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非常感谢徐林旗老师邀请我参加今天的“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七届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我的发言题目是《君子之教，梁氏门风》。
一百零九年前，梁启超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君子的演说，他在最后曾寄语清华学子，认为今后的君子人，非清华学子莫属。他说：
“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fèn，败坏）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yīng）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不难看出，梁启超对清华学子是寄予厚望的，他希望清华学子能成为国民效法的榜样。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坏习惯常常会乘虚而入，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所以说“勉为真君子”，勉为也就是勉力为之，不容易，但不能不尽力。
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个重要身份是教师。他曾担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他开宗明义，要求学生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这是区别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一个标志。他说：“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他所希望于学生的，正是探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和“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如果我们知道，乾隆曾以一句“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而使得天下士人遁入书斋，闭口不言，就会明白梁启超的这种君子之教是有现实针对性的。这种教育就是要恢复君子的尊严，从而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阶层重新获得活力。此后虽因戊戌政变仅仅一年学堂就停办了，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以蔡锷为代表的数十个学生，莫不是凸显君子人格的志士仁人。
梁启超的君子之教还体现在他的新民思想之中。所谓新民，就是通过开民智，培养造就新一代有自主、自立、自强意识的国民。他的《新民说》，其中有“公德”、“私德”各一篇。有人说，既讲“公德”，又讲“私德”，其间逻辑是断裂的、矛盾的。其实，梁启超对此有过解释，他说：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而且，公德、私德，并非两不相干，比如，作为中华民族伦理核心价值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私德还是公德呢？因而，梁启超在《君子》演讲中就特别强调了君子之教是超越公德、私德的，是公德、私德的统一，也即中西文明之融合，从而在更高的境界上构建新的人类文明。
诚然，梁启超君子之教的根还是中国传统儒学。所以他讲“君子”，专门从《周易》中拎出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说：“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梁启超的君子之教，又来自他的祖父、父亲对他的教诲，也即梁氏家风所熏陶。梁启超的老家广东新会有很深厚的宋学传统。明代与王阳明齐名的硕儒陈白沙，也是新会人，世居新会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黄宗羲作《明儒学案》曾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宋学的特点是强调道德伦理和修养功夫，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即深受宋学影响，尊崇陈白沙，梁启超把他对儿孙的教育总结概括为“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所谓义理名节之教，也即儒家的明伦之教，立身之道，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梁启超君子之教的基础与核心内容。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在乡民的眼里更是一个有谦谦君子之风的人。梁启超称赞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这里便包括了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与不忘社会责任，尽力服务于国事两部分，宋儒所谓内圣外王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欧阳修亦曾有言：“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梁启超不仅是这种君子之教的实践者，知行合一，既知既行；他还是君子之教的执教者。社会上，他以新民为职事，一生致力于开民智，新民心；在家里，他也以君子之教教育子女，人们很看重他的九个子女各个成才，他则更看重梁家的君子之风代有传人，生生不息，显示出梁氏家风，君子之教的强大生命力。
一点浅见，请各位批评。谢谢各位！
本文为作者出席“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七届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论坛”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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