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热写在前面：
自从人类发明了“消夏”这个词，及其风扇、空调、避暑房消夏三件套，夏天的尊严就受到了挑战。
今年，夏天开始恢复它岌岌可危的尊严，选择重庆并将其表达为“热土”，用正在进行时的持续70天高温，宣告中国的夏都——夏天的首都在哪里？
重庆“热土”由来已久，长江中下游“三大火炉”：重庆、武汉、南京。中间的武汉，剃头挑子两头热，一头废都，一头陪都。
1938年到1944年，长达5年半的日军重庆大轰炸，每年都在能见度最好的夏天实施，轰炸高峰期和重庆高温季叠合。除了南方局和川东地下党，满城重庆人，都堪称地下工作者，他们在战时和战后挖的防空洞，既躲避了轰炸，也“消夏”了酷暑，到现在都是市民纳凉的走廊。
如果问“怎么形容故乡的热土”，标准答案应该是：那是一片像重庆的土地。
“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这是1961年重庆制造的长篇小说《红岩》著名的开头，带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地下气息。
在世界和国家级文物——抗战胜利纪功碑（即曾经降级为市级文物的解放碑）注视下，“被浓云迷雾笼罩着”的山城，是军统（1946年后改组为保密局）的大本营，也是军统的死对头——川东地下党的大码头。
前缀为“川东”的重庆特产，名头最猛的，当数1960年代先后由小说《红岩》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向全国普及的“川东地下党”。文革期间，江青吐出的那句流传全国的名言“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是继军统之后对川东地下党最大的打击。
1980年，当我坐在西师桃园3128阶梯教室，和诸生从一台黑白电视机里同看江青被押上北京正义路1号的审判台后，川东地下党才重回地上。
一个外地朋友对我说，你们重庆人的性格，都有点像川东地下党！有一种响当当、硬邦邦的地下气质！
就像重庆评书大师傅徐勍那一口斩钉截铁的老评书段子：“在一个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晚上，许云峰一袭长衫，来到了沙坪书店，他要来会那叛徒郑克昌！”或“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江雪琴身穿梅红绒线开衫，来到千厮门，她要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上华蓥山去会那双枪老太婆”。
川东地下党的故事是重庆人源远流长的地下传统最传奇最悲壮的部分。这种地下传统，可以追溯到抗战重庆大轰炸我们的防空洞生态。正是靠雾季和在山岩上挖出来的一个个山洞，农业国的陪都，才熬过了已经工业化的日本5年半的饱和轰炸，而且还能像当时重庆大街小巷写的提劲标语那样“愈炸愈强”。
好多人都晓得川东地下党发源地重庆有一种吊脚楼精神，像吊脚楼一样向天上争夺生存空间。但重庆人的地下传统里还有一种向地下要生活权和安全感的防空洞精神，和吊脚楼精神一起，构成重庆人向天向地两个完全向度的“吾将上下而求索”。
每次穿过曾家岩轻轨地下通道到三峡博物馆，看见通道里面的人防宣传栏，我都要对儿子说，你爷爷当年打防空洞的时候……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很怀念老爸，后来他走了，去到他曾一直防着的天上。
我对防空洞最早的记忆来自1967年，当时我4岁，家住小龙坎正街214号—4号，工农影剧场（后来的雾都电影院）对面的小山坡上。有个夏天的晚上，重庆武斗，炮声隆隆，完全战争状态。
爸爸妈妈赶紧提着我，扛着凉椅，跑向附近老爸他们一个分厂里的防空洞躲避。子弹像红色的蝗虫划破夜空，重庆人叫“红子子”。我和邻居家比我大一天的小哥哥少云，被大人们塞在我们家里那把凉椅里，苍白的小脸紧紧相贴，洞里的大人们都围上来看吓得像一对呆鸟的哥俩好。
