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的一天，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谢老在朋友圈晒了一张照片，是帮他搬家的工人们在他家阳台上用他的望远镜排队观看上海动物园，因为谢老住的房子的院墙另外一头就是长颈鹿住的房子。
直到这一天，我才刚刚反应过来，谢老要离开上海了，我从波士顿回到上海喝酒的时候，酒桌上又少了一个人，尽管这话听上去瘆得慌，但是，可不，这一个个的，都离开上海了。
原来，真的会有我们唱过的“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这一天。
陆灏先生还留言纠正：“连拜拜都没有说。”
看到谢老朋友圈的时候，波士顿是晚上，女儿刚在俱乐部打完球送回学校，我回到家吃点宵夜，那天不知道把老花眼镜放哪了，老婆辛苦做的菜放在眼皮底下都是模糊的，我想北京人说的“晕菜”估计就是这意思。
最近睡眠也不好，实话说我整个一生入睡都很困难。如果我现在就嗝屁了的话，我的墓志铭应该写：“深度睡眠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另一个和我一样睡眠困难的人就是谢老，他最早和我一样吃舒乐安定，后来说舒乐安定不顶用了，准备吃思诺思，又有点小担心，据传思诺思入睡很快，有人吃完一粒去关卧室的门就吊在门把手上睡着了。
至于我是真的“晕菜”、失眠，还是因为看了谢老的朋友圈后隐隐失落，不得而知。
波士顿秋天的夜晚出现了红色的极光，璀璨的天幕绵延到无穷的远方，动人心魄的景象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喧嚣平息，人群散去，一样的月光照着一样心事重重的查尔斯河。如果不是女儿从学校操场上发来的一堆高清照片，我们几乎很快就忘记了刚刚绽放过的“焰火盛会”。
那曾经的，是何等梦幻的时光啊！
我和长我3岁的谢老认识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从一起讨论如何办《东方早报》到求同存异追求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再到共同分析血压睡眠以及喝了酒不能吃安眠药否则可能会变成陈百强等等，中间还穿插了搓麻将、卡拉OK以及数不清的饭局酒局，注意，不是那种商务局，而是我们几个兄弟之间百分之百以喝酒为目的的酒局，而流程都以我喝醉他清醒以及照顾我为结束。
谢老是我们复旦新闻系1983级的师兄，是那种偶像级别的师兄，低调有学问就不说了，个子还高，一米八三，个子高也不说了，气质还好，一头长发。那个年代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有个叫许亚军的人在里面演一个叫“伯爵”的角色，长发，哇靠，帅极了，就是一个弱鸡版的布拉德·皮特。谢老不一样，他更高更挺拔更有气质，很多年后安迪·杜弗伦从肖申克监狱逃出升天，大家看到那个叫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的演员都忍不住大喊：“哇靠，这不是谢老吗？”
谢老1987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当时特别喜欢他的吴老师（吴老师后来也特别喜欢我）给他留言说：
“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一双眼睛注视着你。”
2003年因为办《东方早报》我们在上海相遇，谢老讲起吴老师深情的留言，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东方早报》有一个庞大的文化版块，里面有不少能人才子，我自己没什么文化，搞不定他们，就把这个版块交给谢老管，他管得很好，至少从报纸印出来的样子看是这样。因为那时在上海，很多人都知道《东方早报》有文化，这个腔调和谢老的气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想去讨教一番，有一天晚上我去谢老的4楼，他正坐着抽烟，说起他手下有个主任叫贾女士的，今天晚上因为一个稿子的观点和他产生了分歧，第二次把大样拿上来并被告知要继续修改时，小贾把大样揉成一团扔进谢老桌旁的垃圾桶里。
我说：“然后呢？”
谢老说：“没有然后，小贾就他妈闪人了。”
小贾现在是文化圈的大咖，但是二十年前的当晚她确实就闪人了，把邱总气得吐血，但是谢老跟没事儿人似的。二十年过去了，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允许一个持有异议的编辑将大样扔进垃圾桶里如果能写进新闻学概论就好了。
2003年的时候，我们都用MSN聊天、联络，晚上夜班空闲的时候，就在MSN里面写博客，长短不论，你的联系人都可以看到，也可以评论。有一天我写了一段话，具体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就是抱怨宣传系统里有些事特别不合理，但是如果去较真能把你累死，还不如你好我好大家都扯淡大家都轻松。
我在结尾写了几句笑话，是说陈小春演的《古惑仔》电影里有个桥段，KTV的陪酒女摸着陈小春的劳力士金表，说上次有个凯子戴个假劳力士，“我特么往手表上这么一拍，表盖就特么掉下来了，碎了一地！”
如您所知，陈小春的表盖也掉了下来，节操碎了一地。
大半夜下了夜班准备回家睡觉的时候，发现谢老在下面留言：犬儒主义。
第二天我偷偷问张明扬，“啥叫犬儒主义？”畅销书作家张明扬那时候在这边做财经记者，他说，“不大懂，我去查一下。”
查了半天，没有下文。
以后的二十年，我、谢老、明扬，从未在一起讨论过犬儒主义，哪怕在我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不过从2003年那个冬天开始，我成了“犬儒主义”的一位拙劣的研究者，（搞不好，也是践行者。）我东看看西看看，二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是足以构成我写这篇小文的线索支撑，以及，和我最要好的朋友谢老说，我知道，这二十年我们心里偷偷发生了什么。
