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颢｜自由二十公里长

我比妻子花花早两天到达大理，第二天，我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徒步。

这是一条特殊的线路，是由长住当地的朋友小兵发掘的。这几年一到防火季，苍山就禁止攀登，任何山路口都由护林员把守，非常严格。为了就地解决徒步的瘾症，小兵探索了一条降级版的徒步线，我把它叫做“小兵野路”。

它基本上沿着苍山脚下的防火线绕行，平均海拔在2100米上下，有明确的方向，但没有始终明确的路线，以就地借道为主。只有一个原则，尽可能往高处走。

十点前，我们在银桥镇遗爱寺聚集，门口有一棵参天大榕树，容易辨认。遗爱寺没有开门，这是一座佛教寺庙，据说南诏时期就已存在。紧挨着遗爱寺的，是一座上阳溪本主庙，供奉的是大理国时期段氏王族的远祖段宗榜，据说是南诏时期的清平官，被认为是白族人最伟大的本主。但事实上，关于南诏国时期的历史遗迹，能考证的并不多。

供奉段宗榜的最著名本主庙，是我们后来经过的位于庆洞村的“神都”，又称五百神王庙。神都也是白族最著名的“绕三灵”盛会的三处核心之一，叫做“转神都”。

每年一度的绕三灵其实是神灵与世人共度的三日徒步狂欢事件，始发于大理三塔的“佛都”崇圣寺，中间到达神都，终结于洱海边河矣江村的“仙都”，大约二十公里。

绕三灵被当代流行文化注释为白族的情人节。在刻意放慢的昼行夜栖的行程中，有情人得以相会，不为任何世俗束缚，是自由奔放的三天三夜，是白族人坚持下来的最为震撼的风俗。这种祈祷丰收的田野祭祀，本质是生殖崇拜，寄望人类与大自然一起繁衍，生生不息。

但我们这次的徒步与此无关，只是在路线上偶尔重叠。苍山海拔2100米左右基本也是人界与神界的分界线，一路上，我们穿行于田间地头、村边小道、山林草径，还攀爬了几条溪流。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不断出现的人工建筑是坟场与寺庙，而我们右侧的坝子上，则是农田与村庄，以及偶尔出现的清真寺。

有些坟场规模惊人，它们雄踞在山坡上松林下，遥望洱海，一线海景。以至于我们不禁感叹，在此地，亡灵的生活远远优越于生者。所以，当看见一位护林员，紧挨着一座高大的石头墓地，搭了个相形见绌的帐篷，并坐在里面临帖练字的时候，并不令人觉得奇怪。

经过了大小不一的本主庙，最大的叫神都，是一个建筑群。最小的是一间六七平方的土房，在荒凉的山野中间，旁边独矗着一棵古老的杉树，整座庙像是孙猴子刚刚变出来的，散漫得很。

它只有三面墙，左右两面乌黑的墙面上贴着一副崭新的对联，上写：“上天尽赶乌云去，降地能催五谷生。”我急切地想知道中间那面墙上供的是何方神圣，走近仔细一瞧，是一位脑门缺了一半的黑面龙王，但仍用密集的铁丝网紧紧罩着。

大庙的规格各有不同，但山野小庙格式大致相似，中间供奉着不同的以本主面目出现的龙王，有些年代久远难以辨别，除此之外，左边供着财神，右边供着寿星。每到一处，我们都会默立几分钟，好在我背包里有一把备用的奶糖，在每个经过的神龛上，我都会毕恭毕敬地放上一颗糖。

巧得很，糖刚刚够用，只是路途中碰到一位正在田间锄地的老人，向她打听旁边一树花的名称，也送给了她一颗，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孩子一样马上剥开糖纸放进了嘴里。

她说，那种花叫梅子花。

我们是在蝴蝶泉一溪之隔的路口掉转头进入周城的，这时下起了小雨。

周城是目前白族传统延续相对较好的一个村子，保存着完整的明清白族古建筑群，虽说是村子，却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规模。我之前专程来此，逛过它的集市，以原住民为主，面向游客的痕迹微乎其微。

此次徒步的终点是周城蓝续扎染坊，主人是同行者的一位老友，但是今天她不在。这时已过了傍晚五点，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徒步轨迹，显示19.20公里。

想想作为徒步客，一个行程起步至少二十公里，于是我们继续走，逛起了巷子。村里的巷子都很窄，迷宫一般，经过不少老院子，围墙并不高，院子也不大，而院内拔地而起的古树都非常扎眼。这些树最高接近二楼屋顶，开着正在衰败却依然娇艳动人的花，似曾相识，踮起脚尖仔细辨认，正是在田间看到过的梅子花。

所以，最后八百米，我们是在细雨中走马观花完成的。当轨迹显示二十公里时，我从窄巷回望苍山，才发现嫩绿的山坡上还披着灰色残雪。

我们去214国道边的一家清真牛肉馆吃火锅，又来了一位朋友聚餐，她就隐居在附近村子里。她无意中说起了另一位朋友死里逃生的消息。

那是一位中年美男，在她口中有着“唐璜”的美誉，才华横溢，是某位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的好友及中文译者。前段时间因突发病情，由医疗急救飞机送去了香港，但现在已完全康复。当他进当地医院抢救时，作为在地的朋友，还是她硬着头皮签了病危通知书。

大家为他既唏嘘又高兴。接着，除我之外，像是一种默契或传染，话锋一转，大家忽然聊起了各自的遗嘱。这让我有些意外，但并不惊讶，原因只有一个，已入中年的朋友们都曾认真思考过死亡，不仅仅把它当成抽象的哲学，而且早已在心里盘算良久，想好了如何面对它。

“只是，那个到来的它，万一不是自己预约的那个，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死亡不可逆，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它选择你，你无法选择它。”

大家讨论得兴高采烈，时时产生争议，让人感觉遗嘱真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而牛肉馆也时不时忽然被国道上来往车辆照亮，洒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幻觉。恍惚间，像是回到年轻时对未来生活的迫切辩论，那时候，我们渴望于存在与虚无间游走，总感觉矛盾与冲突才是下一场美好生活的序曲。

