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公寓房的阳台上极目远眺，富士山在阳光下露出尖尖的三角。玲珑。剔透。不停地憋屈自己、积蓄自己、膨胀自己、热化自己，是富士山由来已久的宿命。直到碎石满天，火山灰柱高达几千米的那一天。在日本人的心中，富士山是圣山，是灵山。是贞洁的金童玉女的肉身。可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8楼料理店的厕所里，寻找窗外的视线，偏偏瞥见了那个熟悉的三角形状的富士山。吓得我赶紧收回视线，因为在厕所偷窥不属于自己的肉身，怎么说都是心虚的，不自在的。即便是被观念化的肉身，它也总有属于自己的芬芳。不过太宰治说过，他就喜欢从厕所的小窗看富士山。这种猥亵意识，不知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我是不知他是如何想的。
都说城市的本质是忧伤。春雨绵绵的忧伤，夕阳西下的忧伤，或充满旧国斜阳的忧伤。但东京这座城市，似乎与忧伤无关，虽然它也被炸成过废墟，虽然它也曾经是“微光与颤栗”之国。在我看来，一座到处都能看到富士山的城市，忧伤不应该是她的属性。那东京的属性是什么呢？来日本多少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傍晚的新宿东口，为了度过一个寂寞而又不失愉悦的夜晚，人们开始走向歌舞伎町，缓慢的拥挤，人数确实有所增加。男女的眼神，不管望向何处，是一种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的自在流露，就像留着胡须的猫，只是向外一个劲地探脸一样。冷风。人流。嘈杂。我透过墨镜，眼前的光景和影像重叠了当年被带到集中营时的犹太人群。有一种诱惑，但更多掺杂着一种不管不顾。就像厚重的窗帘，总是灯火辉煌的一个异己分子。不管不顾。
一家挨一家的酒吧，伸向黑暗。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被黑暗拉进去。拉进去之后，倒也生出了明亮和鲜活。我拐进一家坠入最黑暗深处的小酒吧。坐在靠左的木质吧台，磨损不堪的布艺座椅。陈旧的霉味。尿骚味。香水味。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女人，举着加冰块的威士忌酒杯，不笑也不哭地朝我走来，坐下。很轻盈，像有微风吹过。
“一个人？”
我点点头。喝着闷酒。
打量着她。双眼皮足能维持一个晚上。十指做了美甲。又长又尖，亮晶晶。这样的指甲，在东京做一次要3万日元。身段不显山水，但有作派，有视觉重量。她抽起烟来。小火点燃在她的美甲中，一明一灭。然后朝着我，吐出一团无从知晓意义的烟雾。算是对我从不熟悉到熟悉的一个转曲。烟雾混杂着湿热、香水和酒精。只见她用手指轻弹火点的边缘，一截燃烧着的灰烬，无声地坠入烟缸。眼睛盯着死去的灰烬。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用粗哑浑浊的语音，悄悄叙述一件事：他死了。死了。昨晚。被人用刀捅了。刀子插进肉体的触感，让人失神，让人无意识地放手刀柄。
奇怪。她是如何体验这种触感的？刀入肉身。我又一次打量着她。思虑一种可能性。我当然不会问她死了的“他”是谁。在新宿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只有两个规则，要么讲法律要么讲暴力。两者必须择一。在这里混迹的男女，当然只选后者而模糊前者。所以，死人不是新闻。
过后，她又滔滔不绝起来，说她不相信世上的任何东西。爱情。酒吧对面的新宿区役所。耶稣。佛陀。激情棒。床笫的次数。麻原被吊死。不过她又说，自己确实相信只有一种东西，能撕开一切缺口。通过这个切口，能走向某种辽阔。
“辽阔——你知道吗？”她加重语气追问我。用白白的餐巾纸，轻摸红唇。纸上渗出丝丝嫣红。宛如零下的冰封。我有点惊讶，看了她一眼，发现在她身上，回放着一种明确的雅致。在开叉的瘦削细长的腿上，存有一个目的地。我想，她可能在读村上。
二周以后的一个雨夜。我又坐回到上次吧台左角的空位上。我喜欢加冰块的威士忌。我有时间，张望着这家公共空间的私部。确实狭窄，确实局促。镜子则巧妙地解除了边界，连带空间，连带人的欲望，都有了几何级的增长。不太厚，洗刷干净的地毯，它的功用，与其说是为了美观，还不如说是为了吸除高跟皮鞋的掷地有声。妈妈桑知道，没有人会带着诗的荣耀到这里来喝酒的。就像玻璃，确实是光明磊落的，但它的首要功用则是用来蒙裹尘埃与挡风。
她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坐在不属于任何人的椅子上。她可能认准了我，是这里唯一的可以理性诉求的对象物。我成了她的对象物。我被她异化了。她可能猜测我的包里，有康德有福柯有德里达有村上的道貌岸然。所以她也道貌岸然地缠住我，体验她的“物自体”。这回她点的是伏特加兑可乐。这是按摩女孩在工作之后才能喝上的酒水。她可能也权当我是躺在床上的按摩客了。
