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 中国文化的使命与忧思——读《许倬云十日谈》所想到的

许先生“十日谈”的核心话题是美国。固然，要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美国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在这里，许先生的态度很鲜明，就是唱衰美国。这个昔日的“灯塔国”，如今已陷入深刻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全面危机之中，甚至有崩溃之虞。一些中国内地的读者肯定会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年轻一代我不甚了解，至少我们这一代，有些人读至此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这一代从小接受的就是反美教育，人事不懂时唱的歌谣就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稍长所唱歌曲更有豪气：“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当时便有人想象着有一天要把五星红旗插到美国白宫的楼顶上去。我们相信，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已经呈现出腐朽、垂死的特征，而美帝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到了覆灭的边缘了，我们的使命，就是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受苦人。

诚然，许先生对美国的认知，与国人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反美毫无共同之处。他所依据的是在美国生活六十年的直接观察、体验和感受，以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许先生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最近一次美国大选中的乱象，进而思考民主共和体制先天后天可能有的缺陷，以及未来发展中将会遇到的麻烦和困境，都是很有预见性和启发性的，对未来国际政治的进步是一种前瞻式的表述。当今世界的国体和政体，大体可以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君主制又有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之分，而共和制则有内阁制和总统制之分，而总统制还有法国式和美国式的不同。仅就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而言，它的产生、发展、演变，是与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离开这样的社会条件，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是不成立的。这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按照孟德斯鸠规划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蓝图进行设计，实现其横向的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制约；其二是自治传统，不仅有州的自治，还有州以下的各级自治，从而形成了纵向的分权制约。这两方面是美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独特性，尽管各州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分割一直是争执的焦点，国家权利的扩展也是近百余年来的大趋势，但基本面似乎尚无根本性的改变。至于它还能向前走多远，目前恐怕还很难说。

不过，无论如何，美式共和要移植给其他国家是很难的。1903年梁启超赴美考察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对此有很充分的表述。直到民初，围绕着国体、政体的争论，他仍是美式共和道路的反对派，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美式共和的条件。特别是看到南美一些实行美式共和体制的国家，每当总统选举，都会发生政治动荡，暴力流血，更让他忧心忡忡。而曾担任大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早梁启超几十年，就亲眼目睹了美国大选的乱象并有诗纪之，这也导致他终其一生都未能改变美国共和体制不适于中国的看法。说这些意在表明，美式民主共和体制不是普世的，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能看到美式共和民主体制的种种问题，但它也有自身的发展、演化逻辑，是其他人善良或非善良的愿望所无法替代的。

至于资本主义何时寿终正寝，它将被何种人类文明所取代？人类能否迎来自己的“理想国”时代？这个人类向往了几千年的社会理想，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都曾为此而努力奋斗，呕心沥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人代表着人类的良知、良心。许先生也是人类良知、良心的代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曾讨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他说：“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他进而表明：“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们。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老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梁启超的意思，无非是用中国的文化精神去拯救因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而坠入泥淖的西洋文化。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发表于这个时期，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最后也归结为“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他的主张是：“我们讲未来文化，并不是主张世界未来应当用某种文化，祇指示现在的情形正朝着某方面去走，完全就客观的事实来看，并没有一些主观的意见在内；个人的主意是无效的。我们从客观的观察所得，看出为现在全世界向导的西方文化已经有表著的变迁，世界未来的文化似不难测。”他所谓西方文化的变迁，表现为事实、见解、态度三个方面，最终指向人类文化的改变，“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具体言之，即西方近代以来以工具理性为标志的文化，所倡导的物竞天择，自由竞争，丛林法则，资本扩张等观念，以及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的人生态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未来人类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国的礼乐文化。再有就是当年引人注目的、由张君劢、丁文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其中的主题之一，也涉及到中西文化的优劣之争。就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这场笔战的结果虽由科学派奏了凯旋，但世事变迁实难料，百年之后，张君劢的“人生论”则占了上风，丁文江式的科学乐观主义和科学独断论转而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三十年代赴美的林语堂，也相信中国文化可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儒释道的思想，他写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在美国都是畅销书，足见中国文化的魅力。

总而言之，这一代学人都相信中国文化可以弥补西洋文化之不足甚至取而代之。他们有资格，也有本钱拥有这样的自信。许先生是继承了他们的精神血脉的，他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自信，是自然而然的，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而且，许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不仅表现在人生态度、人生智慧方面，更表现在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设计方面。他根据《礼记》一书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念，作为未来的社会理想；退而求其次，亦应实现“小康之世”、“太平之世”的目标。不仅如此，他还对西汉以来列朝的管理制度如何有助于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做了深入的阐释，他说：“这种结构是人间社会可以做到的状态。更上一层，就到‘无所为’的大同世界了。”他还说：“中国一直以来在政治、社会秩序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乌托邦的政治理想跟现实挂钩，把零碎的结构熔铸成一张大网。”这固然是很值得自豪的。记得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三大创举之一。梁启超在欧洲考察时也向那里的学者介绍过中国的“井田制”，引起他们极大兴趣。康有为更从《公羊传》的“三世三统说”进而“演大同之意”，写作《大同书》，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但是很可惜，历史不仅没有给这一代学人留下时间和机会，也没给中国文化留下时间和机会。正所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时光转瞬即逝，机会从不等人，数十年来，不仅中国文化在乡村的承载者几乎被消灭干净，即便是中国文化本身，也以革命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名义，经过数轮扫荡、洗礼，已经支离破碎，所剩无几，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当下要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化，实在是太难了。许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单单读故事、穿汉服、祭孔子、背《三字经》，国内现在有些简单化的复古之道是走偏了的，浮在表面上。”这里更多的其实是作秀，是作为政绩，做给别人，特别是当权者看的。

其实，对待中国文化，从来就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立场。普遍主义倾向于将中国文化普世化，孔子是对全体人类发言。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某一天，就有一位先生跑到报社对我说，21世纪是孔子的世纪，他说这是法国人说的。而相对主义则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差异”的存在，正是中国文化可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前提。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无论普遍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是人类文化面临危机时为了自救的一种想象，制约着这种想象的，主要的并非中国或西方国家，如美国的现实，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看上去这仍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不过，如果这种认识可以成立并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现阶段中国文化的处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