不知道为什么，当最后散场的时候，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之前七小时、二十公里徒步带来的疲惫早已被忘得精光。

朋友顺路把我捎回酒店。苍白色的圆月刚从洱海方向升起，今天正是十五。越过整片微微倾斜的田野，看到远方的海面上一片亮晶晶的反光，就在我要去的酒店后面。

打开车窗，凉凉的风，勾起了我一些回忆。今天朋友们讨论的话题，花花也曾问过我，每次都被我避重就轻地推托了。没准儿，还真的该想一想。

但是，面对死亡话题，为什么大家失去了悲伤，而产生了疗愈。

第三天上午，海边栈道上站满了拍婚纱照的俊男靓女。我拉上窗帘，在酒店房间里读完了一本旧书，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颇为激动，于是去海边一处杉树林转了转。

树林被绿色铁皮挡板围住了，正在整修，但我还是找了个空隙钻了进去。我记得以前这是片柔软得无法进入的湿地，但现在可以谨慎行走。林中很安静，水面上一群小野鸭随波逐流，吱吱地叫，还有一群白鹭，一听到我的声响就飞散了。

我靠在一棵水杉树上，闭目养神，但大脑总是不由分说地把我带到书中布拉格的那个地下室，那是个废品收购站的打包室，数不清的废书从一个窗口被推进来，等待压缩成一个立方体。而我，与赫拉巴尔面面相觑，和他一样，通过废书的阅读，完成了自我启蒙与救赎。当然，也和他一样，在废品堆里工作久了，最终也成了被废弃的人。

我忽然想要看他的《林中小屋》，但手上没有，也还没有预订。这本书描述的是他如何因幻灭而逃避，最后和妻子一起搬去了一间林中小屋。

想到这儿，我转过身来，透过稀疏的树枝，再一次看到了苍山上嫩绿中的灰色残雪。

下午，一位朋友开车，我们去了下关的高铁站，接上了花花。她给我带来了家里刚收到的三本书，都是英文原版。前段时间迷上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于是订购了她的三本书：

《玻璃和神》（Glass and God），《如果不,冬天：萨福残篇》（If Not，Winter：Fragments of Sappho），《非创造：诗歌、散文、戏剧》（Decreation：Poetry，Essays，Opera）。

花花戴着口罩，看上去状态欠佳，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发现她在发烧。一上车，她就倒在我腿上睡着了。

到酒店房间，让她躺下，借温度计测了一下体温，超过了三十九度。朋友车上正好有退烧药，刚才已经给了我们，但她胃里还是空的，所以，先去酒店厨房煮了白粥，喝完再吃药。

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房间两面落地玻璃墙，正面朝向洱海，侧面朝向杉树林与苍山，我拉上了所有窗帘，只留下面向洱海的一条窗帘缝，在这条缝中漏进的光里，我开始阅读安妮·卡森，中间时不时地给花花喂水、擦汗、测体温。

我先读的是《如果不，冬天：萨福残篇》。书名来自萨福的一首残缺的诗。

作为古希腊时期的女诗人，萨福的身世扑朔迷离，她留下的诗除了一首是完整的，其它只剩下一些残篇，也就是一些句子，有些连句子都不完整，只是一些单词。但就凭这些残篇，却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如果荷马是父亲，那么萨福便是母亲，但母亲的作品是破碎的。她的传奇也使她成为了女性主义的鼻祖，还被认为是一位双性恋。

想起自己身陷囹圄时期，在高窗下，偶然读到一篇论文，考证萨福的残篇是如何流传下来的。

在亚历山大所创始的希腊化世界时期，她的诗被以希腊文的形式抄写在芦苇制成的纸草上，流传到了埃及。

当时的埃及盛行制作木乃伊，而木乃伊又需要外壳用于盛放。制作外壳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在表面刻写经文或画图，有时候工匠会直接把写有文字的纸草一层一层地粘在外壳表面，还一层一层涂上漆。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当时许多写有文字的纸草被保存了下来，直到后世的考古人员发现了它们，从中考证出了萨福的诗句。

唯有借助死神，伟大的诗篇才能得以流传。当时正值冬天，高窗下的我嘴里呼着白气，心里这么想。

当十六的月亮从洱海上升起来时，花花醒了，她的高烧热度退了一点，但仍在反复。

我们从窗帘缝里目睹了月亮，我想把窗帘打开，这样洱海就近在眼前，但花花制止了我。十五公分的缝隙已经足够，而且月亮正对着床头的她，这情境，有点像是小孔成像。

我们决定推迟明天的行程，本来要去祥云县的深山里探访一群老人，但花花担心自己尚未痊愈，会不会传染。

“再过一天看看吧。”

我们听着手机里的大提琴，看了一会儿月亮，然后她又睡着了。我关了卧室的灯，同时拉上窗帘的缝，房间里一片漆黑，连月光也没有了。这样她才能安心睡觉。

我把窗边的茶几搬到门后，那儿与卧室隔着一墙衣柜，同时打开进门灯。就着进门灯，我继续读安妮·卡森。

安妮·卡森在加拿大的大学里以教授古希腊文为生，写诗是出于纯粹的个人表达。这让人羡慕，类似的作家还有南非的库切，不依赖于写作谋生，所以，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自信与轻松，文字也特别干净。

不过，这本《萨福残篇》属于她的专业研究范畴，以她对古希腊语以及古希腊文化的熟悉程度，再结合新近对萨福纸草碎片的出土考古研究，她是一位恰当的译者。

对我来说，阅读此书最大的乐趣，并不是好奇萨福偏爱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而是用想象力去填写安妮·卡森列出的括号内的空格，那是她认为原稿中本该存在却已残缺的文字。

但事实上，我认为残缺的诗本身就富有魅力，像残碑一样，也让人想起断臂的维纳斯。这是一种因遗失而产生的自由，是被柏拉图认定为“第十位缪斯”的萨福形象与众不同的标签。是时间强力的一种隐喻。

不过，总有一种似曾相逢的感觉，但又无以言表。直到读完最后一页，才想起来，几年前读过田晓菲中译的萨福残篇，部分就转译自安妮·卡森的英译本。或许，对于萨福文体，我们都有着相同的语感。

