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这个炽热的夏天，
以及那些永不沉沦的梦。
54岁的某一次旅行中，读了秦晖先生的一本书，叫作《共同的底线》，他在自序中讲，“‘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
我无意探讨这本书，而是要说一个插曲，在55岁零10个月的某一天我和友人闲聊，说到这句话，但是我忘记了“同归于尽” 4个字，我在想，秦先生的意思是都没有了，但是都没有了是哪4个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想了十几秒钟，想不起来，非常焦急，甚至紧张，仍然没有想起来，时空很漫长，我丢掉什么了吗？
55岁零10个月的这些天，我读一个日本人写的书，《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儿子怀疑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让母亲做一些题目，其中一个题目是：我说3个单词，樱花、猫、电车，记住啦，回头会考。
然后是计算、方向、饮食等等方面的测试题目。突然，医生问：“我刚才说过3个单词，是哪3个？”可怜的妈妈惊慌失措，一个单词都没想起来。
正在读书的我，突然慌张地丢下书：我天，有一个是樱花，还有两个是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
55岁的这些日子，我还读了一位叫于涵的女士撰写的阿尔兹海默病的优秀的科普读物，《偷走心智的贼》，书里提到美国最大的制药企业礼来制药邀请哥伦比亚的派萨人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派萨人这个族群似乎基因上出现了问题，阿尔兹海默症的魔咒一直纠缠着他们。所有志愿者都是无偿、无畏、义无反顾地参加试验。
其中一个人说，这是最可怕的疾病，如果试验失败，我宁愿在自己脑门来上一枪。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主要发生在老年或老年前期。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进行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I）发布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报告》显示，全世界至少有5000万的痴呆患者，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1.52亿，其中约60%–70%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说：“这是一种毁灭性疾病”。
三十四年前，我刚刚认识总编辑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副总编辑，当然，他是什么级别的官，对我来说都一样，我们一帮年轻人有个共同的感受，这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总编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甚至，可能也是最后一代报人中的一位。
这类人有某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谈钱，好像一说钱就是理想不绝对，绝对不理想。
1990年我们刚刚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每个月工资大约120元左右，这点钱吃饱饭没问题，但是可别有其他什么不良嗜好，否则就麻烦了。
有一段时间几个同事下班后拉着在办公室打小麻将，其实也算不上赌博，核心原因在于又穷又丑找不到女朋友，只好几个男的自娱自乐。
夜里十二点，总编辑又非常有规律地散步到我们15楼东看看西看看，报人的通病是不要回家，逮着个记者聊头版头条好聊几个小时。
他从电梯口出来就听到了麻将声，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咳嗽声，4个人都石化了，有人还装模作样拿起一张《文汇报》读起来，报头都是反的。
脚步声在电梯口转了一圈又走了。哥几个继续，一个通宵，我的120块钱都没有了，牌友还善良地送给我一条红双喜香烟，说，不好意思就当回扣吧。
回到宿舍想，这烟也不敢当饭吃啊，这日子过的。
总编辑很喜欢和我这个22岁的小年轻聊天。他说：“当记者注定就是清贫的，没想好别干这个。”
我说：“就是也太穷了点，打个麻将都能破产。”
他说：“没找你们几个麻烦你还有理了是吧？”
我说：“不是这事儿，我们这点收入，这楼里办公的其他单位的人，像中国银行的小姑娘们，根本就瞧不上我们，女朋友都找不着。”
总编辑斜了我一眼：“瞧你这点出息。”
1990年代初的时候，重庆有两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夫妇，廖长光先生和何永智女士。他们做了一个叫小天鹅火锅的品牌，尝试着把外地人拉上重庆火锅的餐桌，办法就是把完全是红汤的火锅隔成了白汤和红汤，现在我们叫它鸳鸯锅，这个简单的方法颇有效果，很多外地人开始尝试重庆火锅。我去采访他们，赞扬他们是简单的创意、赚钱的革命。
