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夏天，我又回到了重庆。这次回去感受并不好，因过去的景物实在消逝得太多，几乎荡然无存了。我每回渝，就像一条肺鱼回到了土中，觉得自己有四亿年的历史。好像没有水，也能呼吸。但这次却觉得有点呼吸困难。
大概是现在重庆的新楼新路太多了，山河巨变。那种全世界统一模式的现代建筑群、轻轨、旅游区与商业街，它们与旧重庆从内与外的反方向争夺我，让我本能地抓紧自己，又本能地排斥自己。
我匆匆回到八一路（民国时称保安路），想寻找重庆歌剧团的旧址。记得二零一一年回来时，当时这里正被夷为平地。现在该是一座什么新建的大楼了吧？
我沿着准确的记忆经纬度，找到一家店的二层，便走上去看。
结果太令我惊讶了：十二年过去，就在四周全是广告、气球、美食街、步行街与高耸的写字楼之间，在我童年生活过的坝子上，重庆歌剧团旧址变成了一座被废弃很久的地基。我看见一整块大约上千平米的地穴，上面盖着生锈的铁板，荒草丛生，周围是长满青苔的坚壁高墙，底下则是一团巨大的难以看清的黑窟窿，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坑。
那坑甚至远比我遥远的童年更深不可测，也更陌生。
据说，大概是因市中心地皮太贵，当年歌剧团搬迁后，就没有资方能够拿下这片解放碑边上的黄金地段，故目前就还是烂尾地。
要说过去的景物都逐渐消逝了，没有了，这些年也并不新鲜。如我这次回渝住的两路口酒店，从窗口正好能俯瞰原山城电影院旧址。电影院已被夷平，变成高坡上的一个奇怪工地。我抵达的第二天，还赶上大暴雨，幼年最熟悉的七星岗通远门城墙被淋得坍方，还垮了一段。如在解放碑，防空洞变成了纪念洞。过去那洞子只是一个连一个充满积水、垃圾、老鼠与蚊虫的废弃地洞。如大阳沟菜市场没有了，老重庆菜就没有了。
过去八一路那些老茶馆、采耳人、天棒、改娃、假女、老虎灶（开水房）没有了，那些在歌剧团门口走江湖耍猴戏、吞剑、吃钢珠、卖狗皮膏药、用气功手指穿砖头的卖艺人就没有了。可以炸鱼的兵站水池没有了，那个会吃树叶卷玻璃的疯子就没有了。老派过桥抄手没有了，正宗的钟水饺、老四川、陆稿荐、王鸭子、撒了罂粟壳的老灶火锅与散装江津白干就没有了。聋子死了，聋子面就没有了。
酷暑时节赤膊站在路边划拳喝酒的杂皮没有了，那位于八一路十字路口油腊铺与锡锅店之间的，我童年最钟爱的一家汽油桶烧饼铺，自然也就没有了。只是走到路口，耳中若幻听，便还是能想起当年卖冰糕老太婆，独自在酷夏中心尖锐的叫喊声，以及从歌剧团或劳动电影院那边传来的诸如《洪湖赤卫队》《江姐》《火把节》《405谋杀案》《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小花》或《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音乐，甚至能闻到被烈日晒得发软的柏油路气味。
至于当年315公共汽车总站的人群与财贸俱乐部的录像厅，自然也都消失在了好吃街的现代霓虹灯里。唉，还有那座我上过四年学，满是木头楼梯的八一路小学，就更别提了，现在几乎完全没人知道它的存在。我那一年级教语文的班主任，对孩子们温柔无比的申老师，她还活着吗？
吴抄手也搬迁了，只剩下一块破损的牌匾，露出半截，风雨飘摇。
大概只有八一路中华路交界处的能仁寺，还算门脸依旧。
我想进能仁寺去烧香，有个女管理员坐在里面，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从我记事起，这寺里就没有过和尚。这是一座尼姑庵，但我也未见过尼姑。也许那管理员就是尼姑。据说此寺曾毁于我出生之前不久的一场著名的混乱，连寺里的老香炉都被吴抄手拿去当了菜缸。据说那香炉装的饭菜，经月也不馊。记得八十年代，寺门口还有一家卖散装啤酒的店，也许就是吴抄手吧，记不清了。但其金钩红油抄手的味道，与大人们从暖水瓶里倒出来的散装啤酒的麦芽香，我还记得。
这些记忆都是很细碎的，渺小的，几乎完全无用的，就像我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记得八一路小学一个同学的小家，记得他家就挨着歌剧团旁边的木板房，门内黑暗狭窄，而他家厨房碗柜里放着一碗自己熬的猪油。只因那猪油白得几乎能照亮整个房间。
为什么我当初会对无用的事记忆深刻？就为了今天能写下它们吗？
如今的年轻人，还有谁知道那大坑，即八一路281号，就是重庆歌剧团（即现搬到鹅岭的重庆歌剧院）的旧址呢？更别说它的前身是一座衙门了。成住坏空，一切都是虚无。
听说，如今的重庆崽儿没有了干燥（脾气暴躁），甚至乖得连怪话（骂脏话）都不会诀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诀了一句：“要得个锤子。”
七十年代重庆歌剧团建筑群，是一圈老楼围绕着中心的院坝子，周围还有很多狭窄的过道、小径、危房、楼梯、夹竹桃、月亮门与黑暗的角落。大门很庄严，传达室门口的地面是人工大理石的，擦得锃亮。我曾在那里因滑旱冰摔倒而左臂脱臼。父亲抱着我去医院包扎，然后脖子上挂着纱布吊着手回家。
我印象中，父亲郑重其事地抱我的时候并不多，主要就是那一次。
七十年代的夏夜，大家都睡在歌剧团中间的坝子上。先洗澡，在地面洒水，然后支起凉棍、凉板、凉椅或凉席，穿着拖鞋，点着蚊香。躺下来后，夜空里有时能看到流星。直到午夜，大人们都在摆龙门阵、吹牛、下象棋、讲荤段子，同事之间喝酒扯皮，夫妻当众追着打架。孩子们则把西瓜泡在酸梅汤里吃，觉得美味无比。要不就是学着诀怪话。
