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夏夜逼仄，暑气无孔不入，压向我的鼻尖。我刚刚在西宁结束了半个月的工作，从虹桥机场拖着行李箱出来，将自己运到朋友家的沙发上。客厅顶灯大开，25度的体感温度显示空调已经工作了整夜，然而空无一人。早些时候，朋友就已发来消息，说我们凌晨1点半见——1点半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此刻他们正在卧室里熟睡，为等会能够撑完开幕式全场养足精神。还有两个小时，我将头支在沙发靠垫上吹冷气，刷了刷朋友圈，没看到有人讨论奥运会，只有一位朋友定位巴黎，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现在巴黎开始下雨，鬼知道这个开幕式会搞成什么样子。
一帮朋友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在电视上共同收看奥运会开幕式，说真的，我也很久没有感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庄重感。上一次我完整看完的开幕式，还要追溯到北京奥运会。那当然是全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于我家又有一层特殊的意义——2008年8月8日是我家乔迁新居的日子，小学毕业的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卧室。我穿着小孩儿的老头衫，在新家垫着亮闪闪玻璃的茶几前盘腿坐着，从剖开的半个西瓜的正中央，舀出最甜的那一块。家里还只有钝钝的汤勺，一勺下去，连带几丛汁液溅起来，像在雨后的街道踩水。西瓜是红的，电视屏幕里也是红的。我们小孩子总算能光明正大地守到半夜，毕竟，总得看完中国的奥运方阵登场再去睡嘛。
现在熬夜倒没有爸妈管着了，只是都过了爸妈生下我们的年纪，都说25岁之后身体要走下坡路，能少熬还是少熬，开始把身体第一挂在嘴边。允许打破作息的名额不多，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可以占掉一个。
1点25分，卧室里的闹钟声响起来。等朋友走出房门，已然步调轻盈，像睡了一个漫长的午觉。准备好了吗？他边说边拧开了电视，转播画面切到了下着淅沥小雨的塞纳河上。我适时下单一份炸鸡年糕套餐，配合这场盛事发生了半年减脂期中的一次小小例外。
两位朋友有在巴黎交换半年的经历，说起来也颇有几分“我们巴黎人”的自得，表达方式之一就是一种亲昵的贬损。跟随转播镜头，朋友们点评古建筑在雨里长得潦草，捕捉到了几个一闪而过的开小差的现场安保，以及Lady Gaga的舞台多像小品表演，进而我们的思维发散到：买了开幕式门票的观众，坐在自己固定的座位上，到底能看到什么呢？
画面上出现了两男一女，穿着艳丽，奔跑着来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最后抱在一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祖与占》。但现在不是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大师回顾展，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全世界的转播画面里。是我想的那样吗，我亟需佐证，解说却开始沉默。
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和朋友不停发生如下对话：
朋友问，怎么又沉默了？
我说，因为这段太西化了。
开幕式也就从这时候变得和我们预想不一样。原本我们期待着一些大的东西——也许是北京奥运会那样的国族史诗——将我们从日常中拯救出来；巴黎的开幕式却是“小”的，镜头对准的是一张张具体的脸，一段段真实的关系，也展示了备受吐槽的巴黎人“草台班子”的另一面：没有经过修剪的人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大”的，重新发出了一种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观的召唤，我们这一代90后，青春期都曾感受过。
到最后那段铁马冰河入梦来，我和朋友都几乎有些哽咽了。我们不再抱怨解说员的沉默，反倒觉得沉默在这里适逢其时。炸鸡吃完了，窗外天也亮了，晨光和最早一波早高峰的车马声一齐涌进来，提醒我们仍然身处上海。熬了通宵的疲惫就在此刻攻陷了我的身体，我脑袋昏昏沉沉，眼皮就快耷拉下来的时候，听到朋友明亮的嗓音：还好我们要去巴黎。
决定要去巴黎，还是在2022年。后来我们称那段日子为“疫情三年”，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或者会不会结束。每个人都在面临选择。那时朋友圈里流传一篇文章，叫作《每个离开的人都是对的，留下来的人同样如此》。1956年，作家哲尔吉·康拉德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量亲人朋友选择离开匈牙利，并劝说康拉德一起走时，康拉德说：