防空洞里有一段积满地下水，就成了我们暑假的地下河。我们在里面耍水，站在漂浮在水面的旧车厢板上，划着筏子打水仗，打着打着就落在齐腰深的水中，溅起满洞凉浸浸的水花，而洞外，重庆火炉烈日当空。
相传从老爸他们这个小龙坎分厂的防空洞，可以直通他们位于大坪总厂的地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到了大坪总厂，老爸就再也用不着周末从大坪坐2路电车或搭分厂的车回小龙坎了。
老爸他们分厂有一个卡车司机外号“叛徒”，因为他跟《红岩》里沙坪书店的叛徒伙计“郑克昌”同名同姓；总厂有一个名叫冯彬的保卫科长，曾被选中在《在烈火中永生》里面“群演”一个坐滑竿的老爷。老爸他们厂里人，都这样“地下”！
可能当我们家还在小龙坎时，老爸已在总厂负责打防空洞了。铁证如山的是，老爸打防空洞走火入魔，不但在厂里打，有一次星期天，一时手痒闲不住，在家里也开挖，而且就挖在我家大床前的踏脚板下。
当时家里，具有城乡结合部的特征，从砧墩、锉刀到杠子、镰刀，各种工农工具应有尽有，老爸操起一把七斤半的月亮锄主挖，我当下手，刨土倒灰。在家里挖一个防空洞，这是好吃皮的事情哟！我兴奋极了。我们就在妈妈和姐姐的反对声中，顶风作案，花了几个星期天，好在都是土层，还没挖到岩石，终于挖了一张方桌那么大一个洞，我跳进去，外面看不见。有个地洞在床前那是好刺激的情境，上面搭的几块木板，勉强可以遮住洞口。有天晚上我起夜，迷迷糊糊就遭了一个小马失前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爸挖洞是响应这句当时刷遍大街小巷的最高指示。后来曾在一本杂志上看见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的剧照，里面就有这句标语，顿觉时光倒流。
我心头一直在纠结老爸要把这个洞挖到哪里去，未必挖到隔壁漂亮的梦琼孃孃他们床脚去呀？没过好久，可能是连他都觉得苏联人不可能打到重庆来，我们家的防空洞就成了一个烂尾洞。接下来的善后工程，就是在老妈和姐姐那种重庆妇女和女孩非常直接的白眼和非常毒舌的嘲讽声中，两爷子灰头土脸，老爸大手一挥：填了。再也不管！我只好用了家里半年的煤灰，吭哧吭哧才把它填平。
老爸在家里挖小洞，在总厂，有一个时期，他的工作就是在人防办公室负责打厂里的大洞。那是一个迷宫一样四通八达的洞，我从来没有走完。有些支洞，通火通明，几个车间正在里面工作，机声隆隆；有些支洞，一片漆黑，我向前走着走着，会吓得突然转身向着洞口有光亮的方向拚命狂奔。
跟老爸一起到洞里巡查，是愉快的时光。老爸巡洞，是一个典型的江湖场景。他手下几十号打洞的人，都是来源于社会各路的狠角色，算临时工。
我记得，有一对后来成为重庆著名中医的父子，当时也在老爸手下当石匠打洞，兄弟们有个头痛脑热，肾虚肝旺，他们就顺手开一个方子什么的，很受欢迎。
还有一个杨茂林大哥哥，跟石匠他们不一样，好像是管配电房的，我在39医院看的南斯拉夫露天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有个英俊可爱，有点神经质的相馆老板吉斯，有点像他。
可能发现我也是个书呆子，杨哥哥很喜欢我，就送我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杨朔散文集《荔枝蜜》，一本用仿宋字体排印的精美小书。后世对杨朔的评价虽然不一致，但在当时，这可是最珍贵的礼物了。1977年，听老爸说，杨哥哥考上北方一所大学，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打洞子的人都很尊敬或说是很怕我老爸，他们很江湖气地叫他“老板”。我妈说，这些人都是水流沙坝的，厂头派你爸去，是因为一般的人，根本“降”不住他们。
我是看见过老爸怎么“降”他们的。老爸只是厂里锻工出身的一般干部，下面这个名场面，可叫打石头的遇到打铁的。
