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宋代的书写非常多，其中不乏基于当下对宋的想象和期许。李洁非的《品宋录》则提供了另一种对宋的观察和认知。一个“品”字凸显了他的叙述不会是纯客观的、不带偏见的历史实录。作者浸淫文学批评既久，固不能与文学家法完全切割，常常会在叙事中流露出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意图，带有批评家指点江山的风采和鲜明态度，而非史家的平和沉静与不动声色。但其独特性恰恰也表现在这里，绝不人云亦云，绝不模棱两可，常有奇思妙想横空出世，对宋代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朝堂之上和江湖之远的诸多现象的解说，多能独抒己见，很少囿于传统固有的结论。
比如金灭北宋，所谓靖康之耻，真相如何？他对那场灾难的讲述就很不同于以往我们的认知。而这种不同又主要表现为他的观察、理解和判断。书中，他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从“汴京到临安”的历史变迁，揭示那些历史疮疤下面腐烂的物质，悲痛、伤心之余，不能不为这种惨痛的历史真相而感到震惊和羞耻，而对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亦多一些同情、理解和赞赏。
《品宋录》
李洁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从作者的讲述、论述中我们看到，北宋之所以走到万劫不复的下场，实在是与宋徽宗这个人自以为是的品性，盲目自大的心态，以及拙劣、随意的外交策略有很大的关系。作者明确指出：“‘北宋亡于失信’并非史论批评，而为一桩史实，惜此点未被史书标明与凸显，无论元修《宋史》及汉人史撰，于北宋之亡皆泛泛以言，而未确指其事实经过。”这个事实则表现为，宋徽宗对辽背信弃义在先，为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不惜抛弃维持宋辽之间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继而又失信于金，且朝令夕改，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金国，一再违约，遂招致金国的不满。后来宋金反目，金人便以爽约成性为借口而伐宋。作者能指出这一点，正是尊重历史的一种表现。看来，金灭北宋，实在是北宋咎由自取，宋金之战亦不能简单地、单方面地指责金，而对宋的问题视而不见。由此再看“靖康之耻”，就不再是血不血的问题，而是如何吸取宋徽宗殃民亡国的教训，重新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这样来看高宗赵构，就不得不对他的选择和决策表示赞赏。作者从历史文献中搜取大量证据，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宋高宗，彻底颠覆了此人历史上卑躬屈膝、偏安江南的投降派形象。他之所以选择放弃恢复中原，与金人止戈议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更看重的其实是体念苍生，与民休息，因而弃战休兵，以存社稷。南宋与金能有百余年的和平共处，即奠基于此，也为南宋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处如与“偃武”一章一起读，相信对宋高宗的做法会有更深刻、更透彻、更全面的理解。
再看“丹青寄世”一章，亦很精彩。谈宋画而不止于审美，不止于画作的欣赏，而另辟蹊径，从费正清对宋画的评价中拎出一个“人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的大问题。费正清指出，宋代山水画里人物都非常渺小，微如豆芥，淹没在巨大的自然背景之下，反观“意大利古画”，却“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因而他得出结论，这说明“人”或个体在中国是不重要的。李洁非显然不同意费正清的判断。他以层层剥茧之功，逐次揭示费博士之误。首先是时间上的错位。南宋结束于公元13世纪，而此时的意大利古画还谈不上“人”居于“中心地位”或“以人物为中心”。康有为“皆为神画”四字已揭破其中奥妙，即都是宗教题材绘画而已。费正清所理解的那种作品，在欧洲大约要等到15世纪后才能出现。此时中国已是明朝成化年间，以晚出西画之“有”，证宋画所“无”，费正清未免有“关公战秦琼”之嫌。此误之一。
继而从绘画的艺术表现入手，梳理中国绘画的历史，先秦帛画已有人物，汉画像砖以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更为常见，至魏晋时期有顾恺之著名的《女史箴图》，已是相当成熟的作品。至于宋代，人物画或画中人物的题材、种类就更多了，《清明上河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杰作，而熙宁间郑侠的《流民图》，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更是稀世珍品，可惜未能传世。但有宋一代画家善于在自然、社会环境中表现人物的情状，是不容置疑的。而宋代人物画中的“婴戏图”，表现纯真天籁的儿童，更为宋代绘画增添了别一种天真烂漫的情趣。可惜费氏视而不见，此误之二。
或曰费正清先生针对的只是宋代山水画。对此，李洁非也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宋代山水画的哲学背景是天人合一的天道自然观，与魏晋时期兴起的山水诗、田园诗是一脉相承的。山水诗或为山水画之滥觞。故而可以认定，在中国，山水画的出现与其说是纯美术的进展，不如说是一种整体文化追求的折射。李洁非指出，费正清先生把话说反了。中国的山水诗、文、画并非对人的轻视、漠视，画中人看上去很小，微不足道，却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一，他们的人格心灵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小其人而广其天地，将心灵外化，托诸自然的意识和视点，在宋代山水画中是非常普遍的。费先生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这一点，此误之三也。
总之，读《品宋录》，由衷感到，作者品宋，的确品出了不一样的滋味。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章，像“币变”、“偃武”、“象刑惟明”诸章“，亦可作如是观。他的办法，是设置一个时空背景结构，将要谈论的话题置于其中，从而获得一个观察事物变迁的历史纵深，以及便于互参的空间视域。这些从历史深处和中国以外获得的信息，帮助他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思考宋代的历史。这或许正是《品宋录》对宋史的解读能给我们许多新奇感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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