因天太热，入夜之前几乎全团所有孩子们就都出来了，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他们先不动声色地呆着。待入夜后，就是他们捣乱的天下了。他们会在黑暗中淘气地灭掉人家点的蚊香，让蚊子随意乱咬，有时则会悄悄去脱熟睡者的裤子。
整个坝子上睡满了人，没有一百也差不多有八十。重庆是火炉城市，夏日的暴热持续到子夜也不歇气，有些大人就穿一条裤衩睡觉。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早上醒来，才发现自己已浑身赤裸，大惊失色。
当然，快乐的童年记忆远不止这些。那个坝子有太多的细节，荒谬与残酷，过去我都写入了《十七岁的獠牙》一书中。只不过，现在这些记忆都在那漆黑的大坑里。
七八十年代在重庆人民公园，在路边，还会看见一些打树练功的人，即所谓“操扁挂的”（指旧时的民间武术爱好者或练家子）。如八一路一带最有名的自然是吕紫剑，尽管后来总有人说他自称百岁是在冒皮皮（四川俚语，指吹牛逼），根本不会打，但我童年时，的确看到过他在八一路上摇着蒲扇，白须白发，健步如飞。那时他已八十来岁了。
歌剧团里也有一个人，经常站在坝子里打树。
此人姓罗，我记得他有两大爱好：即操扁挂与修摩托车。
那时，他每天都戴着一双很脏的老式白线工业手套，先是蹲在地上修他的摩托车。他的摩托车总是坏了要修，没坏似乎也要修。修完后，他也不脱手套，而是站起来，立着双掌，开始练功，去打坝子边上的一棵树。我看见他先紧张地缩身，作野兽伏地状，然后猛地又跳起来，双掌齐出，凶狠地打在树上，然后又迅速一缩身，蹲回到原处。
有时他也用腿狠狠地踢树。树干被踢得伤痕累累，满地是树皮。他是练的游身八卦掌，还是铁砂掌，或就是在练散打？不清楚。反正他在树干上绑了几层很厚的牛皮纸板。我看见纸板打烂了，黑糊糊的，全是他留下的油污手印。
每天，我从对面八一路小学放学回家时，就会经过他在歌剧团坝子里打树之处。离着几米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摩托车机油或汽油味。
看见我，罗会一边用手猛地击打树干，树振叶落，一边会咧开嘴笑一句：“崽儿，愣个早就回来了嗦。你们老汉跟我熟得很。”
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善意的寒暄，也只冲他笑笑，不会说话。
甚至他人不在树边时，我只要经过那树，也会觉得好像有树叶落下来。只是当初从不想去问一句：“你打树到底为什么？树又没惹你。”
罗的女儿与我是儿时的小伙伴。罗的夫人则也是歌剧团的作曲，还与我父亲曾合作写过歌剧，说起来，两家平时关系似乎还凑合。
但多少年后，回顾巴蜀历史，我父亲才忽然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当年的罗，正是第一个带着人冲到家里来想揪斗我，并试图抓我头发的人。罗是派斗干将。只是因我临时先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他才没有抓成。因此罗还生气了，第二天专门写了篇大字报去贴到歌剧团的墙上，说我是学赫光头，蒋光头。他要打倒所有的光头。”
如此看来，莫非他那双满是油污的白手套，也曾像打树一样打在过我父亲身上？也不清楚。父亲没说过，我也没问过。
当然，大人的历史，都是我的史前史。在我出生之前，我不知道是否有过光头之争，就像不知道地球上是否真有过恐龙。
或者干脆如卡尔维诺写的那样：“我就是恐龙。”
我出生后，重庆的枇杷山公园博物馆里曾展出一头恐龙骨架，作为一座著名山城水码头，貌似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人，或有过宿怨仇恨的人，甚至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可以和谐地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巴蜀侏罗纪的坝子里，只是为了乘凉。
中国人总是可以当过去的事根本没发生过。要不然呢？
听说，罗于我这次回渝的二零二三年夏，正好在南方某城去世。
当我把这个从微信听来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也没有说话。大概父亲这岁数，身边各种老人每月都有去世的消息，他也不当回事了。罗应该比父亲还小十来岁。
我祖籍是广东，母系浙江，他们两个家族只是旧时都到了渝州，在意外中偶然相遇，八十年代后又各自离开了重庆。故我虽然生于七十年代的重庆，其实跟重庆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不是重庆人。况且，我十二岁后也彻底离开了重庆，后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京。我只不过是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早年记忆，算是“一个记忆中的重庆人”吧。
只是五十年过去了，这些记忆就像罗曾打过的那棵树，全掉进了地基里。那曾睡满乘凉者的大院坝子，现在就是个大黑窟窿。而往事则像父亲对罗之死时的沉默。这是宽恕还是遗忘？晚年唯好静，怎么说都无妨。
只是当我望着那处在繁华地段背后黑咕隆咚的地洞，就像一座被废弃的小地狱时，想到山城雾都本是向上凸起的，如今对我却是向下凹陷的，仍会有些遗憾，也有些恐惧。也可能人生与世界本就如此吧，即外面看似喧哗与骚动，泡影绚丽，里面则只剩下了一个大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