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北京参与一个中外学生共同修习的项目。某个秋夜，我正在学院的公共空间熬夜写作业，一位鹰钩鼻、酒窝深邃的金发男子双手插兜经过。我们之前从未见过，我猜测是因为他才抵达学院不久。他向我走来，伸手和我握手，用别扭的发音试着和我介绍自己新得到的中文名，但我没辨别出是哪几个字。闲聊了一会儿后，我们互换微信名片，然后道别。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消息：“要休息和恢复。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
我笑了笑，打算收拾电脑回宿舍。他的微信名显示，那个我没听出来的姓是“彭”。大概从某一天他问我为什么很多人叫我“汤汤”后，我开始称呼他彭彭。
随着在食堂的几次偶遇，我对彭彭有了更多了解。他来自俄亥俄州，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人生中最不幸的事是：连续两年，足球和橄榄球分别击中他的头部。第一次脑震荡带来的影响几乎要完全消失时，第二次又发生了。他再也不能参加任何剧烈运动，包括踢足球，这曾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现在仍是——有一次我和他在校园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在绿茵场边，他始终对远处踢来的球保持警惕，有个瞬间球朝我们的方向飞来，他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但大多数时候，他的视线始终热切地跟随着球在赛场上的轨迹，眉间的纹路因为全神贯注而紧簇，流露了想踢球却不得的羡慕与不甘。
我们一起在秋天的校园散步，回到学院后，他从宿舍里拿出一个小铁盒与我分享，盒子里装着他女朋友和最好的朋友们的照片。那一刻，我知道我们成为了朋友。
每当我在校园见到这个新朋友时，他不是在说话就是在听别人说话。“彭彭是学院里最能说会道的人。”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语调、停顿和强调都很独特，即使我说出完全相同的话，也不会有同样的效果。”另一个朋友说，“彭彭的幽默就在于他的言辞。”
最开始，和他待一块儿时我会紧张，他讲话语速飞快，思维也快，喜欢提很多问题，在谈话上似乎精力无穷；我不确定我那时的英文水平是否足够理解他全部的意思，更不知道我能否清楚表达我全部的想法。不过，我逐渐意识到，即便我们存在一些语言的障碍，对于语言共同的爱好和好奇心是绑定我们的重要纽带。我通常有很多关于英语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初的大多数微信消息都围绕着语言。
比如，第一次散步和愉快的谈话后，我给他发了两条信息。
不久后，我收到了他传来的近十条消息：
这种情况常常出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问题的答案。他的肢体语言也向来丰富：当我们分享选择好友的标准时，他说：“我的朋友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他说了个词Swagger（大摇大摆地走），又怕我不理解，于是站得笔直，抬起下巴，露出一副傲慢表情，模仿起一个人大摇大摆目中无人走路的样子。
另一个母语是英语的同学曾问我（带着狐疑的语气和眼神）：“你和彭彭在一起时都会聊什么？”那天，我刚好和彭彭有两个小时的长谈。同学的困惑是：在一段明显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关系中，对话能抵达多深、多广呢？“他的思维和说话都很快，特别在涉及很智性的话题时。有时连我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他补充道。
可能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打破语言障碍建立友谊并不是简单的事，以及我有彭彭这样一个愿意付出耐心和我建立友情的朋友是多幸运。我们在校园中一圈一圈漫步，见证树叶在四季轮转中变黄、凋零，又重新萌发、变绿，看到池塘的荷花枯了又开，以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长谈，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耐心。
我们最初总是讨论社会、文化、学术这些话题，某一天，彭彭突然说，“今天让我们聊聊爱吧”——作为一个慢热的人，我不觉得我和他的友情已经到了我可以分享私人关系的时刻，于是我坦率直接地告诉他，“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聊这个。”他尊重我的选择。过了半年后，我终于对他敞开心扉。你可以再一次看见耐心如何在我们的友情中发挥作用。
培养耐心虽然不容易，但也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复杂——彭彭总是会在说完一段话后，转过身，侧向我，和我确认：“你懂了吗？”如果我看起来神情困惑，他会重新表述句子并放慢语速；我从不害怕展示自己的无知：“你什么意思？”“你在说啥？”“什么什么？”有时我会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他会停下来，思考一会儿，然后重新组织一次语言。
