最后才又回到二弟小儿子对我所说的话当中。滤尽其他成分，二弟小儿子所说的话大概也就一句——日子过不下去了。再具体一点说，就是要离婚。二弟和他小儿子肯定没有深刻地交谈过，从小严加管教，如今这样的结果二弟是难以接受的。给小儿子再娶一次媳妇，断然会要了二弟的命。可是靠赌博能发家吗？靠赌博能给儿子再次娶媳妇？二弟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向十分精细，而事实并非如此。遇到难以跨越的门槛就令他抬不起脚，还是现实的残酷无情让他变成了傻子？

我再次回到老家，依旧不见二弟的影子。听家人说，二弟的小儿子和二弟正好相反——白天睡觉，晚上出门。眼看家道衰落，兄弟们虽然各自尽了本分，却依然唤不回二弟父子的回头。父子之间没有了任何情感，也就缺少了相互间的疼惜与眷恋，就和路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老父亲也不再吆喝开家庭会议，他早年的威严也在岁月的磨洗中变成慈和，给我来电话时，也听不见昔日的雷厉风行，只是自责、感叹，或对我们兄弟几个的絮絮叨叨。

这年秋天，二弟的小儿子终究还是离婚了。铁定的事实面前，大家只有嘘唏。那天，二弟是醉着的，时哭时笑，喜怒无常，等一觉之后，除了黑了一圈的胡茬之外，仅剩无奈和叹息了。

十五

二弟的赌瘾不但没有戒除，反而更大了。好几次他在电话里直接说，没有钱，电话都停机好几回了……还说下次回来时多带几包烟给他。这是我的二弟吗？记忆中的二弟虽然争强好胜，爱贪小便宜，却十分好面子。他这样开诚布公倒是很符合兄弟间的情谊，只是不太符合生活的规律和个体生命在生活中的价值体现。

不见二弟的影子，他的大儿子对此漠不关心，大家看在眼里，却又不愿去多说。“骨肉之间，多一份浑厚，便多一份亲情，是非上不必太明。”话是黄宗羲说的，也不乏武断。这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我却感到了不自在。就当时那种氛围，再联系这些年所经历的许多事件，我发现事实并不是那样，兄弟之间缺少的恰是亲情的浑厚，而多出的却是是非上的判断和利益上的权衡。“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兄弟间的问题的讨论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空乏和偏执，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是所处环境和不同想法之间的对峙。当然我们坐在一起，是有意回避这些话题的。尽管如此，那种不自在，甚至别扭的表现还是捉襟见肘了。二弟尤为如此，没有到焚香祭祖的时辰，他就借口回自己家了。

家是人们精神存在的载体，是有具体的生命意义的。家不仅是物质的体现，更多的是精神与礼仪的核心。二弟急于回家，何尝不是对精神与生命的慰藉与唤醒？那么，素日的二弟真就没有生命意识与精神慰藉了？二弟就是携带躯壳而奔突的流浪者？我不愿这么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孝道的意义不在于如何遵从老人，而是如何以共同的血脉来维护家庭的和睦和礼仪所代表的权力地位，一句话，就是团结。面对不听话的两个儿子，二弟大概感觉到那种和睦与礼仪所代表的权力地位早就不存在了，因此，他才对眼下的生活有所失望。对自身存在的价值有了质疑，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为什么活，为什么活得如此累，甚至为什么如此不公平等的质问。二弟一步步陷入对未来生活的无限迷茫和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了，直至无法自拔，可兄弟们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出门也好，坐在家里都是气筒。第二年清明期间父亲对我说，二弟小儿子出门打工去了，临走前从他这拿了一千块钱当路费。二弟对此已经毫无感觉了，他只是沉浸于一夜暴富的幻想之中。

