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早就说，她死后不要入土，不要立碑。她也不要落叶归根回到她生长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她的骨灰最好撒进大江大海，自由自在，随波逐流。如果太麻烦，在附近找座山也行。站在山坡上，把骨灰撒进空中，随风飘散。
死，对于在江南小镇长大的母亲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就死于伤寒，年仅三十八岁。母亲对父亲的葬礼记得非常清楚，跟我讲过多次。父亲的尸体停放在一间玻璃屋里，床头点着飘忽闪烁的清油灯。小镇上怎么会有玻璃屋呢？每次我都会疑惑地发问。她也不知为什么，但记忆里就是这么一间透明发亮的屋子。作为唯一的后人，她得给父亲守灵。他死前生了很久的病，脸色惨淡如霜，身上穿的是平常衣服，因为奶奶怕儿子死后，阴间的小鬼会抢他的新衣。但脚上的布鞋是新的，按照风俗用一根粗线把两只脚紧缠在一起。母亲坐在灵床边的一个小板凳上，死死盯着父亲苍白瘦削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惧意。她知道父亲不会再醒来把她顶在肩上，带她去看戏，去牌场打牌，去小吃摊喝糊子酒，但她理解不了人死为何不能复生。她觉得父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她去相聚。她不会想到，这一等会花去七十四年的光阴。
十年动乱中，死神也和她本人两次擦肩而过。没完没了的学习班、交代材料、审查和批斗拖垮了她的斗志，坚定了她了结残酷人生的心意。她一粒一粒地攒安眠药，悄悄藏在隔离室外面的窗台上。当攒够三十粒时，她毫不迟疑地全部吞下。幸好看守发现异常，及时送她去抢救。虽然大难不死，她求死的决心却并未因此动摇。再次住学习班时，她又开始悄悄攒安眠药。然而，我的一封信改变了她的想法。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写信向她汇报刚获得的考试第一名成绩，这让她重新感受到了人生的希望和责任。她把所有的安眠药扔进了厕所。
我和母亲一起面对过一次死亡，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母亲的继父去世时，我在武汉上大学，母亲刚好在母校湖北医学院进修。接到死讯后，我们各自向学校请了假，搭同一艘轮船回到洪湖市新堤镇。这一次，母亲还是没有哭。因为要停尸三天，即便在大冬天里，外公的床头床尾也堆满了大袋的冰块。堂屋改成了临时孝堂，挂着父亲写的白布挽联。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会在香炉上敬一炷香。夜晚，灯草长明灯若明若暗。隔壁的苏大爹过来打丧鼓，黄泉路上再送老邻居一程。他带着自己的丧鼓家什，头上缠着白头巾，大冬天也光着膀子。他一边打鼓一边开口唱：
苏大爹不止唱了一夜，而是连着唱了三个晚上。他唱“庄子戏妻”、“贾氏上坟”、“窦娥冤”、“秦香莲寻夫”、“白蛇传”、“数鱼名”……，歌声沉郁悲怆，遒劲有力，直到把嗓子唱哑。我惊讶于苏大爹的歌喉和他记住的曲目，仿佛窥见贫瘠表层覆盖的丰富宝藏。外婆说苏大爹幼年丧父，早早便以打丧鼓为生。只是后来政府不让搞封建迷信，他才改行做了搬运工。
外婆活到了九十七岁，大家也都觉得母亲会活很久很久。她的身体虽然没有外婆那么健旺，但比同龄人还是好许多。她一生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到老腰板依然笔直，走路全无老态。不像我父亲，五十多岁就得了糖尿病，一直依赖母亲照料。她每天给他打胰岛素，监控他的饮食起居。所有人都以为，父亲会走在母亲前面。我也一直这么计划，待父亲百年之后，带爱玩、爱旅游的母亲周游世界，给她拍下无数的美照；她很上镜，在镜头前总是笑容灿烂，从不怯场。
都说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切，全被2022年3月一个礼拜天的电话打乱了。电话是爸爸妈妈常去的教堂打来的，通知我妈妈在做礼拜时，突然从椅子上晕倒，摔到了地上。虽然没有受伤，但打电话的医生教友建议我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老人这种无缘无故的晕倒通常不是一个好兆头。
检查结果显示，妈妈得了胶质母细胞瘤，俗称“大脑杀手”，跟美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约翰·麦凯恩一样，一发现就是四级了。这种脑癌不治疗的话，生存期只有三到六个月，治疗后也只能延续一到两年的寿命。妈妈的肿瘤长在脑干上，位置敏感且深，核桃般大小，既不适合切片检查，也不宜完全切除。医生说，即使切除，肿瘤也一定会长回来的。它就如同一只张开手指的手，四处抓挠神经，谁也不知会碰到哪根神经，引发什么样的症状。