犬儒，以前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人，尤指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创始人叫安提斯泰尼，生平不详，一直跟随苏格拉底混，曾经亲眼看着苏格拉底喝毒药而死。安提斯泰尼在一个名叫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讲学，Kuno就是希腊语“狗”的意思，据说这是犬儒的由来。
至于说到犬儒主义（Cynicism），一个外来词，中文里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作为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则是一个更屌的人，第欧根尼，说是他住在木桶里，还在里面打滚，很快活，容易想到老庄哲学，还有魏晋名士。
最著名的逸事说，东征的亚历山大大帝去看第欧根尼：“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吧。”第欧根尼说：“别挡住我的阳光。”这个逸事是对哲学具有更高权威且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宣示。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提到另一则逸事，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宁愿做第欧根尼。”有点像十几个世纪以后马云先生讲：“我最后悔的就是创办了阿里巴巴。”
2004年的时候，谢老和我说，相比较管新闻，他更希望去办一本杂志，当时我们正好买下了美国运通公司的一本旅行杂志的中国版权，谢老就去做了这个杂志的中文版，他们把它叫做《私家地理》，这一次，这个内容，再也不涉及什么重大新闻，而只与旅途和人生有关了，似乎也有编辑跟谢老杠，但真的没有人再把大样扔进垃圾桶了。
每一期的杂志，谢老都写一篇卷首语，味道好极了。看起来，尽管谢老平时很少说话，但是内心丰富着呢。回想起来，谢老不喜欢说话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隔离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和话题，跟高仓健不说话还不完全一样，我们小时候伙伴们都担心高仓健肯定是舌头比矢村警长短一截。
旅行杂志是不是就像第欧根尼的木桶一样自得其乐、我行我素、粪土诸侯权贵呢？不一定。
运通公司有两个白人男子，每年都来两三回上海，名义上是培训编辑人员，实际上首先总是要催一下版权费，然后再吃吃喝喝到处逛逛，不得不说这是个好差事。
老外的血液中似乎有一种酶，在对付酒精上比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有一回在大冬天上了68度的五粮液，喝得人声鼎沸，称兄道弟，齐声高唱鲍勃迪伦“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但是，老美仍然没有倒下，菲利普（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名字）在饭店门口搂着我说，兵，今年一分钱版权费都还没付。我说这不还没到时间嘛，现在杂志的生意也不好做。
总之那个冬天还没完全过去，我们就收到运通的通知，不再和我们续约，因为有人给了更高的版权费价码。记得我去通知谢老我们不能再使用这个品牌时，他愣了一小会儿，说：“FK。”
我说，天下乌鸦都他妈黑着呢。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第欧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他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的人。”
尽管没有了美国人的品牌，我们还是自力更生做好了《私家地理》，一直到互联网的浪潮席卷而来。相比较报纸，杂志的转型大约更加艰难，精美的图片和设计被抛弃之后，感觉一片狼藉。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乌鲁木齐路钱柜唱歌，谢老说你刚唱的那首挺好听，叫个啥，我说是齐秦的，叫《曾几何时》，“曾几何时，我迷失了自己，曾几何时，我忘却了自己，沉醉在变了调的都市里……”
某一年的某一天，谢老和我说，他准备退休了，那一年我大概四十七八岁，正干得热火朝天，算算谢老五十左右，然后，他就自我退休了。我说，你收入哪里来呢？他说他有自己的办法，饿不死，要过点自己想过的日子。
之后有一个春节前，我发信息给谢老，说你为单位做过很多贡献，大家都一致觉得应该给你一个红包。
他回信说：“别鸡巴扯淡了，不干活为什么要拿钱？”
这个莫名其妙的对话被我记住了，不管是古典的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的犬儒主义，总之不干活我就不能拿钱。
谢老有很多粉丝同事，尤其女粉丝很多，听说他自我退休了，非常震惊，甚至无法接受，纷纷发信息给我，强调应该让谢老回到新闻队伍中来，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事业作出新贡献。
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抚女粉丝们，大概是说，谢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年华老大心情减，辜负萧娘数首诗。”
但是女粉丝很多都是有文化的粉丝，并不好敷衍，其中一位我和谢老共同的朋友说：我看，是老邱搞的那套投机取巧的东西入不了谢老的法眼。
英国人安斯加尔·艾伦所著《犬儒主义》一书中，对犬儒主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根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而现代的犬儒主义者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遥。哈里斯说：“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
大约，好多年前，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中的一员，这个“聪明”的重要标准，就是游走在“了不得”与“要不得”之间，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聪明人，掌握着“成功”之道。