接着，我走去窗口，拔开窗帘看了一眼月亮，它已经升到了半空，而海心上的光圈也模糊了。放下窗帘，走回门后位置，坐下来翻开第二本书，《玻璃与神》，寻思着，这书里的神大概指的也是古希腊的多神吧。

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下坠感吓了我一跳，同时，窗外传来一声巨大的“砰”。开始我以为是坐久起身而导致的头晕耳鸣。但不是，又一下，像是地板托着椅子，而椅子又托着我，我们三位一体地上下颤动了几下。

然后是左右摇摆，仿佛空气在抖动，我条件反射般紧紧抓住手中的书，又把胳膊按在桌面上，眼睛看向花花的方向。

我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但一瞬间我非常犹豫。妻子那半边房间因为关了灯，仍深嵌在黑暗中，她半睡半醒，正冒着细汗。我该叫醒她吗？啊不，这会给她带来恐慌。我该去抱着她吗？万一再次发生，或者加剧，我该给她安慰。

还来不及作出选择，这时，又一声巨大的“呯”，从窗外另一个方向传来，然后，忽然一下子又恢复了夜色中的静寂，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就这样静止了三秒、五秒，还是三分、五分？我正准备举起书继续阅读时，花花醒了过来，呼叫我。

我打开床头灯，帮她擦汗，又给她测体温，已经完全退烧了。我甩了甩体温计，递给她一杯水，看着她喝完，然后继续望着她，轻声说：

“刚才地震了。”

“是吗。”她轻声回答，脸色温柔。

第四天，因为决定推迟一天出发，所以有些空闲。早晨时有些发烧反复，到了上午，花花的身体状况基本恢复了。但她还想再观察一天。

接近中午，我们约了梅子在左岸高地一家可颂店碰头。整条街都坐着人，在那儿晒太阳聊天，基本都是久居大理的外地人，以及游民。

梅子是一家公益机构云南区的负责人，花花和她合作了有十来年了，定点帮助麻风村的老人，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今年，花花支持了一项目，帮助十个麻风村大约一百位老人持续获得志愿服务，提升生命品质。

其中有一个叫做“一张照片”的环节，就是给年事已高的老人拍一张肖像照片，同时实现一个晚年心愿。我们这次参与这个环节，所以还邀请了专业的摄影师朋友一起。但梅子说，前段时间正好有位上山的志愿者也是专业摄影师，她已经帮忙完成了拍摄工作，而且老人家都很喜欢。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改成了去麻风村和老人家们一起生活三天，聊聊他们的心愿。梅子说，这种陪伴是最稀缺的，也是最受麻风村老人欢迎的。

更何况快过年了，梅子说，最好能带上纸墨，在村里给老人家们写写春联。正好，我们的摄影师朋友平时还习练书法，既然不用拍摄了，这任务就落到他头上了，哈哈。

我们约好了明天在祥云县市场门口碰头，进山前，顺便给麻风村老人买些改善生活的食品。

下午回到酒店，便分别有几位老朋友来访，有长居本地的，也有临时来此的。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一边感叹，在大理，遇见老友的概率比任何其它城市要高得多。

朋友向我打听现居大理的老同事郭建龙的情况，他现在是著名作家，书很受欢迎。我恰好三个月前见过他，他那时刚从中亚寻古回来，估计正要着手写一本关于中亚的书。

关于中亚，当时我俩还重点讨论了两本书，一本是罗伯特·拜伦的《前往阿姆河之乡》，还有一本是薛爱华的《撒马尔汗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两本书我也是在高墙之内读到的，印象深刻，当然，当时读到的关于中亚的书不止这两本，可以列出一个不短的书单。

我也有一个关于中亚的计划，就是从这两本书得到的启发，但目前还很缥缈。

第五天，到达罗贤观的时候，已经是中午。

我、花花、小兵和福利，去年在洱源县山石坪麻风村做志愿者时就成了一个组合，正好凑齐一辆车。后来还在滇藏线上接受了考验，开车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通麦段，深入原始森林中，参与考察亚洲第一高树，一棵超百米高的西藏柏木；在山里遭受旱蚂蟥疯狂攻击的景象，成了心有余悸的记忆。

虽是中午，但没有饭吃。比我们早到一步的梅子说，处于帽山深处的麻风村，一天只吃两餐，分别在早上十点，以及下午四点。

罗贤观本是一座庙，据说在清代，从大理府来的一位官员进山断案，路上解手时无意间发现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后来这位官员退休，就在此修了一座庙，自己当了主持，念起了经。也有人认为，这位官员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地下藏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隔离麻风病人，就把这本来就与世隔绝的地方改造成了麻风村，并在原来庙址基础上，向右又加建了两个院子，一个住男人，另一个住女人，两个院子隔开，中间有岗，严禁往来。据说，当时找不到愿意来盖院子的人，最后只能让劳改分子来施工。后来，这三个老院子都废弃了，搬到了新起的一座两层水泥楼。

为了说明麻风村之前的人数规模，梅子第一时间就带我们爬上了背后的山坡，去看林中整整齐齐的坟场。看了第一处，就把我们怔住了。

麻风村人数最多的时候三百多人，现任村长熊世贵说。明眼就能看出，曾经的病情在他脸上留下了比较大的伤害，但他说话声音响亮，心直口快。他是村里老人中年纪最小的，七十二岁。

村里年龄最大的是杨荣，上一任村长，患有高血压，独自住在一个破败的老式木结构阁楼里，不肯和其他人一样，搬到水泥楼房。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几乎忘了一切。

“杨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梅子问他。作为志愿者，习惯上称老人为爷爷奶奶。

“不记得了，多大了？”他很困惑，低着头。

“您八十八啦。”梅子用手比划着。

“真的有八十八了？”他更加困惑了，抬起头，仿佛还吓了一跳。

“是的。您是哪一年来这儿的？”

“哪一年呢？”他有些害羞地看着梅子，眯着眼情，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好奇。

与杨荣相反，八十二岁的陶林仙奶奶似乎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

“出嫁的那天，进院的那天，这两个日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穿着花衣裳，一头齐耳短发梳得特别整齐，开心地大喊，“我嫁人的日子是十月十六。”