妈妈的最初反应是不信，不信脑癌会找到自己，但很快她就释然了。她说，如果能再活两年就刚好八十八岁，是个吉利的数字，死也死得安心。于是，她选择了治疗，尽人事，听天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在美国名列前茅，治疗她的David C. Pratt 癌症中心更是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创新的治疗方法而闻名。妈妈的放疗将在MEVION S250i 质子机上进行，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治疗机器，妈妈将成为这台新设备上接受治疗的第一个病人。
因为长在脑干上，肿瘤只能部分切除。手术非常成功，医生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妈妈的健康身体，完全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妈妈问在做过手术的病人中自己是不是最老的。医生说不是，他不久前还给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做过手术。手术后的妈妈状态非常好，对恢复也非常配合。我向学校请了本学期剩余时间的假，每天跑医院照顾她。我迷上了日本免疫医师高桥弘的抗癌蔬菜汤，每天给她送用高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与鸡汤熬的蔬菜汤。在治疗期间妈妈对很多食物抗拒，唯有这道蔬菜汤让她百吃不厌。在网上我还找到了“抗癌第一汤”，黄芪、当归、花生和红枣，把它们用秤分别量好，装进小塑料袋，每天熬一小袋。
在住院病房住了一个星期后，妈妈转到了医院附属的康复中心，接受物理治疗、心理咨询、营养康复以及日常活动、语言训练。开朗外向的性格很快使她成了康复中心的明星病人，医护人员都觉得她有趣，喜欢跟她聊天，其中语言康复治疗师和她的关系最好。他名叫保罗，是个亲切风趣的中年人。妈妈告诉保罗，她的丈夫比她聪明，但她比他胆子更大。保尔问为什么这么说，妈妈便举了爸爸上世纪六十年代沙上建坝的经历，说那是中国第一座在沙上建的小型水库，到今天还在使用，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保罗不同意妈妈，说工程师有工程师的聪明，医生有医生的聪明。妈妈也不同意保罗，坚持认为爸爸比她要聪明得多。
美国的医院都配有口译服务，不过他们的治疗对话都是由我口译。跟手术前比，妈妈还能记事，但忘了很多东西和人的名称。她会跟我说，把那个红色的东西给我拿来，我东张西望找了半天，才发现她指的是红色包装的卫生巾。保罗让她重复他说的四个词中，她没记住领带，把领带说成了嗓子。而让她重复的三种水果名称，她只说了苹果和香蕉，过一会儿才说了蓝莓，都是她爱吃的水果。保罗问她最喜欢的动物是不是大熊猫，她说她不喜欢大熊猫，因为没有个性。又问她认为什么样的动物有个性，她说长颈鹿、豹子和老虎，因为有力量。妈妈一生追求力量。
我问保罗，他以前治疗过不少脑癌病人，他们的恢复情况如何。保罗说, 每个个体的情况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脑瘤一定会长回来；脑肿瘤的恢复跟中风不一样，中风的恢复虽然缓慢，但总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而脑肿瘤的恢复则无法预测，今天可能很好，明天可能很糟糕。他治疗过一个病人，去世前两个星期都挺正常。脑癌后期，病人还会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症状，比如产生幻觉，混淆过去和现在。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训练家属也是康复训练的一部分，因为病人不可能永远住在医院里。他的话让我心情沉重，不过这些话我并没有告诉妈妈。
