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谢侯之的散文集《春树峁》。作者是曾经的陕北知青，春树峁是他当年插队的小山村，书中所述都是他所经历的陕北生活、插队故事，以及生活给予他的体悟。而有意思的是，读此书的过程中，竟不时想起刚刚蹿红网络的“二舅”的故事，并隐隐感到二者之间是有某种细微差别的。
谢侯之的故事与“二舅”的故事中都有苦难和命运，所不同的，后者被塑造成一个超越苦难，打败命运的英雄，而前者只是用了平实的语调，讲述他所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从乡民对待苦难的态度中得到的人生感悟。
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也是两种不同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二舅”故事的讲述者是以反历史的态度，用“二舅”的成功反衬苦难的正当性、必要性，通过神化苦难、诗化苦难、美化苦难，给苦难披上一件有益的外衣，把苦难变成可以品尝的美味。其目的不过是安抚现实中受苦受难的人们，给人们一种虚幻的希望。即使“二舅”真有其人，站在历史的角度，这种叙事仍然是对历史的滥用。
《椿树峁》 谢侯之 著
其实，在众多关于插队故事的讲述中，这种态度并不少见，最典型的恐怕就是“青春无悔”的叙事。这类故事往往是记忆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被重新组合、编码、认知、建构而讲述出来的。富于想象的、感情起支配作用的、非理性的人最容易被这类故事所迷惑，以为自己的青春真的是无怨无悔的，从而抹去了苦难留下的伤痕。对沉重的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轻浮的态度。
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谢侯之作为理科生、计算机博士的身份有关，我们看《春树峁》中所讲述的故事，是显得很冷静、很平静、很沉静、很纯净的，绝不煽情，是一种朴实得近乎白描式的写法，却在朴实中蕴含着浓浓的深情。
我读《冬月》那篇，读到过年，乡民请知青到家里吃饭，作者端起盛满灰色荞面饸饹的粗瓷老碗，“闷了头，急急地吃，咀嚼声淅沥声大作。眼见得一大碗面空了碗底，这才抬起头来，眼窝里噙满了泪花”，我也忍不住流泪，只好合上书本，平静一下心情。
谢侯之在书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吃。在那个糠菜半年粮的时代，“大人娃娃都敢吃饱”，就是庄户人家多少年的梦想。他写到冬日某天副队长家的晚饭，“一家六口，都端上了碗。碗里黑乎乎汤水，是绵篷籽的面面，加的什么干菜草叶，又掺些糠麸子，具体菜谱不清，熬成了稀糊糊”。这场景不能不令人动容，但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副队长的那句话，“人有吃上就好”。这道理浅显而深刻，是大山里哲人的言语。
他还写到几个知青如何面对镇上县委招待所干部们吃剩下的那些菜。因长久吃不到肉，便有一种对肉的渴望，而干部们的剩菜中，不仅有油水儿，还有剩下的肉片儿。先是有人嫌吃人家剩下的不卫生，后有人说，你就想，刚才是你和干部们一起吃来着，不就卫生了？他感叹：“这逻辑思维，甚是正确。人这样逻辑了，便可望得缘吃肉。更可贵是，这号安然心态。”
谢侯之与他的学生娃娃们，1973
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句话，当下的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而当你天不亮就扛起老镢头上山掏地，饿到手腿瘫软，举不起镢头时，你才会觉得，披一身晨曦出现在高山峁峁上的揽羊的羊倌，那是天使的形象，因为他身上担着各家的饭罐罐。那时，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往往是用吃来表达的。
他在《乡学》一文中，就记述了那些不识字的农人是如何敬重他这位先生的。为了感谢他教娃们读书识字，不记得谁带头，家家都做好吃食请他。有那贫穷人家也请，他坐在炕上，一家大小看他一个人吃，大人孩子都说吃过了，弄得他好不自在，十分尴尬，但这份情意却是无法拒绝的。
读《春树峁》是一次精神、情感的洗礼。在这个物质生活泛滥的时代，我们丢失了本该有的感受疼痛的能力，身体和灵魂都近乎麻木了。而《春树峁》可以唤醒我们身体和精神中的某种感觉。恰如谢侯之所言：
“当年的那一群知青，头一次见到这陕北，见到这苦情的日子，才知道还有这遭罪的人生。真正让知青震撼的，是这群躯壳中候着的魂灵，这是钉在这黄土峁子上的魂儿。再咋的苦情，咋的遭罪，都平静着，麻木着，并无嚎叫不甘，认下，受下，顺了死生，随了命定。你暗中感受到那种承受苦难的能量，那能量极其巨大，无底得叫我恐惧。”
这种基于人性意识的觉醒，或许没有“二舅”那样的光鲜靓丽，但却是朴素的道理，承载着更深沉、更加刻骨铭心的对生命的感悟，能让我们从卑微的生命中看到崇高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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