那感觉非常自豪。

“那你嫁过人啦，现在跟他还有来往吗？”梅子逗她。

“没有来往了。八二年他来过一次，住了三天，当时我刚做了手术。”她坐着，指了指膝盖，估计是做过截肢手术，现在装了义肢，怪不得之前看到她走路的姿势有点拖沓，不过，这一指，同时提醒了她手指的残缺。

“当时我走不了路，他背上我，去看电视，到处去玩。后来再也没见面了，不过，倒是经常托人捎话来问候我。”她回想起来，仍然一脸的幸福感，仿佛瞬间闪回到了八十年代。

“八二年呐，妈呀，我还没出生呢。”梅子一脸惊讶，“那他现在还在不在？”

“在的嘛。”

“那你还想见见他吗？”梅子可能想起了项目中“帮助实现晚年心愿”的环节，顺便问起来。

“啊，见什么见，人家也是有娃娃的人啰。”

“那心里面还是想见见的吧？”梅子有意无意地跟她开玩笑。梅子经常上山，跟他们亲如一家人。

“不见不见，人家现在也是有一大家子的人了，哪能放我在心上啦。”她摇着手，笑容满面，但口气上斩钉截铁。

我感觉陶奶奶可能是最有故事的一个人，开始有些期待。

为了尽快相互熟悉起来，梅子召集大家围坐聊天，一边吃带来的桔子，一边帮助老人家试穿红色丝绸唐装，这也是新年礼物。大部分老人家的手指因麻风病而损害，生活很不方便，有些严重的，没有完整的手指，扣衣服都非常困难。

因为是坡地，水泥楼房前的院子有两层，靠院门的下层是个晒场，我们坐在靠房子的上层，在一个金属凉亭下，这是他们公共活动的集中地。这个金属凉亭，以及不怕日晒雨淋的金属桌椅，还有上下坡通道上的金属护栏，都是七年前花花支持修建的。

那时候，她每月都给高墙内的我写一封信，还说起过这件事情。当时她在信中说，村里的老人家还有二十位左右，在坡地上行走容易摔跤，村里也没有一个遮阳挡雨的、随时聚集聊天的地方。

村子靠近群峰中的一个山顶，海拔2200米，正面朝东，可以隐隐约约俯瞰远处祥云县城的一部分，其实风光非常好。因为山高林深，交通不便，以往，把麻风病人与世隔绝是一种不得已的变相流放，但现在，这场景倒像是一种隐居。

假如撇除过往令人痛苦的历史，与远处可见的、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与高速公路比起来，村子里仍保持着一种几乎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的节奏，时光似乎停滞在大约三十年前，以至于摄影师福利说：

“这太令人意外了。这里的光线都是带着怀旧滤镜的。”

花花和梅子帮老人们换上了新衣服，而且每人一个龙年吉祥物。大家都高兴，有一种过节的感觉。

“快过新年了，让我们去拍个集体照吧。”梅子开心地喊，让大家去大门口外。

想起昨天在大理可颂店时，梅子说，她其实很害怕给全村人拍集体照，每次都很伤心，因为很明显，人数一年比一年少，现在，已经太少了。

“来，排好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还缺一个呢，晏平来了，好，齐了。”

一共九个。只剩下九个了。

梅子点好了人数，但我知道她心里不好过，去年走了几位老人，她都参与了送终，这个时候她可能想起他们了。

“大家看镜头。一起答，西瓜甜不甜？”

“甜——”老人家们举着吉祥物，齐声喊道。

晚饭是火窝，拼了三张金属矮桌子，大家围坐一起，一边一个锅。鸡肉、羊肉和豆腐是上午我们从祥云市场带上来的，其它的蔬菜基本上是从菜地里新鲜摘取的。

村前下坡有一大块菜地，每个人分得一小块，自耕自取。

小兵车上正好有一瓶酱香酒，就拿了出来，但老人家们基本上都不喝酒，只有熊村长稍微喝一点。刚端上杯，正好有一位自带笑意的、削瘦而沧桑的中年男人进到院子，村长一看，就喊他来喝酒。

这是山顶上的一位牧羊人，他有一辆摩托车，经常下山。上山的时候，他会帮麻风村里的老人家捎带需要的日用品。

牧羊人坐我旁边，非常客气，不肯吃喝，大家劝了好几次才动筷子。他早年在外地打过工，所以聊起天来，见识颇广，感觉还保持着山里人乐于助人的善良品质。

目前，他可能也是麻风村通向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吧。他坐了一会儿，吃了几口，问了一下有什么需要带的，因为要下山，就告辞了。

五点就吃完了晚饭，太阳还高高挂着，让新来的我们有点不太适应。不过，这个时候，轮到摄影师上场了。

俗话说，一位不会书法的摄影师，不是好酒之徒。

福利铺开从大理带来的春联纸，发了一会儿呆，忽然说，他今天写字的状态不太好，不知为啥，前所未有地紧张，手上无感。

我们建议他干脆再喝几口酒，壮壮胆子。就这样，在金属凉亭下，他左手握着酱香酒，右手挥毫，旁边的我们用手压着纸。一副王羲之要在兰亭开写“永和九年”的架势。

事实上，村里的老人没有一个识字的。但熊村长说，虽然我们不认字，但最好字能认得我们。今年想与众不同，不要以往那种春联了，每个门口的春联最好与门里的人有些关系。

这个想法太棒了，基本上是命题小作文了，搞得大家有点踊跃。不知不觉，写春联变成了一个节目，认不认字的人都能参与，最后有点打油诗的感觉。

熊村长最积极，虽然说来说去就是几个词，但开心第一。“雄心壮志精神好，贵在人间福份多。”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参与的春联，句首还有他名字谐音，他满意得不得了。

“林间仙女小陶陶，美若茶花喜盈盈。”

