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位朋友发来微信，说他得到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渴望>冲击波》，觉得很有纪念意义，还发来了书影。看着封面上刘慧芳（张凯丽）经典的笑，让我想起许多往事和在与不在的老朋友。
三十一年前，电视剧《渴望》轰动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凡有人群的地方，没有不谈《渴望》的。现在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不就是一部电视剧吗？社会舆论怎么会像一锅烧开的水，到了沸腾的程度？那情景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形容了你也不信。我还记得这本书首发的那天晚上，在地安门新华书店，原本说好下午四点印刷厂送书到现场，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总之，大家热切盼望的书，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勉强露面。从下午就在书店排队的读者有几百人，不少妇女还抱着孩子，大家表现出少有的耐心。我知道，他们等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为书签售的“刘慧芳”。那天，书店还请了八位警察同志帮忙维持秩序，而随着刘慧芳的出现，现场还是有点失控，许多人蜂拥而上，都想摸一摸刘慧芳，结果导致她的手臂被挠得留下一道道血印子。
还在电视剧播放期间，我们几个朋友就商议要做一套“《渴望》文化丛书”。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书的编写，毫无经验。我的合作者、好兄弟杨文勇，他在《新闻出板报》任职，对书的编辑、出版流程有些了解。于是，我俩分工，他主外，我主内，印制、出版、发行，包括投资，都由他负责联系、安排，我则负责内容的组织、编写。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的我已经有点“材料控”的倾向。我当时的想法，是打算为“《渴望》热”留下一点社会心理学的材料。如果有人想要研究90年代初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这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一份病历。
因而，我的编辑思路便突出了电视剧播出后的社会反响。与电视剧相关的内容自然是一个也不能少，拍摄内幕、创作谈、群星谱、故事梗概，包括主题歌、插曲，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另有“评论专辑”和“群众来信摘要”两个板块。前者是一般影视类图书都有的，后者则是我们这本书独有的。它体现了我的初衷，即尽可能多地保存社会心理信息。当年尚无互联网，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更是闻所未闻，观众表达看法，反映意见，给报社写信是最常见的方式。我所在的《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是联系观众最广泛，反映观众意见最及时的管道，那些天，毫不夸张地说，群众来信真如雪片一样，一捆一捆地送来，几天就装满一口袋。其中包含了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北京外地、男性女性等各类观众的不同看法，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为了搜集更多观众的意见，我还摘编了《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广播电视报》等兄弟报刊的群众来信。当时尚无版权意识，现在想来是过于鲁莽了。
评论和群众来信两个板块占了全书的一半左右，但我总觉得似乎还有点欠缺。看了大量的评论稿件和读者来信，有两个反映得比较集中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是如何评价刘慧芳这个人物，围绕她形成了很尖锐的对立意见，难以调和；其二，为什么该剧要和王家过不去，很多人由此联想到知识分子的处境。为了能在电视剧播出结束后尽快推出这本书，我只能麻烦身边的人。薛涌曾是我们“五色土”的同事，他因与杜维明对话，批评新儒学而成为学界新秀，被调入社科院政治所。我便请他就第二个问题赶写一篇文章。几天后，他便交了一篇长文《为丑陋的“老九”——评《渴望》的“反智主义”倾向》。如他所言，他的这篇文章虽以分析《渴望》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开始，但重点不在分析反智主义的危害，而是分析其中反智主义倾向的社会依据，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本身的依据。具体地说，也就是知识分子身上足以引起反智主义的那些弱点。
薛涌的这篇文章深得我心。我当时恍恍惚惚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评论文章的写法应该有一点变化，不要总是就事论事，谈一点观感，来一点所谓的艺术分析，局面能不能搞得大一点？刚好有一本书，即美国心理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编著的《人格与心理潜影》，给我很大启发。书中有一篇文章《群体过程的一面镜子：法国大众电影（1919—1929）》，是通过电影来研究“一战”后法国社会心理的。作者引述艺术史学家沃尔特·阿贝尔的观点，认为所有艺术作品都是集体梦的表现形式，而大众电影比个人的艺术创造更贴近社会的群体过程，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的集体潜隐紧张。我便由此联想到《渴望》和刘慧芳。电视剧播出以来，围绕刘慧芳，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是觉得刘慧芳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电视剧是在“呼唤真善美的道德回归”，而这种呼唤又主要表现为编导对刘慧芳的刻意美化，使她看上去至善至美，完美无缺。其次，也有人从现代史的角度看待刘慧芳，认为这个形象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妇女形象的反动、倒退，曾经被历史否定的角色又以肯定的面目出现了。这两种意见，前者表现得更为强烈，激情澎湃，人们到处寻找“刘慧芳”，有人写文章，直接就用了“刘慧芳，你在哪里啊”这样的题目，此后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寻找“淑女”的一次社会活动，许多人拿着相机到街上偷拍女性形象，并对拍回的照片品头论足。而这也引起了那场关于“开放的中国是否需要淑女”的讨论。于是，我很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刘慧芳所引起的这种冲动和狂热，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理机制；而《渴望》制造的刘慧芳的梦，到底满足了中国最广大观众群体的哪些心理愿望，又折射出怎样的集体潜隐紧张。于是，我便套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写了《<渴望>旋风——群体精神的一面镜子》一文。这面镜子一方面照出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道德现状的不满，希望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隐晦地表达了一种愿望，即女人应该更像女人，多一点女人味。而这个问题背后则联系着百年来中国妇女运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当我尝试着去探讨和揭示这种社会心理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时，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我要感谢刘慧芳的是，这个人物给了我一点意外收获，几年后，我写了《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这也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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