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这个名字，现在年轻的读者，恐怕很陌生了。好在有百度，一查便知他有多牛，无需我在此转抄。话说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总经理严宝礼和总主笔徐铸成聘请唐纳担任总编辑。据前辈报人谢蔚明在《唐纳逸事》一文中回忆，上任后不久，离异单身的唐纳便坠入情网，意中人是北洋时代外交家陈箓的小女儿叫安娜，英文《自由论坛报》的记者。那时唐纳每天晚上看完报纸大样，就伏案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一封情书，交给小工友滕奎元，让他第二天再买一束鲜花一并送到安娜家。滕奎元后来多次跟谢蔚明绘声绘色地讲唐纳逸事，他说，陈小姐住在徐汇区一幢小洋房里，他去送信送花，开门的总是一个女佣，陈小姐从未露面……后来的故事就是唐纳追陈小姐到巴黎，有情人终成眷属，唐纳在没有前妻的异国他乡度过了平安幸福的后半生。
小工友滕奎元一直在文汇报社。四十年后，八五年我进文汇报社工作时，他是劳动工资科科长。滕奎元个不高，嗓门大，我在大楼里碰到他会问：老滕，啥时候能涨工资？他就扯着大嗓门说：“小赤佬，好好交做，朝上爬！某某某只小贼刚进报社时工资是多少多少，现在当副总编了，工资是多少多少。”他当时报出的数字到几角几分。邱兵比我晚五年进报社，报到当天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滕奎元，于是就有了书中《曾经飘落在我们肩上的》一文开头的一幕。
不记得滕奎元哪年退休的，好像退休没几年就得骨癌去世了。现在文汇报社里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他。“逝者已矣，生者挂齿，阴阳虽相隔，遂在生者口唇间重逢。”（董桥译萨缪尔·巴特勒诗句）老滕应该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因当年那个“小bie三”的这篇文章而音徽远播。
邱兵要我为他的第一本书写几句话。认识结交至今三十多年，一起送别青春，走过岁月，书中提到的很多人与事，我有所了解，没有提到的更多人与事，我也略知一二，细说起来，真成叨叨絮絮的老人家了，还是跳过这些，说说他的文章吧。
说来有趣，最早关注邱兵文章的，是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我去元化先生家，王先生拿着当天的《文汇报》，指着一篇报道问我这个记者是什么人。我一看，是邱兵写的大报道，好像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题目，我说这是报社新来的年轻记者。王先生说：“小阿污乱嘛！”（这是上海话里的词，但王先生是用普通话说的。）我回报社遇到邱兵，把王先生的“评价”转告他，邱兵脱口而出：“格老边洋子！”（同样也是用普通话说上海话里的词。）我当然不敢转告王先生。“小阿污乱”的报道当然也没收进书里。
与邱兵交往几十年，可称莫逆，但我们几乎从不交流读书文章之道。我以前还多次调侃邱兵，说他只读过《月亮和六便士》《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几本小说，后来加上《追风筝的人》，却反复引用了几十年，在这本书里也时时出现这几个书名，引用起来却是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这让我想起徐燕谋在一篇文章中讲过的一段逸事，有人听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安德鲁·朗（Andrew Lang）和历史学家弗劳德（J. A. Froude）的聊天。据说弗劳德读书多，十倍于朗，但朗却善用其少，左右逢源，口若悬河，弗劳德反而格格不吐。那人就打个比喻，说朗读的书有如已募集的军队，随时可上战场；而弗劳德读过的书则像俄国乡村里的后备军，至少须走一星期才能到达最近的火车站。如此说来，邱兵读过的这几本已是他的海豹突击队了。但这本书里引用的，已远远超出上面提到的几本了。其实就文章而论，读书多与文章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最近我刚读到钱锺书给宋淇的信里引过一句英国谚语：An ounce of motherwit is worth a ton of clerge，直译过来就是一盎司天资抵得上一吨学问。读了邱兵这些文章，我深有同感。
这些文章，我大部分都读过，这次无论重读还是新读，都很惊艳。邱兵要我说两句，我正“准备用我读过的什么金句赞美他”，脑中马上蹦出两个字。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曾经飘落在我们肩上的》文章中，邱兵说他一度住在我家大半年。那时《东方早报》创刊不久，他每天很晚回家，几乎不是大醉，就是微醺，我一般都先回自己房里睡了。而我刚结束《万象》的编辑，独处无事，闲弄笔墨，写写画画，有时自己觉得尚可，就在字画旁的纸条上留个言，请他品评两句。第二天起来看，只见纸条上两个潇洒的大字：“牛逼！”
当年我感受不到这两个字的分量，此刻我脑中蹦出了这两个字，似乎非此不足形容我的震惊和赞美。
本文为邱兵《越过山丘》推荐序
陆灏
著有《东写西读》《看图识字》
《不愧三餐》《担头看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