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强辩”考》
周思成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05
近日读了周思成的新书《王安石“强辩”考》，副标题为：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这本书虽然体量不大，只有不足20万字，但容纳的内容却超乎寻常的广博。历史上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叙事和研究，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无论是新法派还是反新法派，以及历朝历代的官家、文人、学者、专家，几乎都有记述或论述。该书作者没有在传统议题上纠缠，而是另辟蹊径，借助“强辩”一词，开辟出一条新路。“强辩”看似与变法叙事的真伪，内容善恶的评判，以及相关的思想、观念无关，实际上却把一切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问题都牵扯进来，只是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无法展开。通常谈论王安石及其变法有一巨大困难，即在王安石身后，反新法派主导了历史叙事，其本人和变法都被严重地污名化了。而对“强辩”的考据，恰恰回避了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正面评价，只从“强辩”现场的具体展开入手，呈现双方在“强辩”中的具体表现。尽管“强辩”是反新法派对王安石的恶谥，但作者在论述中总能兼顾各种意见，并且保持着理性的质疑精神，从人物的性格、理念、行为方式、认知局限、客观条件及心理因素等多个方面对“强辩”的现场做了尽可能完整的复原，将论辩双方都呈现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王安石的“强辩”固有主观故意的因素，也有不得不然的客观原因，而反新法派在“强辩”中表现出来的“风采”，也是不容小觑，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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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韩福东所著之《大宋病人》，感觉写得很有意思。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写起来却不容易。即使在今天，要确诊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也是很难的，何况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而且病人还是个皇帝。而不得不说，作者的叙述是有说服力的。他使我们相信，这位宋英宗，真的是个精神病人。他对患者致病原因的发掘、搜寻和分析，也非全无根据，而是有理有据的。我所好奇的是，他为何不惜花费许多精力，去挖掘一个历史人物的病史，其意义究竟何在？作者在作品中并未明言，我也只能依据读后的感受，做一些猜想：首先是仁宗、英宗两朝的社会政治生态，呈现出与以往诸多叙事不同的另一种面貌，由此也会使人对北宋的君臣共治天下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想象。其二是作品中的几位主人公，如仁宗和英宗、曹太后和高太后、韩琦、欧阳修与司马光等诸多人物，他们各自的面貌以及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有些甚至可能颠覆我们的认知。其三是从作品引述的司马光、吕诲、富弼等朝臣的奏折以及皇帝、太后们的反应中，的确可以看出宋代皇家对朝臣的态度与后世明清大大地不同，难怪很多人以此为政治清明的理想盛世。不过，作者亦指出，这种盛世只属于皇家与士大夫阶层，与底层百姓无关。其四是仁宗、英宗两朝皆须真实面对的社会经济危机，三冗即冗员、冗兵和冗费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其五是仁宗与英宗权力交接的过程，真是惊心动魄，甚至不能不对英宗的命运产生一点同情，他的生病也是可以理解的。综上所述，这本书为了解仁宗、英宗两朝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另类视角，给读者许多新鲜的感受，这或许正是作者选择书写这个病人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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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的《品宋录》在当下书写宋代的热潮中是一部十分独特的作品。一个“品”字，凸显了它的历史叙事，不会采取纯客观的自然的讲述方式，而是史观加随笔散文的路线。作者浸淫文学批评既久，故不能完全与文学家法切割，常常会流露出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但其独特性恰恰也表现在这里，他不人云亦云，亦没有加入“哈宋”的大合唱，常有奇思妙想横空出世，对宋代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艺术诸多现象的解说，多能独抒己见，摆脱传统结论的困扰。比如金灭北宋，实在是北宋咎由自取，北宋失信在先，而且秉持天朝大国心态，反复无常，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对于承诺和契约的尊重，竟至随意处置，因此，宋金之战固不能简单地、单方面地指责金，而对宋的问题视而不见。《品宋录》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搜取证据，揭示了宋徽宗对辽、对金政策所表现出来的随意、失当和昏聩。金对宋，与其说是侵略，不如说是讨伐。再看南宋，《品宋录》的叙事也常常颠覆我们以往的认知。最令人瞩目的是如何认识宋高宗赵构。历史上对高宗的评价不高，始终是个卑躬屈膝、摇尾乞和的形象。《品宋录》则通过大量的史料证明，高宗是一个深思熟虑，进退有据，悲悯民生，与民休息的好皇帝。他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明确追求和理念的，而南宋与金一百多年的和平相处，即奠基于此，并开创了南宋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偃武”一章对“文治”的发挥，更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和深化。再有“丹青寄世”一节，讲宋画而不限于审美，却能从费正清对宋画的评价中拎出一个“人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如此重大的一个大问题，最后落实到康有为说宋为中国画的“集成”时代，“无美不臻”，确属高论。其余“币变”、“偃武”、“象刑惟明”诸章，亦不乏精彩议论。总之，读《品宋录》，不在于他讲了什么，而是讲法不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必构建一个时空背景结构，把要谈论的话题置于其中。