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重庆1984，我与诗人张枣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1984年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五十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五十公里）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生活正在逐渐加快。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声音。

这天下午三点至五点，四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可在一般情况下，我最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些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应该有一种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话题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面对他的挑战，我本能地感到有些不适，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招待所宿舍。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接下来可想而知，这场我本欲避开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生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Ezra Pound）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力比多（libido）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此说化用胡兰成《文学的使命》最后一句：“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参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象夜半人语。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了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这一画面从法国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与瓦雷里（Paul Valery）的吸烟形象中转化而来，原文出自梁宗岱所译瓦雷里的文章《骰子底一掷》中一小节，如下：

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二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将其各自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而在这个下午或黄昏又差点停滞不前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诗《秋天的戏剧》第六节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象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按：他那时偏爱用弗洛伊德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谈话疗法”，即talking cure，来形容我俩这个谈话的节日）。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途奔波，在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在言词的欢乐与“销魂”之间，我们真是绝不歇息的奔波者呀。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稿纸、书籍、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是的，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我们通过这些画面也看到我们自己年轻的样子：“五六个年轻人，唯一的一根蜡烛在燃烧……最便宜的茶叶……但是我们的眼睛闪闪发亮，我们的脸颊通红，我们的心怦怦跳动……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上帝、真理、人类的未来、诗歌——有时候我们也胡说八道，不过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我与张枣这种动辄就延绵三天的长谈，不仅宛如那（蒲宁说的）浓荫式的俄罗斯长谈，也更象东亚或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秉烛夜谈，那是一种神秘东方的从不惊动旁人的“细论文”式交流（“细论文”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那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之间的过于专注的交流，因此在这个交流之外，我们暂时不能感到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唯有你我之间那不断涌出的话语。我后来在我写的许多纪念张枣的诗歌中也写到了我们的这种“长谈”。在此特别抄来一首《再忆重庆》：

以上情形随着他1986年夏去德国后便结束了。第二年冬（1987）他短暂回国，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很小的谈话高潮，他这时主要是以行动而不是说话在重庆和成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他似乎更想通过这“风”来荡尽他在德国一年来的寂寞，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经展开，双方难免心怀语境不同的焦虑而有点心不在焉了。

1995年秋冬之际，我们又在成都短暂见了几面，谈的多是些平凡具体的生活、家庭琐事，虽无甚纯粹的诗意，但犹觉亲切和平。再后来，便是两年后（1997），在德国东柏林一个叫Pankow的地方相逢，这一次我们似乎又找回了我们青年时代那“谈话节”般的喜悦。诗人、小说家，如今亦是知名的电影导演朱文应该目睹了我俩当年那种深夜谈话的紧张感，虽看见的仅是一抹余辉，但他是否会惊异于这两个古怪的过于急急说话的人呢？

后来我在契诃夫的一本书里读到一句话“俄国人要过了半夜才能进行真正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我立即想到中国人也差不多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我和张枣的谈心从来都是发生在夜半三更的。这正是“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见古乐府《西门行》）只可惜一切都已改变，我们也不可能活在过去那美好的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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