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陶　纯：好运之地（散文）

大约二十年前，我参与一部有关红二、六军团长征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剧本创作。大量查阅党史军史资料时，平生第一次对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有了比较深刻、直观的印象，因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就是经过通道北上，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湘西会师的；红六军团在通道境内的小水村，还与阻敌发生了遭遇战。但对一个月后中央红军路过通道，紧急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十万火急通道转兵，仅有一点模模糊糊的了解，没有太在意。

今年6月有幸参加纪念中央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九十周年活动，终于清晰地摸到了这一段历史的脉络，补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

通道位于湖南省境内的西南一隅，怀化市的最南端，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查阅通道的历史沿革，发现早在宋崇宁元年（1102年），便置罗蒙县，翌年，改罗蒙县为通道县，通道这个词作为地名，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千年。

实际上，在漫长岁月中，偏僻的通道县隐藏于深山之中，一直默默无闻。中国有近三千个县区，其中通道县的知名度并不高。

不过，历史给了通道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这便是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

通道这块土地仿佛天生与红军有缘——早在1930年，参加百色起义的红七军从广西撤往江西途中，就曾经过通道。当时肯定发生了一些故事，但因为年代久远，除了军史上有一点记载之外，更有价值的细节都烟消云散了。四年之后，红六军团西征期间，于1934年9月14日从绥宁县的黄桑坪进入通道县，15日前卫十八师在大坡界峡谷遭遇湘敌李觉部刘建文团的伏击，部队被截为两段。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十八师五十四团前卫排三十六名战士奉令迅速抢占小水大坡界的另一个高地，拼死阻击强敌。激战三个小时后，二十多位红军指战员牺牲，只剩下八名战士，弹尽粮绝。此时，数百名敌人蜂拥冲上山头，最后时刻，八名战士砸烂枪支，奋勇跳下距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悬崖，其中六名战士当场牺牲，另外二人受伤被俘后宁死不屈，最终惨遭杀害——八名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这种无比悲壮的牺牲，与1941年河北易县的狼牙山五壮士，完全是一种情形。但不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名满天下，这八名壮士没有留下姓名，他们被合葬于大坡界下面，被冠以“无名烈士”——如果不是刚牺牲那会儿当地百姓冒着风险掩埋遗体，他们很可能就尸骨无存，新中国成立后想立个碑都不可能。所以我以为，那些在中国革命漫长而卓绝的历程中没有留下名字的烈士，是真正令人感佩的；那些在革命历史的皱褶里隐藏的故事细节，也是最有魅力的。

因为早就知晓小水村有个红六军团过通道红军烈士墓，所以去小水祭奠那天，我的心情格外复杂、沉重。往烈士墓走去时，突然赶上一阵急雨，瞬间打湿衣衫，以为祭奠不成，将会留下遗憾。没想到刚回到车上，雨突然减弱，于是一行人又踏水来到烈士墓前，鞠躬志哀——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老兵，向九十年前的红军小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用一句老话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以前说这话时，有时感觉是句套话、空话。奇怪的是，当站在烈士墓前，丝毫也不会有先前那种虚飘的感觉，而是沉甸甸的真心话。

小水村旁边有个木结构的老桥，位于三条水流交汇处，名为总关桥；既是桥梁，也是长廊，用来给行人歇脚，可避风雨，它亦历经风雨，所以人们又叫它风雨桥。它始建于清代，处于交通要道上，如果要去广西、贵州，这里是必经之地。九十年前，红六军团一部正是从这里经过，想必那些在小水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也是从这座桥上走过，然而他们刚迈过这座桥，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在二十多米长的桥上踱了两个来回，还特意在桥头照了一张相。来小水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对于我来说，此行记忆将是永恒的。

红六军团离开通道，仅仅一个月之后，通道便又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客人”——从江西过来的中央红军。我想在此重点强调一下，通道置县千年，名为通道，千年的等待，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天！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损失过半，元气大伤，实际上已经到了万分危急之际，稍有不慎，便会陷入灭顶之灾。

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往下的故事，当今不少人都知道了——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在通道举行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合的计划，因为往北一二百公里，就是蒋介石刚布置好的、有十几万重兵把守的“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应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这之前，由于他在湘江惨败后及时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沟通，首先得到了他们赞同，所以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幸而得到采纳，红军从而避免了覆灭的危急。

这个会议开得急，之前没有计划，是仓促之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一起行军的中央领导人，算是一个临时碰头会，最终连一个简单的会议纪要都没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被誉为“伟大的转折”的遵义会议，因为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此前召开的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党史有明确记载——黎平会议正式改变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进一步明确了进军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但对于更早一点的通道会议以及通道转兵的历史意义，不要说在战争年代，即便解放之后很多年，除了寥寥几位当事者以外，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档子事。因为这是数十年前召开的秘密会议，当地人不可能知晓事情原委。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大力挖掘和传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辉煌的历史有可能会埋没于茫茫岁月的尘埃之中。

所幸的是，厚重的历史是不会被无端埋没的。通过党史工作者、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孜孜以求，努力考察、挖掘，通道会议以及通道转兵这段尘封的历史终得拨云见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知晓这一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填补了党史、军史在这一阶段的历史空白。

现在我们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通道转兵的意义：中央红军到了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击，危如累卵。当此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认为，往北去，死路一条；往西进贵州，才能避实就虚。在他极力说服下，红军最终改道往西。仔细想想，没有通道转兵，何谈之后的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呢？有了这第一步，才使得以后的每一步，逐步成为可能。从通道到黎平、猴场，再到遵义，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通道是第一个扣子。通道转兵纪念馆进馆大厅左边墙上赫然刻有：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起点。通道走的这一步或许更为关键——那时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核心决策层，边缘化已有近三年时间，他能够参加会议，意见主张能够在会议上被采纳，甚至这个会议就是因他私下做工作才有的，自此他有了发言权——说这里不是起点，哪里是起点呢？就是因为走对了第一步，那么他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层掌舵，亦可看成是水到渠成之事。

对于通道会议、通道转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挖掘与传播，通道人杨少波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从小就在恭城书院上学，隐约听老师讲，当年红军曾经在书院驻扎，毛主席来过这里。一个少年的好奇心就是从那时候被激发起来的。随着年龄增长，他越发感到在书院发生过大事。二十年之后，已经当上县团委书记的他，开始着手想方设法搜集、探究这段传说中的历史。再往后的十多年间，为了探求这段秘史，杨少波看了无数的资料，实地考察过很多地方，还多次到北京拜访长征时期的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后代。

他发现，对于通道会议，当时担任红军军事顾问、具有最高指挥权的李德，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有些许记载。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第20期上发表的《回顾长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据考证，刘伯承没有参会，但他作为红军总参谋长，一定是最早知晓内情的人。这一段话便是通道转兵最好的例证。杨少波还发现，怀化地委党史办1987年编著的《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中提到：1971年7月7日下午，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情况时，对博物馆的同志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的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通道和黎平会议。”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通道转兵的历史事实不再鲜为人知，而且不容置疑。个人认为，对于通道转兵的宣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知晓通道，关注通道，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通道不仅有通道转兵纪念馆、恭城书院，作为侗民族核心聚居地，这里堪称“侗族文化活态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

通道人把通道比喻成中国革命的好运转折之地。来了通道，会有好运。愿好运一直相伴着时代，相伴着我们的祖国。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0期）

专辑责任编辑　杨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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