廖长光何永智夫妇后来还开发了洪崖洞，现在也是天空之城般的存在。
大约是1992年，我们在重庆开特约记者会，有个下午正好有点空闲，廖先生邀请我们一堆人去家里小坐，聊聊天，总编辑也欣然答应了。他们家是重庆最早的一个别墅楼盘，我们坐在漂亮的花园里喝茶。
我说：“廖总何总这生活质量，安逸。”
总编辑又斜了我一眼，说：“邱兵的理想和现实又打上架了。”
那是我最喜欢在报社夜班编辑部唱的赵传的歌，大约是说，二十岁的我离开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受够总编辑的质疑了，我说：“选我们这个职业，又不是单项选择题，应该是多项选择题吧，反正不该是只有‘穷’这一项。
总编辑估计被呛得有点儿慒，没说什么，一圈人也不知道说啥好，又只好聊回重庆火锅。
我们后来坐船回上海，三峡景色非常壮丽，总编辑又变回了总编辑，他在船头感慨万千，说中国人如果都有机会欣赏这样的美景，至少得多几百上千个李白杜甫，我附和着他说，一定是。
我心里想：杜甫也他妈穷死了。
1901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德特尔（Augeste Deter）的51岁德国女性被送进了当地的“疯人堡”，她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的治疗医生是一位37岁的资深医师，爱罗斯·阿尔茨海默博士（Dr. Alois Alzheimer）。一些资料显示，阿尔兹海默博士因为娶了一位富商的遗孀，一夜财富自由，并将所有精力投入他热爱的医学事业。
“奥古斯特去世后，阿尔茨海默在显微镜下发现奥古斯特脑中的神经元有不同程度的崩解，它们似乎是被从自身内部长出的原纤维（fibrils）摧毁了。有的神经元里可以看到一根或几根原纤维，更严重的情形是原纤维结成了粗大的纤维束。在受损最严重的区域，神经元彻底崩解，只能从留下的一大团缠结的原纤维推断出那里以前有神经元。除了原纤维，阿尔茨海默还发现有大量微小的斑块（plaques）堆积物散布在神经元之间。这些堆积物由一种未知物质构成，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于涵《偷走心智的贼》）
阿尔茨海默博士确信奥古斯特患上了某种独特的疾病，而不是当时已知的任何精神疾病。这个病在1910年被命名为阿尔兹海默病。它的缩写AD碰巧也是1号病人奥古斯特·德特尔（Augeste Deter）名字的缩写。
我在2024年夏天约了拜访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刚教授，他是国内阿尔兹海默病研究的领军人物，王教授微信给我一份《中国阿尔兹海默病报告2024》，让我先看起来，这份报告由仁济医院牵头，多家权威机构共同参与编撰，很有学术价值。
糟糕的是，你知道，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要读懂这样一份报告，比较困难，很多个夏夜，我戴着老花镜，一个个单词去百度，试图理解得清楚一点，有一天饭局吃到一半，我说我要回了，要看个东西，酒友说，是不是《抓娃娃》？我说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报告。
一桌子人都懵住了：你为什么要看这个？
是呀，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如果我把报告原封不动地粘贴在这里，估计大多数读者也得懵圈，所以，我只好把我理解的内容最简单地表达一点。
如果，五十年前，一个叫张大牛的65岁老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比如，突然忘记他老婆叫什么名字了，或者，出了门就忘了回家的路了，又或者，看上去什么都好，但是只会走直路不会拐弯，我们大概率会认为他只是老了。如果有一天，他总是怀疑别人偷了他的一万块，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万块，又或者，他真的去偷了邻居的一万块，我们大概率会觉得，这人本质终于暴露了。最后，这个人不对了，开始有暴力倾向，甚至把大便涂抹在卧室的墙上，我们会下结论，张大牛已经变成张疯子了。
2024年，如果张大牛出现如上所说的早期症状，医生会进行最初级的简单的记忆和定位测试，包括 3 个问题：1、记忆3个词；2、时间和空间定向，如“今天是哪年哪月哪天”和“您现在在哪里”；3、回忆 3 个词。如果张大牛不能回答有关定向的两个问题之一或不能记住所有3个词语，则表明认知能力有可能下降，需要进一步评估。
阿尔兹海默症不是老了之后的正常表现，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以毁灭病人以及病人的家庭，这是最重要的前置认识。
2021 年，中国 AD及其他痴呆粗死亡率较高的省市包括上海 （43.8/10 万）、江苏（43.4/10 万）、四川（41.4/10 万）、重庆（41.0/10 万）。
