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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一书。这是一部旧作，首版于1985年，这次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作者的目标似乎是要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西方的挑战和冲突时何以总是失败，从而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化和士大夫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失败和民族危机的形成，他们负有怎样的责任？为什么他们思想意识的更新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艰难？作者运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病理机理的理论等西方心理学的方法，揭示了儒家文化长期形成的夷夏之大防的天下观和自我中心意识对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和社会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在他看来，近代士大夫始终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自满自足、妄自尊大的心态中，拒绝接受异质文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变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从而形成了一种拒斥外来文化的心理机制，并进一步发酵为一种虚骄的盲目的排外思潮。他具体研究、分析了最早走向世界的士大夫群体的认识缺陷；洋务运动的局限和内部冲突，以及参与其中的士大夫消极心理防御机制的形成，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士大夫的畸形冲动心理，以为中国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严重受挫，乃至近代维新运动的失败，都与近代士大夫的这种意识和心理有关。作者的研究带有80年代的鲜明特征，一是呼唤开放，一是重视文化，对文化的作用有一种过度的想象，以为士大夫在近代国家政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个疑问，即儒家文化和士大夫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失败负责？士大夫在近代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他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介入国家政治决策？这些问题不解决，讨论儒家文化和士大夫的责任就毫无意义，不过，我们要求作者在80年代回答这些问题，也有点勉为其难。无论如何，人们的思想要超越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的局限性总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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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几种从历史的角度谈食品的书，感觉这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一大进步。当然，这进步不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而是近年来历史书写的一种趋势，即历史研究、历史叙事也有人在微观选题上下功夫了。很多年前看到译自欧美的作品中有《乳房的历史》，以及研究浴室、厕所这样的题目，就很感慨，觉得我们的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往往喜欢高大上，喜欢宏观，喜欢大而忽略小。其实小有小的价值和魅力，就像这本《秦汉的飨宴：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说它小，是和政治经济、国家治理、疆土开拓这样的宏大叙事相比。其实，食并非小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见，食是天大的事。不过，这么说，还是很容易掉入“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叙事的窠臼。这本书讲的不是这个，作者通过这部书想要告诉我们的，主要还是秦汉时的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吃的时候有哪些规矩、讲究，以及这些吃食的来历，它们的渊源，一句话，关于秦汉时期食物的知识性介绍，而这也是许多读者感到兴趣的。书中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成果，纠正了许多流行的错误知识和糊涂认识。所谓“有图有真相”，用于这本书，倒是恰如其分的。书的设计、装帧也很漂亮，图文并茂，是一部很不错的通俗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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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启超，不能不读《新民说》。不读《新民说》，就不知道梁启超何以为梁启超。说到底，梁启超的一生，即新民的一生。新民是梁启超一生的主旋律。而读《新民说》，又不能不读羽戈关于《新民说》的导读。不读这篇导读，你也许就看不清《新民说》这面镜子中梁启超的形象和内心世界。这是我近日读了羽戈为校注本《新民说》所作导读后的一点体会。在这篇长达五万余字的导读中，羽戈梳理了梁启超写作《新民说》前后十余年的言行，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就是想找到梁启超写作《新民说》的思想脉络。梁启超在戊戌前、戊戌中和戊戌后，都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康有为在怎样的程度上制约或约束着梁启超和他的思想；黄遵宪及严复对梁启超的帮助表现在哪些方面；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轨迹如何体现其思想轨迹；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如何改变了他对美国和中国的认识，进而改变了他的政治主张；而最关键的是，这一切如何影响着《新民说》的写作？这一系列问题在羽戈的导读中都有十分清晰的表述。我们知道，梁启超的思想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在写作《新民说》的这两三年中表现得尤甚。因而，反映在《新民说》的写作中，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有些章节，前后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把这种内在的矛盾和盘托出，深入分析，找出根源，羽戈功不可没。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同样存在于当下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可能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迫切，因而，读一读羽戈的这篇导读，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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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书的正文从儿时写到1949年，此后以“我的工作”和“拾遗”为题，各写若干篇，记述1949年后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朋友之间的交往。该书是作者应曹聚仁先生的邀请而作，从1960年12月开始，写到1962年11月30日完成后记，用了近两年时间。先是在海外报刊辗转连载，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作者一直没有机会亲自校阅书稿，待到1970年该书在香港首次正式出版时，作者早已于1967年去世。因而，不可避免地，这个版本和以后海外、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包括影印本和各种简体字排印本，都没经作者校阅过，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印编校的差错。记得前些年我读内地某出版社印制的此书，发现有些字词可疑，便理解为可能是繁简转换或抄录手稿时出现的问题，或民国时用字用词与当下不同而已。五度先生此次提供的新版《知堂回想录》，据说是历时十五年，对多个版本进行汇校的结晶，订正了各种版本中的错误千余处，其中有硬伤，也有“软伤”，这是指不同的编辑出版人曾出于各自的习惯和偏好，对原文所作的误改。所有这些，都经五度先生与原作手稿进行校勘，予以改正，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经典著作的本来面目。此外五度先生还在书中加了数百条注解，更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总之，这是一部面目一新的经典作品，值得拥有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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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末日
[英]H.R.特雷弗-罗珀 著
石雨晴 译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22/08
关于希特勒和希特勒最终的结局，曾有过太多的说法。很多年前，我甚至读过一篇题为《九十六个小希特勒》的小说。几十年了，题目也许记不清了，但情节大致还记得，说的是二战结束后，希特勒亡命南美某国，后因基因技术的发展，有人利用希特勒的基因制造了九十六个小希特勒。这种事的科学依据在哪里我不知道，对于我这种科盲来说，也就看个热闹而已。
英国历史学教授H.R.特雷弗—罗珀在《希特勒的末日》这本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希特勒已于1945年4月30日在他的地堡内开枪自杀身亡。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945年首次出版，以后不断再版，至今仍是这件事最权威的著作。中译本也非首次出现，因而，作者的这个结论我们并不陌生，至少是有所耳闻吧。这样看来，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已非结论，而是作者为得出结论，探访事实真相的过程。
这个过程曲折而动人。因为有太多的稀奇古怪的传闻和见闻，需要作者用事实真相去一一排除。他引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斯佩丁的说法，每位历史学家在面对号称是事实的陈述时，都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最先说的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样一检验，就会发现，许多历史证据都是无效的。作者应该是问了自己很多问题的，这固然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却也保证了他所得到的结论的可信度。
这本书还有一个有趣之处，是揭示了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掩盖和歪曲希特勒最终结局的原因。这确实很令人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根据他的发现告诉我们，一方面，斯大林担心希特勒的自杀可能给后人留下一个瞻仰他的理由；另一方面，他也需要用每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更重要的，他要利用希特勒未死这个假消息，嫁祸于西方，制造西方保护希特勒的舆论，以此构成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我们阅读此书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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