大哥的交际很杂，也很广，听到和见到的远远多于我们，但就有关二弟的事情却有意隐瞒着。这天，我接完大哥的电话就匆忙回家了。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三弟举着铁锨，护着坐在门槛上号啕大哭的二弟媳妇，家族里其他兄弟们也是虎视眈眈，高声对嚷着。起因很简单，二弟欠了人家赌债，由于无力偿还，人家前来拆房。赌债实际是某种意义上的高利贷，没有法律效力，何况对方亦无字据，且看着我们人多势众，纠缠了一阵子也就各自散去了。而债主上门拆房，却留给村人一个永久的笑谈。

二弟离开了家，离开了村庄，他几乎连老人都不在乎了。二弟绝不是那种无情的人，他要强，好面子，从双脚踏上那条赌博路起，他应该想到挖墙拆房是迟早的事儿，可怎么就回不了头呢？难道真的让一夜暴富的美梦糊住心门了吗？有家不能回，有舍不敢入，兄弟们从最初的恨到如今的怨，渐而到遗忘他。除了那股相同的热血之外，没有了疼爱，没有了悲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事实如此。

这天，我突然接到二弟小儿子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拐弯抹角地唠叨了很长一阵，最后才落到实处——他说他谈了女朋友，想带到家里来。

我沉默了。有女朋友是好事情，但也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鼓掌就能通过那么简单。就眼下情况而言，二弟还有能力吗？接完电话，我就此事跟大哥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奇怪的是大哥一声没吭。我又给三弟说了一遍，三弟沉默许久才吐了三个字——随他吧。之后我也在想，有二弟在，我这样忙于张罗是否合适。而且这样的张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钱，还能有什么？我突然明白了大哥的缄默和三弟的无所谓。

几个星期过后，老父亲的电话来了，他让我回家一趟。虽然没有说要干什么，而我何尝不明白要干什么呢！父亲老了，话语吞吞吐吐，少了当年的利索，但这次却多了不同于以往的严肃。父亲说，你们都是长辈，事情终归要解决。毕竟是亲兄弟，你们都不管了还能指望谁？二弟不在场，大哥、我、三弟，我们认真听父亲的训导。说实话，事情肯定要解决，但在解决的方式上我们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父亲又说，等我死了，就啥也看不见了。不死，我就要看你们的笑话。父亲的话很有分量，同时无形中也给我们带来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压力。

这年冬天，在父亲的召集下，兄弟们再次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二弟小儿子的事情。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二弟。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的二弟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而该有的那种耻辱感。二弟小儿子在外地找了女朋友的事情起初还是有余地的，可现在毫无退路了，因为他已将身怀六甲的女朋友带回了家。兄弟们由心平气和的商议渐渐变成气冲牛斗的争吵，再到最后的不欢而散，可依旧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春节过后，二弟喜得孙子，可全家人怎么也欢喜不起来。事已至此，我们只好按习俗行事。二弟小儿子带来的那女子并非外地人，而是离这三十余里地的宋家庄的。那女子的父亲是粗人，人人都叫“莽张飞”，说白了，就是个玩命的“匠人”。我们央人去说事，都让他骂了回来，三番五次都是如此。后来老父亲又央求了村里几个老人，虽然没有被骂回来，但那“莽张飞”说，他的脸全让女儿丢尽了，就当没养过，拿三十五万过来，算是卖给你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没有必要继续纠缠下去。可钱从哪儿来？全家人再次聚会，兄弟们三言两语各自发表意见，而说到钱，所有言语便戛然而止。二弟在整个事件当中完全像个木头人，无论兄弟们怎么抱怨，甚至用恶毒的语言去责骂，他既没有任何反抗，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依然像个局外人一样。

接连商议好几天，大家都感到有点儿疲惫了，也是因为谁都没有贸然提出拿多少钱的话来。一月之后，烦恼落到了大哥头上。我没有想到二弟那样去想，甚至非得要那样去做。

大哥给我说起好多年前分田地的事情来。分田地的事我知道，田地当初是父亲当着兄弟们的面分的，大家都没有怨言。现在二弟却翻出陈年旧账，说当初分给大哥的那几亩地让大哥有了意外的收获，但他不能独吞。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二弟就分地一事旧话重提，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祖先承包了国家的田地，还说大哥实际上就是承包祖先的田地之歪理。二弟之所以强词夺理，说白了就是想让大哥拿钱给他。大哥愁眉不展，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安慰，该生谁的气，而又该去安慰谁？