AD 的早期诊断和病程判断方面，PET显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以全面反映患者 ATN（一套完整的AD诊断体系）的改变。但是其费用昂贵且尚未纳入医保，另一方面，我国正电子显像设备数量比较有限。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与分子影像学技术的结合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在基于 FDG⁃PET 显像预测 AD 方面优于专业医生的视觉判断。
目前没有办法可以治愈阿尔兹海默症，但是如果在早期诊断并配合治疗，可以有效延缓其症状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开发在近年接连迎来突破。卫材和渤健联合开发的Leqembi（lecanemab）和礼来公司开发的Kisunla（donanemab）均已获得FDA的完全批准，用于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其中，仑卡奈（lecanemab）已在国内获批使用，正是王刚教授在海南临床使用阿杜卡单抗和仑卡奈单抗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100余例，总体来看，药物的安全性不错，可以明显看到对病程有延缓作用。
2024年7月Donanemab在美国获批上市，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供了另一种治疗选择。目前，该药物正在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审评中，尚未在中国获批使用。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们去仁济医院见了王刚教授，大教授原来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半小时。我猜，他从第一分钟就看出来我们是一群小白，几乎问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但是他选择了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为我们讲解。
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理论上说，阿尔兹海默症是富裕之后的病，如果平均寿命低于60岁，甚至低于50岁，事实上它是不会引起重视的。但是平均寿命超过70岁甚至80岁后，它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80岁以上的老人，患上AD的概率在20%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1世纪生命科学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哈佛的教授凯博文在他的《照护》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和阿尔兹海默症妻子的十年，其中提到妻子在患病后总是怀疑他与其他女性有染。
王刚教授说，是的，人格改变是AD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报道或者视频说，一些老人为老不尊，在公共场合对女孩子动手动脚，要注意，除了道德和法律之外，也应该了解，他是不是还正常，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症状，有时候，不完全是坏人变老了，也有可能，是老人得病了。
目前对于AD的药物研究方面，美国企业仍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这其中，礼来公司（Eli Lilly）是绕不开的话题。创办于1876年的礼来公司最初只是一家药店，经历数十次兼并和投资，成为跨国制药集团的巨无霸，公司最著名的产品是抗抑郁药百忧解（Prozac）。
报道称，35年来，礼来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和诊断方法的研究中开辟新的道路，投入超过80多亿美元，并有超过1万名患者参与了临床试验。
在过去十年，礼来已经在FDA注册了40多项新药试验，并且为这些试验赋予史诗般的名字，“远征一号”、“远征二号”、“远征三号”。
诚然，药企的目标当然是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商业回报，但是，基于人类的共同未来和命运，带着商业目的的远征仍然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大约是1994年左右，上海的《新民晚报》非常红火，堪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记者编辑收入都不错，我有点动心，想跳槽到晚报去。
事实上那个时候就没有跳槽这一说，只能是调动，但是似乎也没有记者随意在三大报之间调来调去。我偷偷找了晚报的领导，领导说，看过我写的东西，只要文汇报愿意放，他们愿意接收的。