在这里，时间即上下五千年，空间则扩展为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此的视野，所见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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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孔见的《苏东坡时代：儒家王朝的士大夫》，有如下一些感受：一、苏东坡不是供人描绘、书写、观赏的标本，他就生活在宋代这条历史长河之中。作者表示，他不希望把苏东坡从这条河里打捞出来，而试图把他放回河里。他要书写的首先是这条“河”，然后描述苏东坡是如何在这条河中从学习游泳到劈波斩浪，成为时代弄潮儿的。二、作者笔下的这条历史长“河”，没有被人为地截断，而是直上河源，探寻“河”之源头。如果说宋朝是个“儒家王朝”，那么，它实际上来自遥远的周朝，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宋这个“儒家王朝”的原初面貌。但它在流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不仅儒本身有分流，亦有儒法、儒道的合流，以及佛的涌入。宋初，儒学式微，受到佛、道的挑战。周敦颐、邵雍、二程及张载的出现，是理学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是儒学的自救。还有不同的复兴儒学道统的努力和路径，则体现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胡瑗、石介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不是理学家，却也是儒学复兴，道统重建的中坚力量。三、北宋重文抑武，形成君臣共治之局面，固有王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武人跋扈，战乱频繁，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反思，从而采取偃武兴文，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政策，却也有赖于儒学的复兴，使儒学道统得以延续，并被朝廷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唯有在北宋才有限地实现了做“帝王师”的理想。四、士大夫群体对君子人格的推重和追求，以及自觉修为，亦是北宋的一道靓丽风景，涌现了一大批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兄弟、张载等贤德君子，他们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实践者，是社会所以尊崇的楷模和精神寄托。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熙宁变法的反对者，却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坦诚交往和友谊。他们围绕“义利”问题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在儒学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儒学自身带来的问题。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不适应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恐怕就和不能走出“义利之争”这个困局有很大的关系。五、苏东坡是时代造就的硕果，同时，他也为这个时代贡献了独特的精神人文财富。他把儒、释、道成功地融化到生命中，丰富了传统士君子人格的内涵，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形态，让后来者高山仰止，望尘莫及。以上五点只是粗读所得之大者，如细读，定有更多值得言说之处，读者朋友或有新的读书心得，也望能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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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
罗伯特·古德温 著
蔡琦 译
九州出版社
2023/09
最近读了一部《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作者是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罗伯特·古德温。这本书弥补了我在16、17世纪欧洲历史方面的缺陷和短板。作者用工笔细描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了1519年至1682年之间西班牙崛起的历史进程，即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剧作家卡尔德隆去世这一广阔的历史画卷，也即西班牙的“黄金世纪”。此时的西班牙号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的疆域包括南美洲除巴西以外的大部，拉丁美洲全部，北美南部墨西哥湾一部和亚洲的菲律宾，以及欧洲本土伊比利亚半岛除葡萄牙的全部和今天的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等地。这样的一个西班牙，是伴随着新世界格局的出现而产生的新事物。首先是美洲的黄金，为西班牙提供了超出其想象的财富，为其世界性扩张注入了动力。作者写到，西班牙的对外扩张，与葡萄牙、法国、英国及美洲土著连绵不断的战争，更有基督教世界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矛盾，内部则是宗教改革势力的兴起，对教皇教会权威的挑战，亦引发激烈的冲突，甚至军事冲突，再有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围绕皇权的争斗，都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这个时代还是文艺复兴走向高潮的时期，西班牙群星闪耀，美术、雕塑成绩斐然，任何研究文艺复兴的人都不能忽视西班牙在艺术领域的巨大影响。作者很善于利用细节表现历史人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状态，生动而有趣，每个人物，无论是帝王、贵族，还是艺术家、神学家，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形象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的宏大叙事而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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