兄弟们又一次聚首，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必须要立刻解决的地步。那女子的父亲放出话来，说再不拿钱过来他就先剁死他女儿，然后再捅死二弟的小儿子，更玄乎的是有人恰好遇见他拿着砍刀在村口转悠。

那天大家都没有争吵。实际上我提早就和大哥商量好了，大哥也同意拿出十五万。当然，我也是给大哥做了担保，必须签字画押，杜绝二弟以后再在田地一事上纠缠。那天，我们把二弟的大儿子也叫来了。开头的话还是父亲说的，父亲说，你们都在，没必要遮掩，能拿多少就多少。他说着就先拿出了一万，又说，这是我所有的养老金。大哥也是自告奋勇，他说，我拿十五万。大哥说完之后，不住地看着我。我知道该轮到我说话了。我说，我凑八万，三弟必须拿六万。之后我又指着二弟的大儿子说，你也要拿两万。三弟听完之后一声不吭地走出了院子，二弟的大儿子欲要反驳，却被我冰凉的眼神生生挡了回去。

事情总算有了眉目，尽管都不情愿，但钱在三五天内都凑齐了。当兄弟们把钱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也将二弟摁了手印的纸条交给了大哥和三弟。纸条是我拟写的，内容很简单，其意为：二弟所欠赌债与兄弟们无关，遇到挖墙拆房之事由二弟自行解决、担当，以后无论有多大困难，兄弟们只能给予精神鼓舞，免谈经济资助，等等。

对我而言，八万元虽然不是太多，但也确实不少。八万元缓解了一个家庭的所有危机，然而留给我的却是长达数月和妻子的唇枪舌剑。后来我也想通了，哪个女人不想当掌柜，不想掌权，甚至当一家之主？我背着妻子拿走八万，怎么就不允许人家闹腾一番呢？说到底，“兄弟”依然是个温暖的词，也是因为身上流淌的那股相同的热血提醒着我们，事情必须那样才能解决。三弟当时一声不响走出院子，他何尝没有难处？再说三弟又添了一个女儿，他用钱的地方比我们都要多。

大家都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信任的交往。实际上，单靠信任维持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年代早就过去了。亲兄弟明算账，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明算账，才可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的平衡。我们兄弟间的账目很明晰，所欠所得一目了然，然而这笔再也明白不过的账目却带给了我深深的孤独。当我再次返回乡下老家时，大哥竟然也有些陌生了。三弟也是，而三弟媳妇对我更是恨之入骨，她见我进门，就故意指着扫帚之类的物件乱骂一通。父亲也低下了头，没有了昔日的精神，也不再唠叨过往，唯有三弟那不满四岁的女儿在我身边蹦蹦跳跳，亲密无间。除此之外，我再也感受不到家给予我的任何温暖了。

十六

光阴似箭，飞快的光阴带走众多不愉快的往事，也带来了大家期盼着的美满和幸福。不到短短十年，临街的旧房屋都拆了，一年后，又盖起了统一规划的红墙青瓦的新房，看上去淡雅、清新，村子因此也有了传统文化的氛围，给人朴素大方的感觉，同时每个巷道里都装有路灯，通往家家户户的都是硬化路，有广场，还有健身器材……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让村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赶上了好时代——老人们无不感慨。年轻人对此更是满怀信心，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何尝不是大家的奋斗目标！

边远陡坡的田地都种了树苗，自家门前院后也种满了树木。似乎是突然之间，大家对生存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吃好穿好已经不在话下，如何让自己活得舒心才是关键所在。不仅在乎生命的长度，村里人更开始在乎生命的宽度，这样的认识和转变让人猝不及防。