后来我在巴黎见的好几位朋友，都在那时候决定移居巴黎。我们都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故事中的位置，加以援引，来马后炮地论证自己的选择，也对另一边的人送上祝福。
2022年12月初，我们像被抛到了荒野上。我和共同看开幕式的朋友每天聊天，在群里转发各种新政策和新闻的链接，分享各自所在小区和写字楼还查不查核酸。紧接着就是奥密克戎过境，没有人知道具体要做什么，“阳了”的经验和知识靠科普大V、群聊截图和过来人分享。药店早就瘫痪了，抗原和药靠朋友“匀一匀”，小区解封维权群变成了邻里换药互助群。群里的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艾特多少遍也不出现，仿佛一夕之间人间蒸发了。
我中招比很多人晚一步，那三四天好像活在古希腊悲剧里，等待命运的必将降临。“阳了”的那天，我和已“阳康”的两位朋友约聚餐，餐厅纷纷歇业，我们去了一家平时大摆长龙的网红火锅。整个餐厅只有我们一桌，吃到一半时来了另一桌。外面天气很好，他们却全副武装，口罩外还套了一层脸基尼，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好像刚从沙场上冲锋陷阵而来。他们在我们的对角线那一头坐下（是那段时间的社交礼仪），隔桌相望，我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情。
吃完火锅，我去看《阿凡达2》，票是一位正在家中上吐下泻的朋友转赠的。阿凡达在潘多拉星球的大洋上空练习飞行的时候，我也开始头晕，还以为是电影的3D特效过于沉浸。回到家一量体温，烧到三十八度二，好在其他症状并不明显，且未雨绸缪，家里物资齐全。我一整晚躺在床上玩手机，向全国各地的朋友逐一发送问候。身体的疼痛——虽然难受但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消失的疼痛——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也从仅仅是几天前的暴烈的情绪中解放出来。大家彼此开玩笑，给毒株取名字；有逃到大理的朋友迟迟未阳，说想必是高原的紫外线杀死了病毒，抑或是大自然使人心情舒畅，连病痛都变得不易察觉。
就在这个时候，我刷到了《巴黎奥运会赛事票开始抽签了》的帖子。我转发到群里，说：2024年我必须出现在巴黎。
赫赫有名的罗兰·加洛斯没有想象中大，即便坐在位于“山顶”的A区，中央球场里网球的抛物线仍然清晰可辨。选手们救球时的高速移动，会在身后的红土地扬起一阵火山灰。现在是巴黎时间2024年8月3号下午四点半，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郑钦文对阵维基奇。
朋友费墨三张A4纸，提前打印出“郑”“钦”“文”三个庞大的汉字，每个汉字上方则是法汉双语：“Allez！加油！”就好像看转播时那些前排观众会举的那样。然而比赛一开场，这三张纸就被我们全忘了，我双手绞在一起，视线牢牢钉在两位球员身上。
三天前我们从浦东机场起飞，在一个中东小国巴林转机。从转机开始，奥运氛围便拉开预告。我们坐在机场的肯德基，举着pad看孙颖莎的比赛，一个白人小哥默默站在背后看了好一会儿。他背了一个蝴蝶牌子的运动包，包上挂了一个熊猫挂件。等到一局间歇他才上来搭话，有点羞赧又有点激动，问你们也喜欢孙颖莎吗。他在手机里翻出来一张他在中国乒乓球学院门口的合影，介绍说，站在旁边的女士，就是孙颖莎的老教练。
我问，你是来中国参加夏令营吗。他回答，我是来打比赛的，我算是个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吧——今年还参加了英国国内的奥运资格选拔赛，只不过没有选上。因为奥运会，我们在一个陌生国家和一个陌生人短暂交汇了五分钟。
后一程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我开始不断听到“Olympic”在各色语言中夹杂着出现。戴高乐机场则是满目的“Paris 2024”，铁塔挂上了奥运五环的标志。八年前我来过巴黎，印象最深的是巴黎地铁的混乱：流浪汉，囤积垃圾的发酵味，掰住检票闸口灵巧钻过的黑人小哥，以及永远和列车时刻表对不上的下一班地铁。
叠加上巴黎铁路可能会在奥运期间罢工的新闻，来之前我们忧心忡忡，规划了好几种“地铁失灵如何抵达比赛场馆”的备选方案。然而全都没发生，更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巴黎地铁没那么脏了。午后的风从地下甬道穿堂而过，像在竞技场上一样自由。自由到我们甚至没有碰上一次地铁晚点。
搭乘平稳行驶的地铁，前一天，我们先看了一场美国对摩洛哥的男足四分之一决赛。我不是足球球迷，买这张票纯属凑个热闹。最好凑热闹的项目，就是足球。一个球迷朋友告诉我，有关摩洛哥足球最有名的段子出自一位央视解说：“那里的足球很纯粹”。我们被摩洛哥球迷包围，当美国队闯入禁区的时候，前后左右倒吸一口气，有人闭上眼睛。但这样的时刻不多，摩洛哥以绝对优势压制，每进一个球，人们都弹射起来，放冷烟火庆祝，分贝高亢。他们就这样起身四次，摩洛哥以4:0完胜，大家都拥抱在一起。我们也被快乐感染，但没有波幅振动，心率平稳，像一道清爽的开胃菜。