我回来向报社提出准备跳槽到晚报去的请求，结果捅了马蜂窝，总编室通知我，计算了我前一个月的工作量，没有达标，事实上我一个月都没干活，尽忙着跳槽了。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所以，我，就下岗了。晚报领导一听我下岗了，说哎呀这就不好办了，我们也不能收下岗的人员。
总之，没走成，我的岗位从国内记者部调整到经济部，事实上也没少一分钱，大家都知道为啥让我下岗。
我到经济部报到的第一天，正好碰到陆灏先生，他那时候在经济部当编辑，他一见我就乐坏了，说，
“哎，下岗的，先去把垃圾桶倒了。”
我有一天吃完晚饭晃荡到二十楼总编辑办公室，他正好也吃完饭在看电视新闻，我把声音调到最小。说，
“不让走就算了，又来这一出。”
他说：“没完成工作量下岗是正常的。”
我说：“那也没见扣我钱。”
他说：“那要不就扣吧。”
我说：“那算我没来过。”
总编辑说：“我不是说晚报不好，是不适合你，你要做你擅长的事情，以后你会明白。是不是觉得受委屈了，人这一辈子，要受的委屈多了去了，你就把这回当善意的挫折吧。”
1994年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是垂头丧气的，唯一高兴的是美国世界杯开幕了，我最爱的罗伯特·巴乔带领意大利队一路跌跌撞撞杀进了决赛。
我在食堂的饭桌上问总编辑：“您看足球吧？”
他说：“不看。你球迷啊？”
我说：“我不是球迷，但我是巴乔迷，他要是夺冠的话，我申请给体育版写个评论。”
总编辑说：“扎小辫那个？蓝眼睛？这人是个悲剧人格，不像巴西那个罗马里奥，一看就是混不吝，悲剧人物夺不了冠。”
决赛中巴乔一记冲天炮踢飞点球，丢掉了冠军，流下了热泪。
我心里想：草泥马，我们的人生搞不好都这结局。
1994年的夏天，我们看巴乔着了迷，大家相约去复旦踢球，去踢球的头一天，我、陈季冰老师、戎兵老师、沈凌峰老师等同事一起商量战术，印象中大家对中路渗透都没什么把握，最后还是确定45度斜传冲吊，以及两翼齐飞，下底倒三角回传等简单打法。
第二天上场以后，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停球这么难，好好的一个软绵绵的球传过来，一停就弹出去好几米远，完全无法执行最初的战术安排。仿佛新闻系教的理论一到采访时就懵逼了。最夸张的是球出了界之后，沈老师跑到界外去捡球还踩在球上摔了一大跤，把近视眼镜也摔坏了。就这样，巴乔旋风带来的一点点正能量一天就消散了。
天气很热，好多个夏夜我们都睡在办公室里蹭空调。打麻将等于被人抢劫，不敢玩，踢球会被球故意滚到脚下摔一跤，球是真他妈球啊，找女朋友人家都嫌我们穷，没男人味，后来有一首歌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叫做女孩儿都去哪儿啦？
无聊的时光廉价地流淌着。
直到某一天，我们无聊到开始讨论每个人在《文汇报》写的消息和通讯，大家都比较喜欢我写的，具体我记不清了，总之好像是对我评价不错。（此处怀疑会有一些质疑性留言）
有一天晩上我们聊新闻写作聊到凌晨四点多，窗外竟然天亮了，我突然想起，总编辑不就想让我们干这事儿吗？只是他不知道我们是在没钱没人甚至没球的窘境中，为了消磨时间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主研发的新闻业务探讨。
1994年-2000年，我写了不少东西，总编辑很满意。有一年，大约是上海解放多少周年，我发起了一个征文，大约是让读者根据一张照片写下读后感，然后集中刊发以作纪念。这张照片是一张老照片，内容为第三野战军的将士们在攻入上海之后，不入民宅，细雨濛濛的清晨露宿街头。
版面刊发前一晚，我在办公室写几句发刊辞，总编辑进来说：“都几点了，弄好了吗？”
我说：“我写了一个短文，权作发刊辞，叫《不朽》，希望某一种精神不朽，江山才能永固，我写这个冒失吗？”
他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版面刊出的第二天，市长的秘书发短信说，领导讲，这才叫办报。
大约是在2000年，总编辑年龄到了，要退休了，那个时候，好像多少都可以再拖个一两年，发挥余热，不过他好像是到点儿就退，一天不耽搁，也不知道是为啥。
总之退休前的某一个傍晚，吃完晚饭我在大厅碰到他，那时我们已经合并到报业集团，搬到了威海路。
他说：“吃了？陪我出去散个步？”
我说：“好的，您也快‘下岗’了，估计也缺人陪了。”
他说：“喔哟，这记仇记得时间长的。”
我们在暮色中从威海路走到了茂名路，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
我说：“据说晚饭后在这旁边散步挺危险的，老容易碰到熟人，有时候还是领导，有时候还是一男一女，有时候还不是夫妻……”
他说：“哦，你碰到过？”
我说：“别问我打听，我什么都不知道，除非你给我两千块。”
他说：“两千块干点啥不好，听你这破玩意儿。”
我说：“您咋和我爹一样，一到退休，恍然大悟，我咋忘记挣钱了？留给子女的就剩革命理想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你爹这种谈吐，革命理想我看也所剩无几喽！”
我说：“不见得，依我的观察，你让他再活一遍，不敢说一模一样，也得是分毫不差。”
他沉默不语。
我看我们一直在往东走，都已经过了成都路了，忍不住问：
“这是要往哪走啊？”