这回她一改上回的滔滔不绝，而是细声细语地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如何铺平皱褶餐桌布里的光线？怎样才能把高脚杯摔坏一个缺口？一杯喝干的威士忌与落日有什么不同？春药与毒药有区别吗？改变思想一定要靠思想吗？液体行不行。或某种烟雾也不错吧。如此等等。我基本无语，只是喝酒应对。突然想出“一晌贪欢”这个词，感觉不适用她。她更像白昼，明晃晃的，令人目眩。
她又换了杯威士忌。这就对了。唯有威士忌，才能为酒吧带来某种不明不灭的形而上。她的一个举动，突然打碎了手中的杯子。是借酒力还是借思想力？我还没有理出头绪，她又用她的高跟鞋，踩踏地上的玻璃碎片，发出扎心的声响。酒杯薄缘处，有她的唇印与色泽。破裂开，印与色的分离，就是生与死的分离。她可能是恨透了这种分离，所以她踩上了一脚，想模糊这种分离。她想一体化，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所以，她说她喜欢黑夜，更喜欢黑夜的工作。在她的眼里，唯有黑夜，才能将这种破裂开来的尖锐与尖刻一体化。
她说：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打碎了杯子。她说她喜欢听破裂的声音。喜欢听碎片扎心的声音。尤其是在黑夜里听这种声音。这时，她的思考，是认真的。吐字，也是认真的。我心头突然掠过一样东西，好像听到了远处有不祥的鸣叫声。
静谧。瞬间的静谧。冰块轻撞酒杯的那种悦耳。
一个月后。我又来到这家我所喜欢的黑暗深处的小酒吧。
进门后，妈妈桑看了我一眼。问：今天喝什么？我对应着。妈妈桑又说：她死了。一周前的凌晨。
她？她是谁？
妈妈桑还是厉害的。她看出我与她的两次零距离，明白了一些事由，并记住了我。
她躺在浴缸里。尖锐之物。刺向自己的肉身。一种非要了断什么的意志。血。慢慢流尽。红透了一汪池水。妈妈桑继续说：她是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对男人也理想，因此总出问题。她总说，人不能这样活着。她也物哀。骨子里的物哀。明白吗？就像百褶裙烫得一丝不苟一样。
物哀——
当听到这几个字，我身体一颤。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不是忧伤而是物哀。川端康成的物哀，太真。三岛由纪夫的物哀，太假。村上春树，干脆不讲物哀。但就属他的物语里死人最多。现在看，所谓的物哀，不就是死了也风流的一种情绪美学吗？
对于她的死，我不是太惊讶。因为上回见面喝酒已经有些预感。只是她也物哀，令我对她有了某种抽象或某种观念。她喝酒时说过，女人靠每天化妆，切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男人靠每天喝酒，切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看，她的死，也是一种化妆。日本人叫“死化妆”。死的生动与逼真，要数倍于生。这是在日本。衣衫的破旧褴褛，是其最终的美的形态。人死了，灭了，腐朽了，倒反被人吸引。
我记住了她的眼神——说刀子入膛时有触感的眼神。真的很美。她叫百合子。当然，名字不会是真的。她说住在世田谷区，恐怕也是谎言。即便是身体的某些器官，可能也不是她的“物自体”。但她的死是属于她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再也听不到她清爽的笑声，再也看不到她轻弹烟灰的指尖动作。她说她喜欢吃烧烤鳗鱼。但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象那油腻腻的焦黄，是如何与她的红唇配色的。我后来才知道，她说“他”死了。被人捅了。这个“他”，是她的他。记得她还告诉我，她耳根的穿孔，是为他。她还说自己只信一个东西。会是什么呢？当时我不明白。现在看来，莫非就是自己的死？
没有她的小酒吧是寂寞的，乏味的。萨特再讲“实在”的“在”，肯定不如我现在的“在”的体验。我只喝了两杯，便匆匆结账，走出小酒吧。今晚有月亮。冷冷的月光，散在歌舞伎町的街面上。留下清辉璀璨的同时，连带周边的几家情人旅馆的屋尖，也都披上了冷硬色。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但这里还没有回归空旷与静谧。还有人潮，还有声浪，还有无数的愉悦与不愉悦对话，还有撕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牢骚。路过一家幽暗的店门口，里面还在播放着震天的拉丁舞曲。我在想，这是为了掩盖客人攀爬时，老旧楼梯咯吱作响的声音吧。
我在街上散步。人流就像一条暖暖的隅田川。一河灯火，漂流着东京的物哀。隔水相望，所有的都是彼岸。这就坚定了我的一个想法：日本人的骨子里没有忧伤只有物哀。一种归向凄美和寂灭的物哀。东京这座城市，也打上了物哀的青瓷色。
毫无疑问，她的死，让我的思考有所换位。我有时会莫名地丈量着铅笔尖的长度，并用这个长度换取思维的极限。因此，时常会问自己：人们都喜欢东京，游客都扎堆在东京。那么，究竟喜欢东京的什么呢？东京的魅力又何在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座城市的魅力，有的时候恐怕就在于一位陪酒女的死。有的时候恐怕就在于指甲油的颜色，总带点粉红的橘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