记得几年前一位著名的主持人，访问了美国的媒体后有一个观点，我印象深刻，大约是说，美国媒体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的媒体才是真了不起，我们是在最狭窄的空间里求生存，求发展。
这话，到底是他妈对还是错呢？
至少，我得承认，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我一直认为，像谢老这样不接受妥协，世人皆醒我独醉的人，不合时宜；像我这般在体制、市场、资本、读者中到处讨好的人，不用打着灯笼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聪明”人。
写这个文章之前，在波士顿参加了女儿高中的第一次家长会。家长会开了两天，我和她妈妈和她一起上了7堂课，其中一堂英文课，上来就发了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歌，整堂课就是讨论这首诗《The Road Not Taken（未选择的路）》：树林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很多年后回首，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个白人父亲说，四十年前我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也是这首诗，想不到现在还是，哈哈哈。
我心想：靠，那是因为一直有人误入歧途。
2022年的下半年，我70%被动30%主动地离开了我混迹三十二年的媒体行业，各种折腾之后发现，那些投机取巧、妄图四两拨千斤的花招，原来，没戏。
那真的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从上海到波士顿到重庆，那些善意的、不善意的眼神，从头打量到脚，感觉我从一米八三的身高突然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一米八三的谢老一个字都没问过我，回到上海我们就喝酒，聊聊血压、睡眠，以及如果不坐飞机如何从上海抵达波士顿。
2024年上半年在波士顿弄新房子的时候，我坚持在地下一层的卧室里也做了书架，理由是如果有一天谢老来住，他一定想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那一定是这一层，而且，书和书架都不能少。
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出版了第一本书，谢老一直在他的朋友圈帮我推广，有些话表扬得比较肉麻，非常不谢老，感觉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卖得好点，我看到这些内容觉得很惶恐，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我在华尔街见我的发小，我也在别的文章中写过他。他一刻不停地盯着奈飞（Netflix）的股票，一天涨了11%，说管俅啥子商业模式，干电影干视频干文字，反正最牛逼就行，头部玩家，OK？下沉市场你玩不转，你不要底线，别人比你更不要，事实上没得啥子下沉市场，市场都得往上走，我俩都是十八线来的，也不会傻逼一辈子。只有奈飞这样的巨人才能创造新世纪，才能帮哥们挣着钱。
下午四点收了盘，发小说：不过，谢老这个人真有意思，或者说，这就不是price（价格）的事儿，这是value（价值），更彻底点说，因为他，你的东方早报岁月没有蹉跎，二十年前就为你标注了犬儒主义，哇靠，精准。
我在波士顿的家位于西部近郊，在这一带，查尔斯河还是一条窄窄的小溪流，河岸既有杂乱的枝蔓荒草，也有伟岸的北美乔松，即使在冬季，流动的水流也不会冰封，依然昼夜不停。
我在秋天一直开着卧室的窗睡觉，午夜时分，总能依稀听到温柔倾诉般的水流声，觉得是最好的安眠药，仿佛往事在耳边慢慢流淌。
我和谢老第一回真正认识，是在2003年的5月，我们本来想在这个月创办《东方早报》的，但是由于发生了SARS疫情，只好推迟。
5月间，我们被要求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不过有一个下午，谢老发信息给我：来唱卡拉OK……
我戴着口罩去了。那天他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我这个土包子是第一回听，觉得很着迷，这首歌是罗大佑唱的，它说，“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我忍不住端着啤酒敬他，谢老说，喝不了啤酒，肠炎，肚子疼。
我说，那还不去医院看看？
谢老说有啥好看的，疼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我心想，这比装的……
《犬儒主义》这本书的译者倪剑青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他说，艾伦博士过分乐观，试图在现代犬儒主义之中寻找积极的革命性因素，但很不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犬儒主义并不会拥有撕开铁屋子的能力。铁屋子的自我崩溃的确与犬儒主义的腐蚀作用有一定关系，那是因为权力者自身也被腐蚀，从而动摇了自我保卫的意志与决心。
但让铁屋子崩溃的那一击，从来就不是无法协同行动的犬儒派能完成的，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我在2003年和谢老唱歌时特别想告诉他，其实，我们本可以在1986年就认识，那一年9月的一个下午，夕阳西下，我和我的天津同学高先生走在复旦“大家沙龙”旁边的小路，他说：
“前面那位，跟你一样长发的，比你高出一个头的，叫谢方伟，我们天津老乡，大才子，我们去打个招呼不？”
我说：“别了，傻乎乎的。多有才啊？比汪国真还有才啊？”
高先生说：“操，你丫这德行还是别去打招呼了。”
我说：“如果像汪国真一样有才的话，我就得说，嗨，谢方伟，很高兴认识你，并且，让我们永不分离！”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