他说：“干脆我们走回圆明园路老报社去看看吧？你走得动吗？”
我说：“这问题该我问你。”
圆明园路和虎丘路的文汇报老楼都在暮色中，如果有上帝视角的话，一老一少两个人，傻愣愣地站在那儿，至少有接近半个小时。
我在这里住过8年，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没有空调，只有两张钢丝床，我的同屋是赵老师，这个房间冬天能把我们冻成狗，夏天直接不能住人，必须搬到办公室去蹭空调讨论新闻业务。
每天一大早，一个叫阿三的男工人和一个叫小李子的女工人就开始在我们寝室门口的电梯旁开始吵架，我们听不清楚他们吵什么，唯一清楚的是我们很晚才睡，然后一大早又被搞醒，后来有一次他们还拿着刀争吵。
最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只是在表达对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的热爱和感激，千真万确。
总编辑在那幢老楼前想了些啥，我不得而知，我想，即使给我两千块，我也没必要去打扰。他在最后时刻说了一句和我有关的话。
他说：“按理说，你想去晚报的事，我也不该拦着你，毕竟你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决定。”
我说：“有句话我一直也很想说，刚刚还提到我的父亲，我想，你们身上的某些东西，在我身上生根发芽，事实上我已经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至于结局是怎么样，该是怎样就怎样吧。”
老楼的门口拉着根绳子，大约半米高，他一定要跨进去看个什么东西，跨来跨去，半天也没跨成功，我一脚把绳子踩地上，让他直接进去。
总编辑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唉，老了。”
这个强硬了一生的男人，魁梧的背影露出一些隐忧。
2024年九月九日，是中国企业腾讯公司发起的第十个99公益日，这次他们将其称作久久公益，十年了，担得起久久的美誉。腾讯的征途，低调沉稳而波澜壮阔，这是一家了不起的中国企业，如果可以的话，不用加上之一，可以加上“最”。
“天使望故乡”的编辑嘱我为公益日撰文，深感荣幸。在我粗浅的理解中，做公益需要能力、财力、精力，汗颜的是，这三条我大约一条都不具备。但是且慢，我的理解中，公益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乃是唤起我们善的本心，这个善的意义有多大，大到可以让一个新闻系的半文盲为了他尊敬和追随的人，十年如一日地去研究一个他完全无力触达的问题，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这个夏天，我在上海见到了老朋友戴卫东先生，过去的十几年，他也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研发阿尔兹海默症的新药。他说，很多坎坷，前路未必平坦，但是仍然要坚持下去，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梦。
于涵女士所著《偷走心智的贼》中，讲到上个世纪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故事。
1980年10月23号，一个叫保琳·菲利普斯（Pauline Phillips）的女士用“绝望的纽约客”的化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封来信，叙述了她的50岁丈夫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悲伤的经历。
保琳接着给“绝望的纽约客”回信说，你并不孤单。在美国有大约100万人正遭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你可以准备一个长信封，贴好邮票，写好自家地址，寄到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疾病协会。该协会的地址是纽约州纽约市百老汇大街32号，他们会给你寄回最新信息，而且是免费的。
有2.5万名读者照着保琳的建议做了。每天都有两只巨大的麻袋送到协会的办公室里。到今天，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仍然是阿尔茨海默病领域最大最有名的非营利机构，它的预算达到3.8亿美元，有2,600名雇员和6.2万名志愿者。
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发现，“绝望的纽约客”并不存在，她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没有人责备保琳·菲利普斯，因为，这是一个善意和伟大的谎言。
令人悲伤的是，20年后，保琳·菲利普斯也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
2014年的某一天，总编辑突然就不认识我了。
在之前的几年，每年我们都吃两次饭，他的手脚总不是很灵活，有一次穿厚的外套还是我们帮助他才穿上的。