我跟着老爸从厂里主洞口往虎头岩一个支洞口走去，远远就看见一帮人正窝在洞口两边吹牛、抽烟、磨洋工。老爸走近，先咳一声嗽，再亮嗓一吼：“格老子的，别个当个婊子吗，都还要扭（重庆方言：移动，可全称“重庆移动”）哈（重庆方言：一下）屁股倒嘛。狗日的些！”话音落处，群雄齐唰唰归位，叮叮当当之声四起。
打防空洞属于人防工程，所以兄弟们的工资比一般的工种要高，每月还有点黄豆、白糖和菜油补贴。反正我看见他们一下班，小伙子马上换上当时最时髦的海魂衫和刀片华达呢裤子，哥几个还在讨论一些后来重庆才流行一时的好吃狗话题：想到哪里去买奶牛肉，找个馆子来炖起吃，但又怕奶牛肉本来生熟之间就蚀耗大，老板要是抠一点，你也不好喷痰（重庆方言：提意见）。
父亲他们那一代汉子，他们的工厂和身体，早就被我们从大地上抹去，灰飞烟灭。但他们打的防空洞，还深藏在他们的工厂遗址地下，隐隐作响，现在成了重庆人纳凉、种蘑菇、开茶馆和搞美展的地方，成为连接三峡博物馆和轻轨二号线曾家岩站的地下通道。这是老爸他们那一茬文革版“川东地下党”留给我们的遗产。
而三峡博物馆好多地下转地上的藏品，则是库区版“川东地下党”——重庆考古工作者从重庆地下挖回来的。有几年曾和他们混在一起，我现在都还记得兄弟们的名字：邹后曦、柳春鸣、林必忠、袁文革、白九江、李大地、袁东山。他们差不多都担任过考古队长，扛着洛阳铲，我们就喊他们邹队、林队，就像河南农民只要看见当兵扛枪的，都喊老总。
奉旨挖墓的考古“地下党”工作苦，完全就是农民工的干活。后来传遍全国的一首民谣：“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手”，相传就是起源于考古队，反正我最先是听林队——著名的涂山窑和重庆小面专家说的。
当然，最后一句说到“娱乐基本靠……”时，他突然发现涂山窑灰扑扑的发掘现场，居然还来了几个女记者，就一个急刹，吞回去了，改口“最后还有一句，我就不说了”，相当文雅，相当讲究！
三峡大坝截流前，库区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天字号的大业务，江湖告急。他们作东，遍撒英雄帖，全国各路考古“地下党”精英，八方风雨会川东，挖出了好多好东西，包括后来在主城区市中心还挖出了南宋帅府遗址，但是没有……金子。重庆另外倒是有一个《金子》，著名川剧作家隆学义老先生根据曹禺《原野》改编的一代名剧，但是没挖到金子。
而成都那边的考古“地下党”（川西坝子地皮浅，所以也不是好深的“地下党”），一铲铲，铲下去，出来一个金沙；一锄头挖下去，出来一个三星堆，三天两头挖金子。
虽然一派穿金戴银的川西小市民习气，吃不完，要不完的，相当俗气，但是别个坝坝头，一挖就是金子，武警看家；我们这边山坡坡，一挖就是骨头、石头，要不就是涂山窑那种土碗，甩在路边都没人捡。
说起都是泪。但兄弟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脸上的泪痕，揩干净身上的土迹，填埋好挖开的探坑，他们又继续战斗，继续挖坑，说不定哪天就挖个巴王陵、五星堆出来，打开一看，全是金子！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王道乾译本的杜拉斯《情人》著名的开头，曾被现在天堂的王小波力捧。自从和重庆考古队的地下工作者在一些遗址现场厮混过后，每次读到这段从最深处描写男欢女爱的文字，我都觉得这其实是对考古地下工作的性格、情感和美感最刻骨的表达。
穿过烈日下江北古墓精美的仿木雕花石牌坊，淌过月夜初潮的嘉陵江滩，抚摸一头马门溪恐龙如花似玉的脊柱化石——这些东西诞生之初，就像“年轻女人”那样，虽然有其漂亮之处，但肯定不像它们现在这样迷人，带着天命的全部色泽、质地和风度。
因为当它们诞生之时，天地万物最大的敌人或最致命的爱人——时间，还没有在它们身上留下痕迹，就像四季，尚未从绝望的田野上走过。
皇宫和吊脚楼，大教堂和土地庙，诗篇和河流——时间在摧残一切的同时，又赐予它们恰如其分的营养和成就。
它们备受时间摧残的面容，使我们痛感：青春虽然只有一次属于我们，但我们仍然可以在青春消逝之后，变得像地下的遗址一样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