这是给特别爱美的陶奶奶的。这里还有个故事，说是多年前，陶奶奶去大理的医院做治疗，碰上一位从别的麻风村来的男人，那位男人对陶奶奶一见钟情，多次给她写情书。

在情书里，含情脉脉地把陶奶奶叫作小陶陶，并比作为大理最美的一朵茶花。因为陶奶奶不认字，就托志愿者读给她听，这事儿就这么传开了。

但陶奶奶对那位男人并不中意，后来没有来往。她跟花花说，“恋爱恋爱，你爱我，我恋你，得成。你爱我，我不恋你，不成。要有恋也要有爱，光有恋没有爱不得，光有爱没有恋也不得。哪怕我去哪儿，你就追到那儿，也没用。”

“恋爱不是偶然性的。平常相互影响，要培养感情，不能随随便便的。”

“人是高等动物。麻风病人虽然外体有病，可内心没有病，我们要相互尊重。穷得起，富得起，大事临头有骨气。人要正直，穷有不受。”

穷有不受。听到这个词，我有点肃然起敬了。

“家英奶奶养鸡好，独立自强值得夸。”

杨家英奶奶是村里病情最严重的一位，几乎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几乎没有完整的手指，有一次我看见她在扣外套扣子，一个扣子用了大概五分钟。吃桔子时，即使我们剥好的，她用双手放进嘴里，也花了很久。看到最难的一次，是她从地上拾一根赶鸡的树枝，怎么都捡不起来，但她非常耐心，直到成功。

家英奶奶带我们去看她养的鸡，其中一只母鸡刚孵出一群小鸡，在鸡窝外练习走路，叽叽喳喳的非常可爱。她爱惜动物，村里有两条狗，其中一条叫毛毛，整天与她为伴。

家英奶奶有个弟弟，叫杨启龙，也生活在麻风村里。启龙爷爷病症相对轻一点，还负责整个村子的卫生工作，虽然每个月只有五十元卫生补贴，他几乎随时都在扫地。他曾经回老家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姐姐生活越来越困难，于是又搬回到麻风村，照顾姐姐。

“优美洁净罗贤观，启龙尽心为大家。”这是我们贴在他门口的春联，横批是，“龙马精神”。

这最后的九人中，有四位奶奶，还有两位是黄桂兰与李世兰。其实，她俩也都养了鸡群，只是方式各有不同。

“桂花香溢满庭院，兰心慧质自从容。”桂兰奶奶可能喉咙受过伤，所以说话含糊不清，声音似乎还没出口腔就又被吞回去了。但她眼光很尖，我看到她有时在厨房指挥分配饭菜，非常公正。

“世兰做饭特别香，人人都爱众口夸。”可以看出世兰奶奶的特点。虽然她也装着义肢，但她喜欢在菜地里干活，也喜欢在厨房里做饭。

麻风村实行食堂制，吃大锅饭，三百多人是这样，现在，九个人也是这样。

厨房的隔壁是储物间，大家给它也写了一副春联：

“冰箱鲜肉天天有，柴米油盐满仓堆。”

当然，这只是更上一层楼的美好向往，事实上还有差距，那儿还没有冰箱。

甚至，简陋的医药室也获得了一副专用春联：

“中西结合疗效好，身体健康心情好。”

两个重复的“好”字，但因为此地的重要性，老人家们又加了一个“好”字，要了一个特别的横批：

“天天都好”。

四个字，表达了一种非常朴素的希望。在我看来，却也是残酷的，是他们晚年唯一的心愿。

每位老人家都有一本手撕日历，厚厚一叠，大部分钉在走廊墙壁上，就在自己经常坐的位置上面。刚开始我还奇怪，短短的走廊里钉着大同小异的日历，为何不共用一本呢。

后来发现，每位老人都有各自撕日历的方式，但从来不碰别人的日历本，也几乎不看别人的，仿佛那是一种禁忌。有的是早上撕去昨天的，有的是中午，有的是吃饭时撕的，有的是抽烟时撕的，必定是每天撕一次，但是每次撕日历，那表情都特别庄严，像是独立履行宗教仪式，并深深地沉浸于其中。

孤独地、全身心地与昨日告别，无论它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并享受那一刻。

然后，认真注视新的一页，满怀对当日的期待，尽管除了数字，那上面的字全不认识。

嗯，天天都好。

写完对联，福利也喝醉了，满脸通红，感觉连整个脑袋都被染红了，是一种晚霞红，不得不上二楼睡觉去了。二楼有几间空房，平时偶尔有志愿者来，也住在这儿。昨天还特别提前晒好了被子。

本来我们还准备了烟花，但是上山后才想起现在防火季，不能燃放。所以，只抽出了几条仙女棒，给奶奶们玩，当她们用残缺的手指夹着，一闪一闪温柔的小火花，映进她们好奇的眼睛，感觉整个世界都年轻了。

这时，蓦然回首，在东方的群山之巅，在一片深蓝的夜空里，升起了硕大的橙色圆月，完美得让人心颤，今天是阴历十七。

在厨房里忙了整天的晏平终于出场了。先用春联介绍他的重要性：

“幸福生活是大家，吃饱穿暖全靠他。”

横批是：“晏平真棒”。

晏平姓杨，十几岁就随父母来到了罗贤观麻风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这类人，还有出生在麻风村的，都属于志愿者口中简称的“麻二代”。

“麻二代”中，那些从未得过麻风病的，或者症状轻微的，成年后很少愿意留在村子里。但晏平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子。

晏平确实是个例外，曾经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照顾母亲，他的父亲去世早，所以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已长年负责村里的食堂，同时作为村里唯一的中年人，也承担了照顾老人们的职责。

他的母亲两年前去世了，他伤心欲绝，人间最珍贵的东西消失了。他把母亲埋在山上，别人以为他会离开，但是没有，他留了下来，继续照顾村里的老人。作为唯一的劳力，村里看着他长大的老人也越来越依赖他。尤其重要的是，这两年，村里的老人去世，其他人能力有限，都是他主要处理后事，上山埋葬。

志愿者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摆渡人。

村里人习惯了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所以，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大部分老人都已回房睡觉了。山上的夜晚有点凉，晏平看我们意犹未尽，就为我们在院子里点了一盆篝火，又在火里埋了一些土豆，坐下来聊天。

