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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邦党人文集
[美]莫雷·佐伊 选编
杨明佳 译
商务印书馆
近日得到一本“奇书”《反联邦党人文集》。所谓奇，特指其难得，不易见。我读过《联邦党人文集》，其中记载了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辩论，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摧枯拉朽，不可一世，却对反方何以一败涂地，语焉不详。我辈只能根据单方面的说辞进行揣摩猜想，如同法庭上只有原告，没有被告，很难得到事实真相。由于反方失败，被淘汰出局，长期以来，他们的声音也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淹没了。这种情形可以引起我们的许多联想，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这本书打破了反方二百多年来的沉默，由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主张，以及所以失败的原因。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反方，我们也很难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正方。所以，刻意压制反方，不许反方发声，是不明智的。我们看到的这本《反联邦党人文集》是个选本，选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赫伯特·J·斯托林整理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文集》。虽是选本，已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反联邦党人的主张和思想，其中亦透露出一些线索，可以深入理解美国宪法修正案，特别是权利法案的思想资源。总之，这是一部很值得用心读一读的书。
刘宗迪的《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是一部为《山海经》正名之书，亦是重估《山海经》上古地理历史学价值之书。我对上古历史一直充满好奇，故一见此书，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要翻阅。先读作者的长篇导言，如层层剥茧一般，对两千年来强加给《山海经》的各种包装进行了系统的清理，终于使其露出了本来面目。文章全面梳理了《山海经》与《禹贡》此消彼长的历史，对《山海经》早于《禹贡》问世的理由作了充分论证。先秦文献中的大量证据表明，当时的知识界是以《山海经》提供的知识谱系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而《山海经》日渐式微，《禹贡》顺势而起，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二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不同于《山海经》记述的异域知识；再就是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需要不同的对天下郡国政治格局的想象。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对《山海经》知识形态学的研究，说明其为地理学之宗，而非志怪之祖，扫清妨碍理解《山海经》的成见；第二部分，考证《山海经》各篇所记山川地理的地域范围，及其与中国古史传说尤其是夏商历史记忆的关系；第三部分，考证《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地域文化渊源。对上古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可放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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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的《中国经典十种》是近三十年前的一部讲义，几经修订补充，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深受读者喜爱，通俗易懂的经典解说。书中所选十种经典，分别为：周易、论语、老子、礼、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心经、坛经，囊括了儒家、道家、释家、史家，乃至字典一类的著作。看得出来，作者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文化观，赋予中国文化基因以丰富性和多样性，而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可以概括。过去说到中国经典，是很少有人会想到淮南子、黄庭经、心经、坛经之类的，也很少有人把说文解字归入经典一类。因而，《中国经典十种》对中国经典的见解不能不说是独到的，别开生面的。此书是“葛兆光讲义系列”中的一种，该系列还包括：《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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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商务印书馆的新书，时有惊喜、惊奇之感，《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即一例。赵元任是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他还是现代音乐学的先驱，在数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曾任清华国学院教授 ，为“四大导师”之一。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此书的奇特之处，是以影像为主要材料建构起他的学术人生，而书中所选所收的照片，绝大部分出自赵元任本人之手，是他亲自拍摄的。其中不仅记录了他的丰富多彩的学术生活，也保存了许多民国时期珍贵的学术活动场景，以及众多学者、名流的身影，使我辈有幸一睹其风采，故此书以“影记”名之，体现了该书的特点。赵元任以摄影师的面目名世，还是有些使人感到意外的，据说，他在留美之初，就用奖学金与朋友合买了一架照相机，随手拍下生活场景。目前存世的照片就有一万多幅。后人将这些照片整理、编辑、分类，加以文字说明，分作学术篇、家庭篇、风景篇和伯克利岁月篇，陆续出版。最先问世的是这部学术篇，包括赴美留学、归国参与国语运动、教学于清华国学院、在中研院的学术研究、方言考察和辗转流离于海外等内容，是中国学术史研究非常珍贵、难得的视觉资料。而所谓“好玩儿的大师”，用陈原先生的话说就是：“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心灵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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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
[美]理查德·B·谢尔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03
在我们的意识中，启蒙运动的历史一直是由思想家、文学家、作家、学者主导的。近读理查德·B·谢尔的《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则看到了另一种景观，一种更加广阔和深厚的关于启蒙运动历史的描述。这部煌煌巨著开辟了启蒙运动史研究的新领域，他把对书籍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研究，即从写作、编辑、出版、印制、发行、传播、销售到阅读的全过程，都纳入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范畴，深入探求作者、书商、出版人、印刷者，以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人员的互动关系，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揭示了一个很久以来被历史遮蔽的真相，即出版事业是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作者在书中阐明了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知识不再被局限在哲学家的学院或伟人的宫廷里，而是和所有上天赐予人类的最伟大的优势一样惠及每一个人，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因而，通俗读物对知识传播的推动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这类大人物的作品”。在这方面，18世纪的英国是走在整个欧洲前列的。而这恰恰得益于它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地建立了一个大众文化圈。也就是说，出版业的扩张和阅读群体的成长构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而英国也因此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作者这部巨著的突出贡献，即揭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出版的共生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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