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几年前，到云南东北的一个县，快到云南那块海马般拼图的头上了。
这是推倒重建的一座小城，保留了一丢丢江西会馆这些古建筑，其他部分，用上海话叫赤刮拉新的。这里是南铜北上的重要产地，因此，市中心公园筑有一座硕大的铜钱雕像，傍晚时分孩子滑滑梯，老人跳广场舞，好像已经热闹了几辈子，空中时不时飘过云南特有的葫芦丝乐曲。
我常常产生错觉，连这么偏僻的县城都已经富裕到这种程度，世界安宁祥和，大家无需过度担心，岁月静好，洗洗睡吧。
去的时候，当地好久没下雨，新闻上说正闹干旱，宣传大家捐助母亲水窖。工作结束，剩下一天时间，跟当地朋友说，找个干旱的村子去看看吧。
他们有些为难，联系了几个人，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几个人挤进一辆小车挨挨挤挤地离开县城。车窗外，是高原上特有的特别高的蓝天，大棉花糖一样一朵接一朵的白云，连绵不断的红色山丘和绿色植被一闪而过。阳光在巨大平缓的沟壑中投入影子。
路很长，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乡镇，中午没几个人。那时从乡到村里的水泥路还没全修通，得换上类似拖拉机之类的车，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钢厂村。这名字如此特别，至今不忘。
路边陆陆续续走过一队孩子，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背篓，弓腰往前走。
问人才知道，这里是高寒地带，一直缺水，最近天旱水窖储不下水。每天，孩子们背着背篓翻到山那边背水，来回两三个小时，现在是背水回来了。
心一沉。
但孩子们淡然往前走，已经当成了日常功课，没什么了不得。
拦住了恰好路过身边的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十岁出头，十分瘦弱，清秀的红通通的脸上有几道灰，还有鼻涕印子。两个中年女人指着这个孩子，用方言大声感慨起来——可怜哎，他妈逃走不要他了，剩下孩子跟奶奶生活哦。
这孩子原本神情正常，给这么一说，有点局促不安。边上的人介绍，他爸爸打工，妈妈生下他没几年实在受不了穷，逃走了，现在，他跟年老的奶奶一起生活。因为他家太穷，一个村里的叔叔婶婶也不待见他。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当地不算稀罕。
孩子哭泣起来，眼睛看着地下，两脚抠地。
我抱住他，就像抱住一只惊慌的兔子。
此后，开始了一段奇妙的缘份。孩子当年小学毕业，当地想方设法让他进入县城的好中学，准备接下来上好高中，然后拼搏上大学。这是当地孩子逃离乡村过上体面生活的最好方法。
我听着他们家的事，一些孩子背水回来叽叽喳喳，大声嚷嚷，眼巴巴的等着我们拿出一些饼干糖果。
这不是一个童话般的美妙故事，而是一个让人有点丧气的俗套故事。
这孩子从小成绩不突出，进入好的中学后学习很吃力，这让他自卑。但他很快找到了释放压力的方法，半夜跟几个同学翻墙到镇上打游戏，天快亮才回来。
现在还记得，他的老师摇头叹气，一副很对不起我的样子，嘴里不停说：对不起啊，我们说也说了，没什么作用啊。
我有点发蒙，这件事似乎偏离了正常轨道。按照神话故事，不是应该孩子拼命努力，成为栋梁之材，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吗？按照现在这个剧本的路数，从天上掉落凡间，整个事好像没什么价值。
老师背后的窗外是一片空地，空地边上有当地新建的一座矿，大烟囱冒着白烟，一家声名远扬的上市公司的资产，企业的四个大字在墙上发着光。此地乡村的普通孩子不可能进这间公司。
最后的最后，孩子初中毕业表示不想再读书，坚决地跟着在昆明打工的爸爸去打工了。
我见过他父亲，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年男人，老实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几个小时他说的最多、表达最清晰的话是，谢谢你哦。
后来想想，一个普通的孩子不值得被帮助吗？帮助一个人，非得要创造什么神话吗？
这世界上，老虎也好，兔子也好，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无非生命。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尽力去做，做完了也不必牵丝挂藤的。干嘛非得创造一个神话。
第二天中午吃饭，坐在他家场院的小矮凳上，老奶奶围着花围裙站在厨房门槛上看着我们聊天吃饭。
孩子的父亲把挂在他家厨房屋顶挂了大半年的一块烟熏肉拿出来蒸了，香味扑鼻，那是我吃到过的最难忘的云南菜。一直内疚，把他们家的过节肉给吃了。当地主要植物是洋芋，就是土豆，吃起来味道鲜那么一点点。
孩子的班主任说，他的班里90%以上是留守儿童，外地打工的父母会直接跟老师说，老师啊，全部交给你了，这孩子就是你孩子，要打要骂由得你。老师算得上是孩子们的另一重父母。