“晏平，你什么时候回家去？”小兵忽然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没有家呀，我去哪儿。”晏平说。

“那你结过婚吗？”

“结过，但她离开我了。”

“有孩子吗？”

“有，但是我没见过。就是孩子出生时，她离开的，没让我见孩子。”晏平的回答让我们有些惊讶，但他态度很平和。

“那你会想他们吗？你会去找他们吗？尤其是孩子。”

“不会的，他们都不想跟我过，我为什么要想他们呢？如果他们生活得很好，更没必要。”他的神情有点决然。

“那孩子长大了想你怎么办？”

“因为从来没见过，相互之间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所以也不会想我的。”

说完，他低下头，在火堆上又放上几片饵块，饵块一遇热，中间夹层里空气就膨胀起来，非常好闻的味道，捡起来放进嘴里，口感也不错。

然后他说起了母亲的死，他去大理的医院里接她回村里，因为医生说医不好了，而母亲又想回家，对于母亲来说，村里就是家。回家路上，经过一条隧道时迷路了，他下车去前面问路，走了很远，回来时母亲已经不在了。

说着说着，他满眼是泪，也不知道哪些是悲伤，哪些是被火薰的。为了转移话题，花花问了一个问题：

“村里只剩下九个人了，除你之外都是老人。接下来，你要一个一个地送走他们。但是有没有想过，当村里只剩下你最后一个人时，你怎么办？”

晏平听着，一边用钳子从火堆里扒出煨熟的土豆，土豆非常烫，他用脚尖一个一个轻轻划给我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据说可以去县里指定的养老院，但能不能真去得了还不好说。”

“那你想过放弃这儿，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不能这么想。这里还要人照顾。神交给我的工作就是服务人，如果我放弃了服务，神也不会高兴的。”

他说到了“神”这个字，火光照在脸上很明亮。

陶奶奶房间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大的“爱”字，而且是中间有“心”的繁体字。

那是一张海报，上面还有一行小字，走近一看，是《新约》哥林多前书里著名的一段，关于爱的解释。开始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结尾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房间里还有一张不大不小的肖像照，靠在桌上，就是我们原来计划拍摄的那种，但已有志愿者完成了，照得很传神。肖像照放在醒目位置，看得出来，或者说心照不宣，这是一张未来的遗照，是陶奶奶准备好的，留给世界的最后形象，只是现在先陪伴着她。

事实上，老人们不仅准备了遗照，在隔壁已经荒废的寺院里，有一间荒草掩蔽的房间，里面还摆放着准备好的棺木。

这已经是下一个早上了，也是第六天。天微微亮，我和福利天不没亮就起床了，正在二楼阳台等待日出，福利的酒也已经醒了。

忽然听到楼下一阵歌声，非常好听。我们听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歌声下楼，正是陶奶奶，她一边干着家务，一边唱着一首圣歌，

“主你为我操碎了心，整夜为我两眼泪汪汪。”

这首歌很长，我们站在窗口听她唱完，这时曙光正好照过来，有一半的房间内是金色的。陶奶奶邀请我们进门，说自己没读过书，都是跟人学的，唱得不好。

福利忽然问她：“你会唱《奇异恩典》吗？”

“会啊。”她点点头，坐到椅子上，整张脸都浸在门口射进来的金色阳光里，开心又认真地唱起来，那模样不似一位未来遗照的年迈主人，而是一位新生的少女：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许多危险，试炼困苦，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我本来，来此的目的，最想了解麻风村的这些孤寡老人，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安排围绕死亡的一系列事情。他们的孤独与恐慌，留恋与平静。

最后得到的印象，正如后来福利推荐的表述，如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般的感受。马勒在创作第五交响曲前，患了一场致命的出血症，他说，“我感觉时日不多了。”

与此同时，黄桂兰奶奶在自己房里煮着鸡蛋，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福音。杨荣爷爷在楼上听着新闻广播，他的收音机下压着一本早已发旧的圣经。沉默寡言的李世兰奶奶正一瘸一拐地走向菜地。

杨启龙爷爷正在院子里扫地，不留下一片落叶。还有一位叫罗秉康的爷爷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怒斥一条名叫做狗狗的瞎眼狼犬，它躺在路中间，差点把老人绊倒了。

另一条叫毛毛的狗则躺在杨秀英奶奶门口，等待她缓慢地起床，因为手脚不便，秀英奶奶更像是一个被按了慢放键的人。

熊村长和晏平从仓库中找出一面巨大崭新的国旗，插在院子最高处，然后又拉开了一条横幅。原来今天是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旗杆的旁边有一个悬挂的汽车轮毂，只要一敲击，就能发出哐哐的金属响声，响彻山际，提醒所有人，该开饭了，即使站在后山的坟场，这声音也清晰可闻。

挂好国旗，晏平又拖出一根长长的橡胶水管，接到水龙头上，水来自山顶的一个蓄水塘。然后，他用水把杨启龙爷爷扫过的地冲涮了一遍，不留一个死角。

十点钟，吃完早餐后，花花约着四位奶奶在金属凉亭下聊天，想再次问问人生心愿的问题。两条狗在旁边陪着。

但老人家们都说没有心愿。倒不是推辞，因为她们实在想不出来。陶奶奶说：

“我们得病当初，别人看见麻风病人就很恼火，往我们脸上吐口水。我们这一辈子受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现在什么都忘了，没有什么愿望了。”

“活一天，过一天，明天死了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然后她们一起低头，手指勉强交叉，做了祈祷，接着唱起了歌。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省察自己，回想以往的年日里，蒙了多少恩典。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花花又问有没有想见的人。陶奶奶说：“我家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倒是你们，我还想多见见呢。”

然后，挥动残疾的手掌，在不锈钢茶杯上敲着拍子，带领大家合唱，说是献给我们的。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

就这样，就像一群中学女生，一边聊天，一边一首接着一首地唱歌，除了中间休息一下，一直唱到了下午。天知道她们不识字，是怎样记住这么多歌词的，估计是长年累月死记硬背的结果。唱圣歌，既是心灵洗涤，或许也是她们度日的良方。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这金属凉亭更像是一座教堂，或是一处圣坛，这些五音不齐口齿不清的老奶奶，如此认真地唱着赞美诗，是人间最幸福的唱诗班。