我的兄弟们也是趁着大好时光，出入村头巷尾，比早些年光鲜了许多。孩子们一年比一年大了，大哥卸了重担，厂子转让给了别人，日子过得也算舒心。二弟不再赌博，早年的赌债该还的都还了，无债一身轻的他倒也无忧无虑。家里亦无大事，兄弟们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渐渐遗忘了昔日的不快，自觉与不自觉间，又紧紧靠在一起，大家庭再次发出和谐的欢声笑语。

然而就在那年初冬的某天早晨，母亲突然去世了。我接到电话，一时回不过神，说母亲早早起来就晕倒了，但我感觉母亲可能没有了，家人只是为稳住我的心才说了善意的谎言。中午赶到老家时，母亲已没有了意识。从早上六点多到现在已过去近七个小时，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本家兄弟们说，慌乱中将人抬到炕上，这才开始叫救护车。我知道老家的情况，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压根就没有指望过。事已至此，但也不能坐等母亲咽气。通过各种方式，我们终于找来了救护车，送母亲去了县城医院。送母亲去医院的那一瞬间，我心头突然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倘若抢救过来，母亲却永远醒不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很难做的。真是那样，母亲只好受罪了。如果不去医院，谁能担当得起让别人看来是极为不孝的罪名呢？母亲其实是很健康的，她总是闲不住，在我们的意识中，根本没有将母亲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父亲常年身体不好，才是我们兄弟几个经常担心和谈论的话题。然而母亲却先走一步，留下了父亲，留下了我们众兄弟。 

县城医院没有开颅的本事，建议我们到大医院。母亲颅内出血十分严重，我从医生的神情上，早就看出了不祥。怎么办？大哥说，还是走吧。大哥是本家最大的兄弟，当然他也很清楚母亲的情况，只是不便明说，依然坚持要颠簸上百公里路途。大哥那样做，莫不是为换取村里人眼里的“一片孝心”？按我的想法，其实没必要折腾了。所谓孝心，更多时候就是给别人演戏。有没有孝心，这么多年来难道自己心里没底吗？常言道，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真的是吗？我反而觉得很多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却不由我们来选择。果然，没有走出十公里，母亲就走了。她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也没有经历疼痛的折磨，就那样平静地走了，我心里默默记住了母亲离开尘世的时间——己亥年九月廿八日酉时。 

母亲劳碌一生，我们遵循她生前的遗嘱，将她土葬，并请了僧人念了大经。同时，也按照村子里经常举行的三献礼祭祀了母亲。先生的祭文十分高调，也有点名不副实。母亲只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洮河沿岸像这样普通的母亲是数不过来的。先生写祭文，何尝用心过？不过作为世俗世界里所谓对勤劳者的赞美和安慰，也无话可说。我深深地知道，那些虚假的光环，终究无法遮掩住我们内心的伤悲。七日后，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安心过日子。母亲的突然离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梦。每次回家，看不见母亲，房屋就变得幽暗了许多。山岗上，晃动的人影渐次消失。落日下，场院里的豆子像一群孤独的孩子。我也想，这时候，她就会回来。温暖的火苗跳跃着舔舐黝黑的灶膛，她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像一尊菩萨，为我们祈祷平安和吉祥。现在，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土，想念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而深埋大地之下的她，再也不能告诉我们她的苦衷，也不能透露，那些关于活着的艰辛与困苦。临走前，母亲没有对我们开口说话，她留给我们那么多无法破译的语言，“对苟活于尘世中的她的儿女们来说，秘密日益重要起来”。 

母亲去世两年后，三弟的女儿大学毕业了，那年冬天，兄弟们再次相聚在三弟家，开始张罗她的婚事。经历了许多生活的风霜雪雨和坎坷波折，回过头来才发现，尘世的一切恩怨早已注定，也是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终究做不到决绝的分裂与独立。

（节选自长篇散文《兄弟记》，青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 王风莲 代金霞）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1期）

本刊责任编辑　阿旺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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