在康复中心住了两个星期后，妈妈便出院回了家。显然，她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别提照顾爸爸了。虽然我们已经给她请了白日护工，但晚上一个人睡还是不行。妈妈坚决反对搬来与我们同住，一辈子追求独立自由的她，不愿受拘束，更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况且，她住的小区里还有两个好闺蜜——单阿姨和杨阿姨，分别来自台湾和香港。她们三人经常一起去教堂唱歌跳舞，一起做手工，交换美食，聊逝去的往事。我告诉妈妈，现在情况已经不由她了，不过，就算是搬到我们家，单杨两位阿姨和教会里的其他教友都会常来看她的。这家华人教堂对妈妈意义非凡，可以说是她的精神家园。没有它，他们不可能在美国一住十年。
我们把家里的两间客房布置成养老病房，爸妈各占一间。妈妈的房间里摆了两张单人床，晚上我就睡在她的房里，方便照顾她起夜。一下子，我仿佛有了两份全职工作，白天教书，晚上照顾妈妈。好在天气一直很好，妈妈和爸爸每天坐在通风透气的庭院里，赏花、聊天、接待看望他们的牧师和教友。她不停地做手工——她的折纸技巧非常精湛，能折出游龙、猫头鹰、孔雀开屏等复杂精细的动物。尤其是那孔雀开屏，堪称艺术品，送给了好几位朋友，还在教堂的义卖中被人买走珍藏。如今，她感到时日无多，心里有了种紧迫感，而且她的手指也开始不听使唤了。
让她烦躁的不只是手指的协调问题，还有正在进行的化疗和放疗。尽管化疗和放疗的强度都很低，她的胃口依然大受影响。除了能勉强喝一点蔬菜汤，别的东西吃在嘴里都是木渣渣的，连平时最爱的鱼和韭菜盒也嫌弃。她不仅吃不下，还不停地抱怨自己多么没胃口。我和先生觉得这样反复的自我暗示，只会增加她对食物的抗拒。于是我们决定吃饭时跟她聊一些过去的事，转移她的注意力。没想到这个方法居然奏效了。
妈妈最爱讲的，是她在武汉省三女中读书的一段时光。生父去世后，母亲不久也改嫁了，但她仍然由叔叔抚养。叔叔与父亲感情深厚，把她视如己出，小学一毕业就送去武汉念中学。当时去武汉念书的还有两位女孩，都是小镇名门之后，被称为府场街“三千金”，不知引得多少男女羡慕啧舌。母亲上的省三女中解放前是教会学校，入学时已经改为省属公立学校。那时，女生们夏天穿白衬衫和三角裙，冬天则换上蓝色的列宁服。学校的教学楼很漂亮，红砖青瓦，屋顶高耸，再加上落地长窗，地板凉爽宜人。天热时，她们经常从宿舍楼溜到那里午睡。学校的厕所都是木头蹲炕，上面盖着铁皮，有一百多个，既干净又整洁。女中的礼堂有一间地下室，里面摆满了高跟鞋，大约是老生跳舞后留下的。她们会一一试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双。老师们都住在小洋楼里，男教师西装革履，女教师则身着洋装，其中一位男老师还接受过蒋中正的接见。酷夏时，女教师们会把西瓜或者西红柿放进一个大网兜，晚上吊到井下冰镇，白天再吊上来吃。母亲个子那么小，居然还是校女篮的中锋。她最喜欢生物课，曾成功嫁接了番茄和茄子——也许是别的什么蔬菜，并因此获得了学校颁发的米丘林奖。
母亲从省三女中毕业前，叔叔遭人诬陷被划为资本家判刑十年，母亲的经济资助随之中断，靠同学接济读完中学。无奈之下，她只得报考武汉助产士学校学习接生。由于成绩优异，她毕业后被保送进入湖北医学院深造。她对湖医的印象只有停尸房、养青蛙的动物园和恶狗遍布。她尽量避开青蛙和恶狗，但倒是不怕尸体，每次上解剖课，她都要和同学从福尔马林池中抬出尸体。第一次抬尸的搭档是一个大个头的男生，他居然在中途停下呕吐，惹得她笑弯了腰。有一次，他们要解剖一个得胆囊炎去世的老太太，她负责切开胆囊。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尸体呈红色，跟牛肉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碰牛肉。另一次，青山刑场通知学校去领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一位身材高大的河南人，无端猜忌杀害了“有外遇”的妻子。男子腋下的脂肪是黄色的，跟鸡油一样，因此很长时间里，她也不碰鸡肉了。
每当妈妈谈起这些影响食欲的往事时，我总想方设法把她的思路引开。有时可以成功转移话题，有时却无济于事，特别是在聊到她后来遇到的一些病例——像子宫剥离、子宫脱垂之类的事，她的思绪就会沿着一条血淋淋的思路走下去。那时侯，不仅她吃不下饭，连我也会失去胃口。后来我发现，只要提到灵界或者她儿时的一些往事，就能成功打断她的这些血腥回忆，她也会吃得更多。她的短期记忆明显恶化了，完全记不住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但她的长期记忆却异常清晰。
我会问她，“妈妈，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甘蔗？”
她的脸上就会泛起甜蜜的微笑，说，“对呀，我从小就喜欢吃。我第一次吃甘蔗是在施家港，我就出生在那个小地方。我们家住在东荆河旁边，离东荆码头不远，两三百米外还有一座东荆庙。码头上有时会卸下从广州运来的甘蔗，在我们那儿卖，生意很好。有一次，他们给了我一根又粗又长的甘蔗，我就拖回家慢慢地砍着吃，真是甜啊。” 趁她说到甜甜的甘蔗，我赶紧喂了她一大口莲藕排骨汤。
