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新入厂的工人，虽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中只读了两年半，不能算是毕业，我至今也没见过初中毕业证书什么样。
1968年1月，我们这届和六九届一起进了中学。1970年6月，我们进工厂，在学校不过两年半时间，除了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上课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不敢妄言，仅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数学课，五个学期，只讲《代数》第一册，都没讲完，我印象中只讲到二元一次方程。遑论其他。
1960年代的课本。
说来惭愧，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知识水平走进了这座现代化的工厂。特别是我所在的硅产品车间，它的前身是厂实验室，人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师傅中，高学历的人很多，起码也是高中生，或中专、化校的毕业生。即使有极个别的初中生，也是58年毕业进厂的，那水平也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因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如何提高我们这批人的文化水平，尽快适应生产需要，就成了车间领导和师傅们的一块心病。记得车间、工段、班组都利用工余时间请技术员、老师傅给青工讲本岗位的技术知识。说老实话，我们听得是似懂非懂。比如讲到有机硅，硅油、硅橡胶、硅树脂，分子式写了满满一黑板，我们则如看天书。好在师傅们讲的时候，总是结合我们每天经历的日常工作，渐渐地也就听进去了。现在想起来，化二的厂风和氛围，与社会上的风气似乎大不一样，从上到下，从领导到工人，搞运动的劲头不大，都把精力比较多地集中在生产上。记得1971年初“批陈整风”，陈伯达有一条罪状，即搞“电子中心论”，我们车间因生产多晶硅、单晶硅，首当其冲，但似乎并未太多地影响到生产，就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我至今不能明白，何以陈伯达会有这样一条罪状，和他的身份很不搭界啊！
总之，在我的印象里，领导和师傅们抓生产，抓青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并没有人上纲上线，说他们搞唯生产力论。不久，厂里为了从基础入手，提高青工的文化水平，还办起了夜校。夜校从初一的课程讲起，共设置五门课程，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安排一门课。老师都是从各车间抽调上来的。教数学的刘玉淑老师，原本和我在一个班组，她过去就是化校的数学老师，化校停办后，她下放到工厂，就分在我们班组。老太太人很慈祥，脾气超好，总是笑眯眯的，很少和学生发脾气，只是看到我们这些学生对学习不上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真的很着急。那时，我们中有人被安排到八大处工人疗养院疗养，她不想让学生因此拉下课，竟坐公交车到疗养院给学生补课。
当年的城乡，都办起了夜校。
上夜校不占工作时间，下班后才能去听课，因此并不强迫，是自愿的。由于化工厂多是三班倒，有夜班、早班和中班，同样的课，老师每天要讲三次。夜班学生早上听，中班学生中午听，早班学生和日常白班学生一起晚上听。中班、早班还好，上九个小时的夜班再听两小时课，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能长期坚持听课，一直听到高中课程结束的学生是很少的，微乎其微。夜校也不要求学生每门功课都学，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门课或数门课。即使这样，能坚持数年不放弃，也是需要毅力的。但也不是一个没有，我们车间有个女生，就坚持得很好。1977年参加高考，她的物理考了90多分，差几分就满分了。一个初中生，如果不是一直坚持学习，这样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我后来就常常想，如果那时好好学习，不让刘玉淑老师失望，后来高考，数学也不会考得那么糟糕！
其他几位老师，沈善书老师教政治，讲政治经济学、哲学，黎辉志老师讲语文，杜瑞斌老师讲物理，讲化学的老师姓梁，名字我忘记了。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好好听物理、化学课，那时车间号召青年工人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我这个“积极分子”自然不能落后。为此我还跑到厂图书馆借了一本《热动力学》，希望能对沸腾床的改造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这当然近乎妄念，这么深奥的问题让组里几位科学院来的老师都大废脑筋，我辈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也就稍懂一点皮毛，记住几个名词而已。这种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
那时，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文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因而，听语文课和政治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和沈老师、黎老师就走得近一些。黎老师是广东人，面色黝黑，未曾开口先咧嘴笑，颇有些黎家人的特征。他喜欢打篮球，夜校前面的篮球场上，常见他的身影。沈老师这人很周正，不苟言笑，但课讲得很仔细，很认真，要求学生记笔记。多年后，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他还到报社去看我，夸我的文章写得好，给我很多鼓励。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几位老师，想起那几间简陋的小平房和简陋的课桌椅，难免会有一些懊悔，觉得有点辜负了老师们的心血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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