女人们唱歌的时候，男人们大多坐在院门外的路口，那儿有一小片核桃林，都经过了晏平的嫁接。现在，光秃的树枝上稀疏挂着几个昨日被替换下来的旧年的红灯笼，随着山风荡漾。

他们有聊没聊地说话，用老人手机听着某处火灾的新闻。

这最后九个，看上去都很温和，在苦难的惯性中顺流而下，仿佛早与命运达成和解，等待最后的召唤。

只有一个人除外。

他似乎是矛盾的结合体。他待人热情，主动带着我们到处转悠，迫切地想要把这里的一切介绍给我们，而且共情能力很强，对于别人真诚的关心，出自内心的感激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他也不停地表达着愤怒与不满，尤其对于不公平事件或者虚情假意，一有机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抨击。

他就是将近八十岁的罗秉康，也是一位“麻二代”，跟着得病的母亲带来麻风村，不过，不幸的是，当时他也是一位麻风病患者。他来自一个被打倒的富农家庭，目睹了家庭遭遇，心意难平。

他说刚来的时候，因为家庭成份不好，病中的母亲要做最辛苦的活，每天一大早起来，跪在厨房地上揉面团，每天要做三百多个面包。

他非常注意形象，清早就把自己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像他的性格一样根根竖立。他穿着志愿者送的时髦卫衣，那衣服半边白半边黑，胸口有一头巨大而醒目的梅花鹿。这样的衣服，村里每人一件，其他人都收藏起来了，只有他敢于穿出来，带着街头少年的范儿。

慢慢地，我有点喜欢这位独来独往的老头了。

因为他，让我想起狄兰·托马斯写给父亲的一首诗，《不要温和地走进良夜》，诗人提醒进入暮年的父亲保持咆哮的生命态度，对于死亡的召唤不能言听计从。

我们写给他的对联是：“秉性纯良人本善，康健田园心怡得。”横批：“自在快活”。

罗秉康爷爷结过婚，还跟老婆一起返回老家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个性无法融入，还是选择独自回到了麻风村。故乡已成他乡。

问他怎么认识老婆的，是不是同一个麻风村的，他说不是，是在“交流”中相遇的。

罗贤观人数最多的年代，住宿条件差，非常拥挤，但是纪律严明，违规惩戒严厉。他还带我们去参观了当年用于关押的小黑屋，虽然早已倒塌，但仍让我想起了断断续续一直没读完的福柯的书，《规训与惩罚》。

病人群体内的相互伤害，与犯人群体内的相互伤害，有着类似的心理动机。同为社会遗弃者，伤害他人有时带来某种变态的快感。

男女之间的事，自然是防范的重中之重。身体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人性欲望的缺失。

云何降服其心，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一处孤立世外的深山里，一群被世人唾弃的人，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好在这片深山老林里不止一个麻风村。

帽山山区是三县交界，祥云、宾川、凤羽，这三个县不约而同地把麻风村建在这片山里，属于各自的边缘地带，易于封闭管理。规模最大的是祥云罗贤观，第二是凤羽黄草坝，最小的是宾川老山麻风村。

事实上，这三个村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二十公里上下。

在闻麻色变的时代，麻风病人严禁与外界来往，即使在路上碰到，也得立即主动躲得远远的。但是，这个规定不适用于麻风村之间。

麻风村之间，可以名正言顺地交流往来。

因为渴望交流，几代麻风病人以极大热忱，在荒山野岭间，开辟了一些孤僻小径，以避开山村与山民。

于是，三个麻风村，在大山里形成了一个秘密三角。由于麻风村内部制度在野外约束力有限，所以，一些故事就发生在这三角线上。真正的交流就在路上，在荒山野岭间。

这是人性解放的二十公里，自由的二十公里，虽然披着苦难的外衣。

我把它称作“苦路”。

第七天。

我和小兵决定徒步，翻山越岭，从罗贤观走到黄草坝，体验一下这条苦路。让花花和福利开车在终点接我们。

梅子说，其实疫情之前，每年三月十七，都会组织这样的徒步，以前村里的老人还会参加，重温激情岁月，但随着年迈衰老，身力不支，后来只剩下志愿者徒步纪念了。路并不难走，只是疫情几年没人走，山里草木疯长，可能有些地方很难找到路了。

天气很好，有点依依不舍，所以，拖到十一点多才出发。出发前，晏平说，要注意林中猎人们放置的捕兽夹，罗秉康爷爷颇有深意地说，留意一下那个月亮泉还在不在。

我们顺着山路往上走，狗狗与毛毛跟着我们，好不容易把它们赶回去，然后放弃主路，钻进树林，擦过坟场边缘，顺着村里的引水管道往上爬，因为水源地就在山顶。

到了后山，风大起来了，松树与桉树林翻江倒海一般，像行走在海里。地上落叶厚厚一层，又像行走在雪地。

因为走得急，到山顶的时候气喘吁吁。我们调整了一下，喝口水，这时才发现迷路了。于是按照两天前那位牧羊人的提示，去找牧场。

果然找到了围栏，以及一排矮土屋。翻进围栏，只闻羊叫不见羊，钻进屋后一个小门，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臊气薰天，急忙退出，悄悄沿着房子走到屋前，阳光特别晒。冷不丁一转身，才发现长长的一群羊跟在屁股后面，摩肩接踵，却默不作声地盯着我们，可能是从刚才被我们打开的小门出来的。见到我们瞪着它们，才咩咩地叫起来，声音越来越大。

“有人吗，有人吗？”

我叫了几声。这时，穿着像厨师又像饲养员衣服的牧羊人闪现在我面前，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手里拿着一个脏兮兮的空盆。