他说：“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
上海话说，他是一个很吃硬的人，多大的痛苦，咬咬牙就过了。
但是，这一次，他过不去了。
很快，他就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再也没有出来。
开始的两年，去看他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反应，慢慢地，不再有什么反应了，只是那么躺着。2019年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一直到今年的夏天。
这个夏天我去看他的时候，特意和他的主治医生蔡医生聊了几句。蔡医生说，他可惜了，最早来开药的时候，真的是一表人才，2014年开始，断崖式的下滑。
不过蔡医生纠正我说，你弄错了，他不是阿尔兹海默症，他是帕金森叠加，当然，最终也导致严重的认知障碍。
2018年的9月，我一个人偷偷去看了他一次，正好护工阿姨离开一会儿，我握着他的手说了一些话。以下是记忆中我和他说的全部内容：
“你知道不，今天是我的生日，50岁，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50岁，我不应该永远都是32岁，和您一起走路去圆明园路回忆过往吗？”
“可是，时间这一溜烟儿的，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无比的艰难，时代变了，我们冷不丁就变成遗老了，连电脑都不怎么会用的人，跟互联网时代狭路相逢了。算了，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你知道我以前和你说过，我已经做好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两次酒局。”
“还记得有一年在山东的某地开特约记者会，晚饭来了一个什么大腕，各种花样劝酒，你不喝酒。对方说，上海的同志阳刚气不够哇。你斜了他一眼，冷笑两声，不接茬。酒桌大战没搞成，睡觉前我同屋的外地记者说，总编辑这酒也不应酬一下，搞得挺扫兴，怎么跟当地搞好关系啊？我说，我们是搞舆论监督的，又不是来搞关系的。同屋的说，小邱你就是对总编辑盲目崇拜。我说，我他妈崇拜一个人都很难，更别说盲目了。”
“后来有一次在四川开特约记者会，吃晚饭，有人拿来了当地的廉价的白酒，同事们敬你，我看你都不拒绝，于是我也端了一杯酒从角落里过来说，我可以敬您一杯酒吗？你说，你做的四川猪肉的调查报道很好，值得喝一杯。我说，我还有两篇更好的在写，一定不让您失望。你说，好，那就连喝三杯，怎么样？”
“那天你肯定是微醺了，领导让我扶你去房间，路上我说，您真是个好领导，对上不谄媚，对下属很尊重。你大笑起来，说，有那么好？不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不过要当个好记者，当个正常人，需要平视对方，不要仰望，仰望着是搞不好新闻报道的，做人也一样，要不卑不亢，谁也不比你高级，你也不比谁卑微。”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着，一直在想你说的话。后来，我也做了总编辑，我想，我差不多是完全照着你的指引做事做人的。”
“我今天来看你，在我的生日，其实我很自私，我只不过是想在这个混沌无助的年月，寻找一点安慰，寻找一点救赎而已，至于我还能不能坚持走下去，谁知道呢？”
以上是我和总编辑聊的所有的话。然后，他的手指，在我的手心里，非常、非常轻微的抖动了一下，再一下，被我敏感地发现了。我不懂医学，不知道这个动作需要用到多少的体力才做得到。
我只是觉得，有人在无声地告诉我，退无可退！
2024年的秋天，我最近一次去看他，带着我全新的创业计划，也带给蔡医生一本我的书，晚上我就要飞去重庆，待一段时间再飞往波士顿。
医生和护工阿姨在旁边，我什么也说不了，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告别。
我本来想说：“我马上就56岁了，但是，没有退缩，继续向前。”
飞机七点钟起飞，上海已经是漆黑一片，但是我猜，重庆才刚刚夕阳西下，43度的高温在几天前慢慢退去，两个小时后，从东向西，无边无际的夜幕会笼罩一切，城市和乡村，流光溢彩的街道，忙碌奔波的快递小哥，公园里嬉戏的孩子，一切的一切，都会湮没在黑暗之中，包括，我怀揣着的梦想。但是不要紧，凌晨五点，太阳会在上海升起来，七点钟左右，重庆也会天光大亮。
他仍然在睡梦中，应该都是美好的回忆吧。
圆明园路食堂里一日四餐的美食，夏天冰爽可口的绿豆汤，冬日里香气扑鼻的小火锅。
组版房里忙碌的编辑们，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排版姑娘们，她们每天不说一个八卦是不会满足的。
窗外，黄浦江对岸，那片从农村变成世界窗口的土地，多么的激动人心啊。
以及，以及，和邱兵一起走过的那段不长不短、车水马龙的路途，秋夜的微风，仿佛麦浪般摇曳的轻言细语。
最后，是一片漆黑，遥远的童年，朦胧的面容，笑声、哭声、梦想、誓言，一起从他脑海里渐渐淡出，太阳不再升起。
再见。
总编辑。
穿过你的白发的我的手。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