“那空心菜呢？” 我又问。
“空心菜？嗯，好吃。” 妈妈微笑着回忆道，“我第一次是在婶娘家吃的。婶娘的娘家很有钱，之所以愿意把独生女嫁给我叔叔，完全是因为他聪明。我父亲上过十年长学，叔叔却不识字；虽然不识字，但在府场街，打算盘没人比得过他。他还爱打麻将，但从不超过十二点。他们兄弟俩感情特别好，从没分过家，生意上也合作得很默契。我父亲经商头脑好，叔叔组织货源和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强，兄弟俩正好互补。去武汉开拓市场主要是我叔叔负责的，他常去汉口小蔡家巷子送货，像腌咸蛋、皮蛋、鸡蛋，全都是最新鲜的，作价卖给蔡家巷的小贩，然后再进香烟和盐什么的，运回府场卖。没多久，兄弟俩就把我们何家做成了府场的首富，还盘下了一座榨油厂。要不是后来我父亲去世，再加上以后的公私合营、叔叔被抓去劳改，他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我趁机又喂了她一口空心菜。这次我没有用福建的做法，而是按照她家乡的传统清炒。
妈妈从小体质通灵，直觉能力超强。这点我和她完全不同。我像爸爸，一辈子没见过什么怪力乱神，连梦都很少做。按通俗的说法，妈妈和外婆都属于阴气重的人，而我和父亲则是阳气重的人。表妹小时候犯过一阵子官煞，常常气若游丝，眼看就要翻白眼走人，送去医院却又查不出任何毛病。每到夜晚，她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周围的一切都令她恐惧，眼前还会看到一些晃动的黑影，似是而非的，好像黑狗在一本厚书上跳来跳去。但神奇的是，只要我父亲坐在她床边，这些怪影立刻就消失了。外婆说是因为父亲阳气重，压住了阴界的生灵。
2022年中秋，我特别用心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知道，这可能就是妈妈在人间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了。我做了她最爱吃的清蒸鲈鱼、葱烧蛤蜊和八宝饭。蛤蜊让妈妈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蚌壳精的故事。渔民出湖打鱼，深夜迟迟未归，船在湖里划来划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岸。好不容易看到一片芦苇和岸边，便赶紧抛锚停了船。清晨起夜时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芦苇和岸。妈妈说，这就是蚌壳精在跟渔民开玩笑，有点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她说这是父亲小时候讲给她的故事。她还遇到过一次“鬼打墙”，是在戴家场的乡下。那年她只有四五岁，外公把她顶到牌场打牌，然后再去老情人家吃饭，那晚饭桌上有鱼。外公的老情人姓陈，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吃饭时，妈妈似乎听到田地里传来凄厉的喊声：“救命啊，歪嘴爹爹救命！” 声音吓人极了。歪嘴爹爹是外公的绰号——据说有一天他起得太早，一阵鬼风吹来，把他的嘴吹歪了。医学上说这是轻度脑血栓，但村里人觉得是鬼气作祟。年幼的妈妈很害怕，外公安慰她说，可能是有人被“鬼打墙”困住了。鬼在跟人开玩笑，让那人走不出田地，走到哪儿都会撞到一堵墙，得有人把这个人喊出来。说完，外公便起身出去，作势要把那人从“鬼打墙”里喊出来。
妈妈故事里的鬼怪总是迷人又调皮，充满了恶作剧的趣味。她会讲女同学半夜起夜时，被鬼扇了一个耳光的故事；还会说新堤那边常常淹水，水鬼特别多。他们喜欢在你游泳时抓住你，让你扑腾打水，觉得很好玩。她还说，她见过外婆的“神”，其实不是传说中的黄鼠狼，而是一头黑熊。每次她回去探望外婆时，那黑熊总会在半夜拽她的被子，有一次甚至把整床被子都拽到了地上。妈妈有无数这样的鬼怪故事，越讲越兴奋。我先生说，她已经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了。