每当我对他的耐心表示感谢时，他总是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并且语气轻松地安慰我：“我喜欢讨论语言。”
然而，有时不得不承认，语言障碍确实存在，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完全靠耐心解决。彭彭总是那个带给别人快乐、让大家哈哈大笑的人，但他很少分享自己的烦恼。有一次，我带他去我最爱的地坛公园。在出租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你很少向我展示你脆弱的一面？”他分享了两个原因：一是他并非那种经常向朋友主动展示脆弱感情的人；第二是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阻碍了分享更复杂和细微想法的欲望。我感到有些无可奈何的难过。这种感觉并没很快消失，但一种更积极的情绪部分覆盖了它——因为我也感受到了彭彭的诚实与信任。
在地坛公园红墙前的小道上，他还是向我分享了脆弱，第一次说起他在浪漫关系中的忧愁——他觉得他和女友没有足够的共同话题，每次通完电话后，他不会有欣喜和激动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他隐秘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臧否自己的女友——他是个特别考虑他人感受的人，他不想让这话传到他女友的耳朵里，从而伤害她。但我知道，作为一个对语言如此感兴趣的人，和伴侣产生有来有回、幽默或深刻的对话对他有多重要。
在地坛那天，我们还谈到了他持续的头痛，他说两次得脑震荡这件事让他比以前胆小怯懦了很多，不再敢做很多冒险的、不确定的事，“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当时正穿行在冬天萧条的草木间，看见了史铁生笔下“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我决定给彭彭讲述史铁生的故事，讲他如何日复一日推着轮椅来到地坛，进行关于生命的思索，讲他如何用真诚自由的写作抗衡命运的磨难，“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
我还和彭彭说起我对北京的喜爱——尽管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喜欢北京，我却在北京感到一种渺小的快乐，因为你知道自己如此渺小，所以更可以和你身边的朋友们紧紧相拥。我用英语冗长而复杂地说出这个意思，他说：“这就是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 insignificant！”我双眼放光，惊喜地鼓掌大喊：对，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有时，语言障碍甚至可以转化成我们友情中的优势。在春节旅行中，我们一起读了彼得·海斯勒最著名的书《江城》——他有一个更接地气的中文名，何伟。我们在飞往大理的飞机上阅读，或者在民宿明亮的餐厅里阅读，窗外是阳光下被白雪覆盖的苍山，以及一望无际的翠绿田野。
或许由于我看的是翻译版，我无法完全理解书中的一些内容。例如，在中文版中，当何伟参加涪陵的跑步比赛时，路旁的中国人盯着他看，并会大惊小怪地冲他喊：“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他一点也不感到恼火。相反，“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闲庭信步一般。”
我无法理解作者在这儿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这场有恼人喊叫的比赛让他感觉像在闲庭信步？我随手抓起彭彭手中的英文书，找到对应的页面，发现原文是这样写的：“But it didn’t bother me a bit, because for those four kilometers I felt completely at home.” （但这根本没有打扰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中，我感到完全像在家一样。）
只有看到 “I felt completely at home”时，我才瞬间理解了何伟想要传达的微妙情感——在书的早些部分，他讨论了许多阻碍他融入中国社会的细节，讲述中国是一个如何与他成长环境大相径庭的地方。然而，当他跑马拉松并赢得第一名时，他不再担心外国人身份造成的困扰，觉得就像在家一样。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离开故土的，不合时宜的，脚步凌乱的，跌跌撞撞的”外国人。通过跑步这件他如此熟悉又擅长的事，他在心中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和满足。