这里能考上好中学的孩子，从初一开始过“军营”生活，8个人一间宿舍，褥子直接铺在钢丝上。因为学校太小，吃中饭的时候在操场上排队端着饭盆吃。
外人会难过掉泪，孩子们倒不会因此自卑。父母不在身边本是常态，没人会因为常态而自卑。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考上清华北大，这些孩子的心里，清华北大才是真正的大学。
如果来一帮外人，打着为他们打开眼界的名义，非要让孩子们觉得自己苦，让他们感受感受自卑，让他们扒着井沿看一眼，又一脚把他们踢回去，那就太不道德了。
尊重所有人的生活，不高高在上，不沾沾自喜，算一种善心布施。
回过头想想，能做法布施的是总设计师这类人，他们改变了多数人的命运，让多数考不上大学的孩子被命运裹挟着离开乡村，看到了这个世界除高原大山之外还有其他景观。
能考上好大学，离开乡村，过上城市中产生活不算本事，让普通孩子也能够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才叫真本事。
十几年一眨眼过去了，然后，我生病了。病后成为相对弱势一方，感觉完全变了，很难风风火火，不再睥睨群雄。
有一篇文章让我感同身受。科普作家菠萝因子讲一个少年不幸得了癌症，少年说，身边的人要么不知所措地说些安慰的话，要么鼓励他努力奋斗，要么沉默着甩手而去，使他更加迷茫，甚至绝望。
他得到的最大安慰来自于一个新来的老师，当他告诉老师自己的病情后，这位老师沉默了半天，然后深深地拥抱了他，告诉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想传递自己的爱。
这就够了。
我听到过最可怕的话是，得癌症是你做错事的因果报应，你的前半生做错了，改了吧。你的改变如果得到老天的认可，你的身体就会好转，否则，就是改得不够。
这种终极审判的上帝口吻，让人瑟瑟发抖。
其实，不当上帝，做一个善良的人，就能安慰他人。
生病以来，有朋友给我联系医生，有朋友在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送来矿泉水，有朋友真诚地给我推荐了按摩师，认为一定可以缓解我的疼痛。还有一张朋友送来的古琴，静静地等着我去学。触目可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着光，我是在忘忧河里，忘记了一些事。
很愿意听到医生明确的说法，如果你是我的亲戚，我一定会让你这么做。感觉不容置疑，很武断，但温馨。
刚确诊那会儿，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护士长来看我，她站在床尾狭窄的过道，背后是大上海市中心的水泥森林，边上有两个挂着水的病友。
她说，曾经学过心理学课程，在一张纸上记下来，如果人还有十年可活，想干些什么；如果还有五年，该干什么；如果还有一年呢；如果只有一个礼拜了呢。
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是，哎呀，很长时间没见过导师了。
可以下地走路之后，第一件事去见了自己的两个导师，蒋老师和樊老师，他们也在几十年后重聚了一次。
师母老了很多，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她看到我，就像看到一个重新捡回来的宝贝，眼神一刻不停拽着我，生怕我突然消失。加上微信之后，她害怕打扰我，很少说话，但给我发各种养生视频。
蒋老师头发几乎掉完了，话说到一半，他突然用闽南家乡话唱起了古诗词，额头和眼睛闪闪发光。樊老师在持续多年写作、出了好些书后，开始写日记，自己跟自己说话。他一如既往把大事小情细细说了一遍，估计再说几句，就要回忆一些老杭州话是怎么说的了。
突然想，这些年在忙什么呢，为什么不来看他们？
触手可及的善意是最大的安慰。
现在乳癌的发病高峰期从50多岁降到了40多岁，基本上，年龄越小冲击越大，一个年轻的女性很难接受切除乳房、雌激素治疗这种降低女性性征的治疗，老人在这方面的顾虑要少得多。
刚去医院治疗不久，在熙熙攘攘的电梯口碰到一个痛哭抖动的女孩，她30多岁，皮肤白皙，黑色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这个在上海打拼的女孩，梦想着事业的成功和未来的另一半，突然遭遇当头一棒。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上去抱住了她，她抱住了我。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
在这个苍白时刻，有了一点小炉火。也许这就是无畏布施，互相取暖，害怕就不那么害怕了。
生病以前，公益是一个概念，偶尔布施些财物，求个心安。用布施这个词，太“我慢”了，那是别人给予的一个清洗自己的机会。生病之后，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写作还是其他方式，成为大的善意洪流中的一滴水。
接受之人，尽量记住他人之好，这会让你觉得世界熠熠生辉。做事的人，尽量忘记自己所做的善事，生活能在平淡中有些许安稳幸福。
叶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