相互问了声好。他问我们是不是要去黄草坝，我们说是，但迷路了。他指了一个方向，让我们先往前走，他一会儿就来陪我们走一段。

我们按着他指的方向，一番攀爬后到达一条防火隔离带，大概十分钟后，听到摩托车的声音，他赶了上来。我们劝他指一下路即可，不用陪我们走了。

他下车，拉上摩托脚架，然后找了根树枝，先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这是山里的两条主路。”他说，然后在此基础上又画了几条平行支线。他抬头看了看风中的树，说，“直走，不要转两边，一直到山顶，然后直接下山，进入一个峡谷，大概是风来的方向。”

我们致谢，牧羊人以脚架为支点，顺势甩手把摩托车转了完整的一百八十度，这手势真是帅呆了。然后告别。

超过山顶横线，其实就是祥云与凤羽的分界线，我们往下走，进入了峡谷。风越来越大，阳光猛烈，风景粗野，有种不真实的好感，路上没有别人。

脑中偶尔闪现当年麻风病人小心翼翼走路的场景，既兴奋又紧张，仿佛自己也曾经是其中一员。他们要走多久多远，才能完全放下所有顾忌呢。

峡谷蜿蜒曲折，有时行在谷底，有时走上半坡。在一个高坡急转弯处，我的帽子被一阵突来的狂风刮飞了。不得不在长满荆棘的山坡上慢慢寻找，终于在溪床边找到，然后干脆顺着干涸的溪床往下走。

在一个搭着几截木头的桥边，终于回到正路，但面前是一条分叉的小径。正在犹豫，忽然听到黑山羊的叫声。

眯起眼睛，细看左前方核桃树林的阴影里，走来了另一位牧羊人。

第二位牧羊人，穿着带肩章的军绿呢制上衣，胸前、肩膀、袖口上，密集的黄铜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如果不是右肩背着一个白色帆布包，右手举着一根带绳鞭的牧羊棍，我可能以为他是一位刚退休的门卫。

上前问路，他非常热情，举起乌黑的左手比划着，腕上一个金属大手表异常显眼，但说的话听不太懂。为了方便听懂，我又说，毕马村方向怎么走。毕马村是路上必经的一个村子。

他左手上臂用力向前挥了几下，像是在切开凝固的空气。最后说，一直顺着左手往前，直到看见一个凉亭。

站在路上，等落在后面的小兵，顺便数了数树荫里路过的羊。然后我们顺着指引的方向，经过一番折腾，果然找到了山坡尽头的凉亭，风口上一个孤立的地标，但是风已经小了。

坐在凉亭边，居然可以俯瞰山下坝子对面的昆楚大高速，一下子让我们有了方向感，这个坝子我从高速公路上经过好几次了。

吃了两个随身带的桔子，趁着还有手机信号，我们查了一下地图。这时已过两点，我们估计到黄草坝的话，就来不及折返出来了。于是调整了目的地，到中途的一个村庄，毛粟坡。

电话通知了花花后，我们就下山进入了毕马村。估计毕马村以前是一个小村子，麻风病人很容易走小道绕行避开。但现在，它已经发展成大村子了，我们只能选择直接穿越。

但村子里的路像迷宫一样，有几次，我们不是误入了别人家的马厩，就是闯进了鸡飞狗跳的门厅，到处都是狂吠声。路过一个露天肉铺，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跟了上来。

我转身，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刀，然后在地上敲了敲自己的登山杖，主动上去问他，“你好，请问新村怎么走？”新村是下一个必经的村庄。

“你们是不是去爬山的？”他有点莫名的兴奋，仿佛没听见我们的问题。

“什么？那个，不是，我们路过。”我又看了一眼他手里垂下的刀。

“你们是不是要去登顶对面那座最高的山？”

我往后看了一眼，远处好几座山，确实都很高，不知道他指哪座，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是啊。怎么啦。我们去毛粟坡。”

“没骗我吧。我看你们的装备，以为你们是专门登山的。如果真的要是去登对面山顶，一定要带上我啊，我一直在这里等啊。”他把握刀的手放到了背后。

“啊，不是。你等了多久啦。”我看他太胖，不像是能登山的人。

“很久很久啦--”他有点失望，然后又举起另一只手，指了指某个方向。“新村往那儿走，从新村往毛粟坡有一条公路。”

我们没有选择那条公路。小兵说，还想继续体验麻风病人徒步的艰辛，所以，没到新村，我们就左拐进山了，那儿远离人烟，远看貌似有一条不明显的山路。

但是毫不意外地，我们在某个山坳里又一次迷路了。这次不仅迷路，我俩还钻进了一处荆棘从生的陡峭的悬崖边。小兵硬着头皮提议，让我们试试垂直穿越，下到谷底，趟过河流，翻到对面的公路上。我一看，难度指数大概是十之八九。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折腾，宣告失败。我们又艰难找回到迷路的起点。这时太阳下到了更低的位置，被面前的山挡住了，野林子里逐渐幽暗起来。

心里有点着急，四处找路。这时，隔着一条山沟，就在对面坡顶上，第三位牧羊人出现了。

他穿得就像一个标准的牧羊人。每件衣服就像是随机套上去的，说不出任何特点，头戴鸭舌帽，手持一根带皮鞭的棍子。他直挺挺地立在一个土堆上，身上反射出一种下午接近傍晚时独有的疲惫的光，仿佛在等待我们的出现。

“你--很--帅--请--问--路--在--哪--儿--”我朝他喊，怕他听不见，把每个字音都拉长了。

还没等我喊完，他就举起牧羊棍，用有皮鞭的那头指了指。我朝那个大概九点钟方向看了看，是一片早就收割完的苞谷地，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了。

果然，小心翻过那片只剩残梗的山顶苞谷地，就能下到去往毛粟坡的河谷公路了。不过，还要走上很久，这时，整片河谷已经沉浸在晚山的暗影里了。

走出河谷到达毛粟坡时，精疲力尽，正好遇见来接我们的车。乘着山顶可见的最后的夕阳，看了一下徒步轨迹，今天没完成基本里程，只有十六公里，不到二十公里。

晚上，我跟花花聊起与三个牧羊人的巧遇。

她笑起来，然后一脸好奇地问我：

“你会不会觉得，这三个牧羊人，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呢。”

我被问住了，迟疑了一下，反问道：

“是谁呢，难道是，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