不过，她的记忆越来越差了，连提到我表妹时，都只说“那个深圳的谁”；天天来照顾她的护工阿梅，她也记不住名字，只说“那女的”。她变得愈发不合作，常抱怨每个人都想管她。因为她说嘴疼，医生给她开了一个喷雾器。我儿子看了说明书，说不该喷那么多，她很不高兴，觉得孙子太文牍主义、太机械化了。后来护士也证实，她一次确实只能喷半秒。早上她会撒娇赖床，脸上常露出一种诡秘的微笑，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偶尔还对我发火。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摔跤，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不受大脑控制了。我们给她配了手推轮椅，还买了一个呼唤电铃，挂在她脖子上，需要帮助时按一下，整座房子都会铃声大作。爸爸倒是说，他没事，随时可以看着她，但实际上，爸爸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可靠了。有一次，妈妈在庭院里自作主张地练习走路，结果摔倒在地，口吐白沫，爸爸竟然视若无睹，径直从她身边走过。我们赶紧打了911，再次把她送进了急救室。
刚住院的头两天，妈妈显得特别焦虑不安，整个人很困惑。短短几天里，我就发现她胳膊和臀部的肌肉松垮了许多，皮肤像褶皱一样垂挂在身体上。医生说这很正常，病人通常先失去肌肉，接着是脂肪，他们的评估非常悲观。一位医生认为她最多只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另一位则认为可能只有几周或一两个月。后来，一位名叫盖尔的临终关怀医生来了，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职业女性。一进门，她就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跟我说，早在四五月份她就见过我妈妈，对她印象很深刻，知道她是一位非常骄傲、可爱的女士，但现在，她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盖尔详细向我解释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她说，妈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会有太多疼痛——这让我感到一丝慰藉——但她会越来越多地陷入昏睡状态，呼吸也会从现在的平稳变得长短不一，停顿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喉部肌肉的逐渐衰弱会导致痰液增多，最终她会死于感染，而不是癌症，最有可能是肺部感染。盖尔认为，现在是接受临终关怀的合适时机了，他们能帮助我母亲走得更有尊严、更少痛苦，同时也会为家属提供情感支持和护理指导。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盖尔再次拥抱了我，不断轻拍我的肩膀，试图给我安慰。
妈妈回家后，临终关怀部送来了带护栏的升降病床、尿不湿和氧气瓶，还有治疗焦虑、失眠和癫痫的劳拉西泮以及镇痛的吗啡，后者还放在冰箱里没动过。因为这种脑癌，正如医生所说，走时并没有太多疼痛——这是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地方。护士每隔两天来给她洗澡，还会帮她按摩，每到这时，妈妈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安详的微笑。爸爸也花更多时间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他们说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每次经过妈妈的房门，我都能感受到老两口的亲密。尽管如此，她的情况还是日渐恶化，记不住自己有几个儿子，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晚上，她的手会在空中胡乱抓挠，撕扯被角、衣服和尿不湿——尿不湿每晚都被她撕成了碎片。嘴里不停地说着谵语，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照顾她变得异常困难，我常常整晚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只要她一翻身，我就立刻起床看她需要什么。有时我会亲吻她的额头，安抚她躁动不安的情绪。她会在我的安抚下慢慢平静；但有些时候，只有在喂她劳拉西泮后，她才能真正安静下来。妈妈一生爱干净，年轻时如果有人坐了她的床，她都会重新清洗床单。生病后，哪怕大小便失禁，她的身体却始终没有异味。