到了第二天，我终于明白了摩洛哥球迷的心情。
我看了16年网球，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十三年前，正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李娜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打大满贯冠军。起初，我怀揣得失心，每到关键分，就举起双手祈祷，目光不自觉飘向比分牌；不过后来，或许是场上比分拉开，也或许是两位选手发挥都着实出彩，我开始单纯享受比赛了。“好球！”我大吼一声，然后发现，这球是维基奇打出来的。
郑钦文倒是显得格外舒展。她穿了一身鲜红网球裙，后背裹上一抹亮丽的黄色。平时看电视转播，球员被框在小小的屏幕里，像是动作被提前设计好的牵线木偶。在现场看，只觉眼前大开大合：风是流动的，球是流动的，球员和观众的情绪也是流动的。下一秒，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拿下冠军点之后，郑钦文倒在球场上，身体展开，摆出了一个“大”字。然后大喊一声，攥紧双拳，朝向天空。罗兰加洛斯仿佛空无一人，她独自在无边旷野上。
15个月前，我买了这张网球女单决赛票。当月，郑钦文世界排名第23名。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不知道明年郑钦文能不能打出来，打进奥运会决赛就好了。很快我又在后面补了两个字：做梦。
事实证明，梦还是要做的，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的奥运会门票抽签历经两轮，第一轮抽中的全是垃圾场次，旋即作废；第二轮就来到了2023年5月。封控已经结束半年，生活恢复正常，却是一种“报复式的正常”：人们迫切地想要走得更远，看到更多。同月，《漫长的季节》热播，很多人的个性签名换成了剧终那句：往前看，莫回头。我们害怕被落下，落在暂停的三年里，而不自觉地汇入一种狂飙突进的社会节奏。
这半年里，我成为了第一批出境游游客，陪妈妈去了趟普吉岛。五月，我去了韩国，在大雨里看了一场露天演唱会。我谈了场恋爱，又分了手；和朋友开了一档播客，倒是持续至今。每天我都感到自己有很多事要做，想在废墟上重建某种坚不可摧的生活秩序——不是靠外力，不是靠集体叙事，而是靠我自己。我刻意地不去想起巴黎，它已永远地凿上历史的烙痕，好像一旦想起它，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又会重新降临。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我和它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这中间我有很多次来到巴黎的机会。五月份我去戛纳，前后脚分别是霉霉的巴黎演唱会，和法国网球公开赛。如果一起心一动念，也就去了。我阻止了自己，在推迟这一天的到来。就好像《包法利夫人》里说，她想死，她也想去巴黎。“去巴黎”是和死一样重的盖棺定论，代表了终点，也代表，我要和那段历史彻底说再见了。
女单决赛第二天，我花了五十块人民币，独自去坐塞纳河游船。巴黎天气很好，我在和朋友打一个很长的视频电话，一起看桥和桥上的人一点点染红。白天塞纳河水质浑浊，晚上却波光潋滟，呈现丝绸般的质地，使人觉得印象派不是一种修辞，而是真正的写实。塞纳河三步一桥，每次通过一座桥洞，船上的人都欢呼一次。圣火在塞纳河的暮色里升起。
游船回到了起点，在铁塔下靠岸。一大家子美国人捉我过去给他们合影，又热情地推我到铁塔下；我来不及做表情管理，就被按下了几张咧开了嘴、眼神漂移的游客照。我忽然失去了要给这个夜晚再添上几笔色彩的愿望，我要到河对面去，坐地铁回家。
我往远离铁塔的方向走，沿河或站或坐的人群，像被同时摁下了按钮，突然朝我迎面奔过来。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几乎要飞起来了。还有一位女士边跑边举着手机录影，用普通话喊：老公，11点了。他们目不斜视地经过了我。
每晚11点铁塔亮灯，我想到了这个在小红书上看到过的知识点，此前几天，我都错过了。在背对着铁塔的那0.3秒钟，我脑补了很多种铁塔发光的样子。我回过头，没有忍住，笑出了声。铁塔确实在发光，却像是小时候在地摊上买到的铁塔模型，开关推一下，就张牙舞爪地闪烁blingbling的卡通特效，一副电量过剩的暴发户感，重复，稳定，同时像素过低。我蹲下来，笑得直不起腰。带着点苦涩的幽默，此刻铁塔给出了出其不意的警示，使我第一次在非游客的意义上爱上了它：我花了好多力气在不同生活中游走，去分辨某种生活的真迹，然而当你走进“真正的生活”，其实和赝品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