我心满意足地把书还给彭彭。我意识到，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阅读帮我更好地理解了作者的表达，或许这也是个有更深远意义的象征——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的人交流，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眼前的世界。在旅行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由刻板印象引起的假设或许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说话更委婉，而西方人更坦率，但我们却发现，很多时候美国人有一些更有意识的礼貌和鼓励，而很多中国人的沟通更简单、直接，讲求效率。或许嵌在这些跨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普适道理是：刻板印象和泛化概括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彭彭和我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中共同认识了这一点。
根据何伟的书《江城》，何伟和他的朋友亚当在涪陵教英语时，总是用具有涪陵风格的英语交流——使用“guanxi”来指代relationship，用“xiaojie”来指代年轻女士，用“mafan”来指代trouble，从而让英文混杂着许多富有特色的中文词汇，创造了一种只能在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
在距离何伟和亚当26年前居住的小镇1800公里的北京，彭彭和我有了我们自己的“江城”。我们用“pengyou”来代替friends，用“pangguang”来代替bladder（他在旅行中总是上厕所，我笑称他是小膀胱），用“haochi”来代替delicious，用“zouba”来代替let's go。“wo baohu ni（我保护你）”在我们的对话中也出现得很频繁。比如，在他去了喧闹的夜店后慢性头疼加剧，他让我在京东上帮忙买药，每次买完药，他会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保护我。”每当他认为他可以帮助我时——例如在路上看到一只狗（我从小就怕狗）——他会大步流星冲到我面前，伸出修长手臂，一脸严肃地说，“我保护你。”随后露出调皮的微笑。
大多数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很多，对方就能立即心领神会。这也是语言的目的，毕竟，能够被理解总是比说得正确更重要。有时他会犯一些错误，比如将“Keyi”打成“Cui”（英文里Cui接近“可以”的读音），但我通常能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弄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
围绕语言的互动创造了许多有趣的共同回忆。在我家过春节的一个夜晚，我们和当地一位镇长共进晚餐。镇长让彭彭猜测她的年龄。彭彭礼貌地拒绝了。在最终得知她的年龄后，彭彭做沉思状，然后一脸严肃地说：“一个35岁的女人，看起来像25岁，但有45岁的权力。”我为餐桌上的客人翻译了这句话，他们都哈哈大笑，称赞彭彭的口才。彭彭看起来对此很满意，他对我说，“我的诙谐加上你的翻译，看上去我们可以征服所有人。”
尽管有——或许正因为——语言障碍，他还和我妈成了朋友。在我家最后一天，他们在没有我帮忙翻译的情况下交流了10分钟，尽管彼此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当彭彭想解释他要去超市买东西时，在我家的餐厅里，他立马变成了一个无实物表演的演员，假装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的过道上蹦蹦跳跳，伸手拿起商品。妈妈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每次提起彭彭，她都会大笑着回忆起那次互动。（他的魅力吸引了我妈！）虽然我不在场，但我可以想象他生动的肢体表演。
彭彭和我妈之间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他们的超市探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去超市采购。等到忙着找食材的我妈再次看到他时，发现他正一边在超市闲庭信步，一边呷着咖啡。我妈大惊失色，赶忙问：“彭彭，你这咖啡哪来的？”他不懂中文，但大概能猜到意思，便领着我妈到了一个放满咖啡的货架前。我妈恍然大悟，他应该是从货架上拿了咖啡便喝。活了五十多年，从没见过人在超市里有这种操作，我妈吓得不轻，生怕彭彭被指控偷东西。彭彭却说，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当他跟随父亲去超市购物，他们都会先喝饮料，然后再排队买单，从没遇到过什么问题。后来每次说到这件事，我妈都会捧腹大笑，觉得又后怕又可爱。
如今回想起这个故事，我有了一个更积极的解读——彭彭在超市里闲庭信步，信手拿咖啡打开瓶盖，就像是在他俄亥俄家乡的超市一样，或许说明，他在我的家乡也有了家的感觉。
去年，彭彭邀请我去位于俄亥俄的家乡过感恩节——一栋位于郊区的房子，他和哥哥都从纽约回到家中过节。他的家人和他一样健谈和幽默。如果我想参与到对话里，我总需要说得更大声、更快、更有激情，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才能融入谈话中。
小镇平静而安宁，购物和消遣的地方都不多，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吃饭、聊天、看橄榄球比赛、玩Blokus“角斗士”游戏，偶尔还去逛本地非常受欢迎的Greater冰淇淋店。彭彭的妈妈做了一种叫Chili的辣味浓汤招待我，这是他们按照自己的食谱制作的浓汤。过去，他们会在汤里加入牛肉，但随着家庭成员逐渐成为素食者，这种浓汤里也不再加入牛肉。