现在，她的食谱都是一些易消化的软食，比如蔬菜汤、白煮蛋碎拌牛油果、蛋白奶昔和香蕉等。医生说，就算是她胃口不错，她目前的身体也吸收不了多少营养了。医生还嘱咐我要时常问她的名字，检查她的意识。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她叫何明凯（叔叔的大儿子）；再问我是谁，她说我是何明春（叔叔的小儿子）。说完，她用手指指着我，说我是个坏蛋。我问为什么，她的脸上又露出调皮幸福的微笑。
妈妈吃的最后一顿晚餐是绿豆糕，是佛罗里达州一个朋友做好后让她先生带来的。她吃了差不多两个，还说了一句十分清醒的话：“真香啊！” 这是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自那以后，她就陷入昏睡状态。护士让我们停止给她喂食喂水，我们一开始很难接受，担心她饿得难受。护士反复向我们解释，强调保持肺部干燥的重要性，说现在任何食物和水都会呛入她的肺部，让她痛苦不堪。护士告诉我们，这个濒死过程通常会持续7到10天，个别病人甚至撑了三个星期。我们最终勉强听从了护士的建议，只在她嘴唇干燥时，用棉签蘸水润湿她的双唇。妈妈看上去确实睡得很安详，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11月19日，妈妈的身体开始僵硬，手指蜷缩在一起，血管呈现出紫黑的颜色，尿液也变成棕色。她的脸颊开始凹陷，身体像炭火般滚烫，但体温却并不高。11月20日，好友过来陪爸爸下棋，我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发现她的呼吸非常短促，越来越浅。我有种不详的预感，知道离别的时刻正在逼近。我马上去客厅叫爸爸，说妈妈不行了，让他赶紧去告别。爸爸却说等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只好先回到妈妈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轻声对她说：“妈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会照顾好爸爸。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我们会永远想念你。” 我俯身在她额头轻轻一吻，她便在安详中停止了呼吸，长离人世。
直到在教堂为妈妈举办的追思会上，爸爸似乎才意识到，陪伴了他六十年的老伴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哭得像个孩子，我的悼词也念得泣不成声。妈妈的追思会来了近百人，国内的亲朋和外地的挚友都送来了精美的花圈。追思会由牧师主持，我和另外两位朋友致悼词，一位是妈妈喜爱的舞蹈老师，另一位其实是我的好友，她和妈妈结缘是因为她母亲曾经是省三女中的老师。听着教友们为她唱送别的歌曲时，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轻松，觉得其实我们都应该为她高兴。她终于自由了，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羁绊，包括她最爱的亲人。她精灵古怪，如同故事里那些迷人调皮的鬼怪；她也无形无状，不受控制，如风，如水。跟她亲近的人总想给她一个形状，把她装进一个瓶子，就如现在，她的骨灰依然囚禁在一个骨灰盒里。可是我知道，她的灵魂早已化作风，飘向她向往的自由远方。
我迫切地想实现她的愿望，还她自由。在网上做了很多研究后，我们终于决定把她的骨灰撒到加州的太平洋里。在那里，她既可以遥望中国，又能随着海水飘游世界。我们选定在蒙特瑞尔的渔人码头送她踏上新的旅途。这里是太平洋，是美国离中国最近的水域；这里有她钟爱的渔人码头，还有她爱吃的鱼，海风中飘漾着她最爱闻的鱼腥味，天空中飞翔着自由自在的海鸥，它们的叫声似乎在为她送行。这里游人如梭，游船如织，熙熙攘攘，充满了生气。从这里出发，她既可以回到故土看望她想念的亲人，也可以环游世界，探索新地方，结识新朋友。想念她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去哪里找她，因为水葬地点的对面是一个名为“情人角”的风景胜地。“情人角”的原名叫“情人的耶稣角”，曾经是循道宗信徒的静修营。情人角坐落在一座小巧的海边公园里，据说每到五月，公园里就会开满紫色的花朵，如同一大片起伏的紫色波浪。这种紫花名叫“冰植物”，由一位喜爱冒险的探险家从南非移植而来。它不但赏心悦目，还能防止海水腐蚀陡峭的海岸线。妈妈一定会喜爱这种远道而来的移植花卉。我可以想象，她会在月夜乘着白色的海浪，悄然回到此处，观赏这人间的紫色花浪，露出她那开心的笑容。她的灵魂如这片紫色的花浪，自由、绚烂。
妈妈，祝你新的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