到俄亥俄的第二天，我读到爱尔兰小说家约翰·麦加恩的一段话：
彭彭家的平静、规律，他们给我的温暖款待，以及书中这段话，都让我想起了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家。如果彭彭从未去上大学，他就会继续待在俄亥俄，日复一日过着这日常、安静的生活。我也是如此。
唯一的不一样或许是：春节在浙江，彭彭被我家人一日喂饱三餐，并且餐间还有各样点心，以至于他需反复从1楼爬到20楼来消化食物；而当我在俄亥俄，有一次因为我在楼上休息，他们家人甚至忘记了叫我吃午饭（一个又有些以偏概全的猜测是：美国家长不会像中国家长一样那么操心孩子吃饭）。
不过，那天彭彭得知之后，为了既不让我饿着，又不让他的家人感到愧疚，偷偷用盘子运送了两块散着余温的披萨到楼上我的房间。
我们常去他的高中散步。学校离家只需步行五分钟，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高中，地广人稀。我们会穿过一片小森林，树木都已经凋零，一片足球场，一个用来做自然教育的小木屋，几栋教学楼，一片网球场，网球场的门口刻着学校的州赛战绩。彭彭遗憾地和我说，他的哥哥曾带领团队获得金牌，但却错失了个人赛的冠军。等到我最后一次在日落时分去那所学校散步时，我已经对校园的地形了如指掌，闲庭信步得像这就是我的高中一样。
有一天，在我感谢他在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建立友谊时的耐心后，他回复道：“你从快的中文转到慢的英文，而我从快的英文转到慢的英文。这种彼此迁就很美丽。两个出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在一个共享的语言空间中相遇。”
我和别人讲述过无数次我和彭彭的故事，感叹这段友情的珍贵。有时，一些犀利的朋友会提出质疑：他会说中文吗？他学中文吗？为什么只有你在学习英文？我知道，他们是在怀疑彭彭的身上是否有一些白人的傲慢和特权，怀疑我是否是这段友情中付出更多的一方。
记忆中的一个细节潜入我的脑海。在我们的项目中，他只上了一学期中文课。他不希望把短暂的在中国的时间用来学习中文，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交朋友，旅行，看中国更多的地方。我曾很直接地挑战他，“学习一个地方的语言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你不想更好地了解吗？”房间里的空气变得有一丝紧张，他带着点辩解的语气说，他考虑的更多的是性价比的问题，认为有限的时间里他无法在中文上取得很大进步，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式。总之，他的答案并没有说服我。
在俄亥俄，我们同他叔叔聊天时，再一次聊到了语言问题。这一次，他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反思说，其实他在中国应该学习更多中文的，哪怕学不了多少，但这表明了一种愿意了解的态度，一种入乡随俗的礼节，一种对在地文化的关心。他郑重其事地和我道歉，说这是他考虑不周和粗鲁的地方。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没关系，我对白人没什么太大期待。
但我内心松了一口气，觉得一根埋了好久的倒刺被拔出来了。
回忆一段友情时，我们好像总是下意识地回避掉了那些细小的疑虑，只记得朋友闪闪发光的地方，从而部分改写了叙事。完整真实的叙事是，我们的友情或许不是完美得挑不出任何瑕疵，彭彭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当然，我也不是。
关于来自两个国家、两个文化、两种语言的人，究竟能彼此获得多大程度的理解，《江城》结尾处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悲伤的答案。何伟和亚当快离开涪陵时，想用摄像机留下纪录。他们拍下一张张中国人的笑脸，直到一男一女打断了拍摄，指控他们是试图拍摄中国负面景象的记者。何伟和他们产生了口角，并且冲突不断升级，那些原本友好善意的脸庞，也突然在某一刻转向了对立面，从微笑变成了指责、围攻，甚至是拳脚相加。
何伟后来反复回看录像带，试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最终只得到一条令人遗憾的领悟：“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即便已在涪陵生活数年，即便他认为自己已能轻松应对当地的各种状况，但在那一次激烈的冲突与对峙中，他依然无法理解当时那个面目模糊的、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群体，以及潜藏在冰山下无法跨越的隔阂。
不过，和彭彭的友情让我比何伟更乐观。或许，理解一个具体的人，总是会比理解一个更面目模糊的群体容易一些。突破语言、国别、文化藩篱后的我们，相同比不同更多。曾经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两个孤独的星球，两个遥远的星球又如何会交汇轨迹呢。但我和彭彭的那些交往，我们在彼此故乡的闲庭信步，都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日益割裂的世界，人和人跨越某种障碍，建立深情厚谊，是有可能的，哪怕是两个不完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