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三十年前的某个时辰，我乘着滑翔伞从银川平原的上空徐徐飞过，看到的景致大抵如下：
青色的贺兰山静静地横卧在内蒙古高原与银川平原之间，像母亲的臂弯轻揽着那条自南而来的游子——泥沙滚滚的金色河流，温柔一番，利用一番，然后护送它一路向北，不再回头。
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山川柔美沉静，河流欢畅奔腾，这一静一动之间，银川平原被养育得少女般水润丰盈。
三十年前，小巧玲珑的银川市像落在黄河与贺兰山之间偌大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被永宁、贺兰两厢夹护，老将般镇守城池，盘踞要塞。
那时候，住在银川城里的人，无论东去黄河还是西去贺兰山，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交通不便是主要原因，那时候没有私家车，公交车也仅限于市内交通，远距离出行困难重重。骑自行车不行吗？当然行，不怕在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上颠散了骨架，只管骑。此举对于我而言只怕是不行的，骑几十里的车子，白天屁股在石子路上颠簸到骨肉分离，夜晚躺在荒滩野地露营，半个西瓜就算一天的伙食——这是我的好友梅的辉煌业绩，感人但无力仿效。
有一段时间，梅的行迹常常刷新我的想象力，她就凭胯下那辆我压根叫不出名字的自行车，奔波于贺兰山与黄河间，神出鬼没西夏陵，月夜奔袭水洞沟……装回一肚子故事，然后打扮得鲜鲜亮亮到我家来震撼我。
我从梅的嘴里听到了世界上最富传奇的经历：有一次她夜宿西夏王陵，正在做梦时，却被帐篷外密集的马蹄声惊醒，紧接着又听到阵阵嘶喊声，外面似有千军万马在交战。遇到这样的事还能活着回来，换上我，一条薄命彻底奉上……
这一天，梅又出现在我面前，那段日子我正沉迷于宋词之中，每天背啊背的，没少摇头晃脑。每背熟一首便把它在稿纸上用仿宋体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然后贴在书柜的玻璃上，以便时习之。
梅来了，背着一个硬邦邦的小包包，没说什么我就知道小包包是新买的，需要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展示，我抓紧赞美：眼光不错哦。她淡淡地哼出三个字：“牛皮的。”
梅轻盈地迈着两条鹤一般的长腿，踱到我家客厅，看着我贴在书柜上的宋词，不屑地用手触碰了一下，说：“至于嘛。”
我反问：“啥意思？有本事你也背呀……” 梅说算了吧，什么时候等我动弹不了啦，再亲近那些玩意儿也不迟。
但愿那天早点来到，也好让我还上一句“至于嘛”。
我端出小小一盆刚刚学会做的水果沙拉让梅品尝，梅吃得很快，我也吃得很快，两人好像在比赛，顾不上说话，等我俩把盆底的残汁悉数刮进嘴巴后，我得意地问梅：“感觉怎么样，这沙拉好吃吧？”谁知人家竟对我的手艺和得意毫不买账：“这些瓜果不拌沙拉也很好吃。”
总之我的好友梅总是以这种方式打击我的生活情趣，然后在我一蹶不振的时候，趁机贩卖她的各种奇特遭遇，最后在我连连不断地“啧啧”声中高调离去，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把愁云全留给了我。怎么能不愁呢，同样的年岁，同样的性别，同样的职业，却像生活在两个世界，我的世界是稿纸和稿纸上的字，梅的世界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
话说这一天，梅又出现了，腰里多了个BB机，是一个黑色的塑料小盒子，当时刚刚兴起，属于高级别的个人配置。我以为她是特地来秀BB机的，结果带来的消息比那个小塑料盒更令我心动不已，她告诉我，新发现了一处石器遗址，并且是新石器时代。
天哪，有这等好事！它在哪里？这消息对我来说，属于石破天惊的那种，这就意味着除了黄河东岸的水洞沟遗址外，又有一个可以捡宝的好去处了，其意义相当于我的业余考古历史从古生代的泥盆纪直接进化到中生代的白垩纪。晓不晓得，那可是飞跃啊！但是……我忍不住怀疑，真的有这么个地方吗？
“有！”梅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我。
“有？在哪儿？”我正处于突如其来的兴奋中，满脑子都是问号。
“在鸽子山。”
鸽子山？“鸽子山在哪嗒？”我用刚学下的陕北方言继续问梅。
“不是一开始就告诉过你，在贺兰山嘛。”梅被我问得不耐烦了，“你说，去，还是不去？”
贺兰山，鸽子山，这两座山在我头脑里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无论这两座山是以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件事确定不确定，靠谱不靠谱？
梅说，一个月前已经有外国人去了那里，初步划定了石器年代。
“外国人？传教士吗。”我不由得想起德日进和桑志华。
“什么呀，人家是专家！你严肃些好不好。”
连外国专家都去过，看来那个鸽子山一定是真的了。我奇怪梅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她说了个特殊渠道令我心服口服。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确定鸽子山的准确位置，贺兰山又不是十里八里长，这鸽子山究竟挨在贺兰山的哪一段？是靠近大武口呢还是靠近中卫。这事还得靠梅去完成，去找那个特殊渠道搞清方位，“最好能有一张线路图。”送梅出门时我特别嘱咐了一句。
“想得美。”梅说罢，扬长去了。看着大小姐似的飘逸身影，实在想不出她夜宿荒野的模样。
从梅离开我家到鸽子山终于成行，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不妨先叨叨几句水洞沟的事。
水洞沟的知名度在中国考古史上列入前五名应该是比较谦虚的。
那个在考古人眼里宝贝似的地界，我已经记不得和梅去过多少次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我俩的脚踏过数遍。
对于石器虽然我没有考古专家的学识，但是具有足够大的兴趣和劲头，几年下来，在水洞沟所获得的各类石器若是论斤算的话差不多有10斤，若是论个算，数百件。具体而言，自打1994年以后，水洞沟一带暴露在地表上的石器，大体上已经被我和梅不辞辛劳地一件件捡到手，带回家，收藏到大大小小的瓷罐罐和透明的玻璃瓶瓶里去了。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回头商量。
水洞沟重构了我的生活，让我进入到之前从未涉足的一方奇妙天地，它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个地方离黄河东岸距离不远，放到今天，开车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搁在三十年前可没有这么简单，首先黄河在银川没有公路桥，想要去河对岸，要么坐木船摆渡，下船后，到处寻找毛驴（水洞沟没有公路，能到那里去遛弯的大概也就是骑毛驴的桑志华和骑自行车的梅了），要么向南绕个大弯到五十公里外的青铜峡叶盛过桥渡河，过了黄河也仍然没有去水洞沟的公路，得先坐班车到灵武县城，然后或骑车子或骑驴朝着毛乌素沙漠的方向行走……走啊走啊，晓行夜宿，一趟下来，三天未必能到，这中间还得确保不能走错道。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当时宁夏的交通是东西受阻，南北通达。
所以啊，对我来说，1994年之前，水洞沟远得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只能想想罢了。直到这年夏季，银川通往黄河东岸的公路桥终于修通，一条笔直的公路亲热地贴着水洞沟遗址朝东去了古窑子，水洞沟一下跳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
黄河之水流经银川平原，倾心眷顾西岸的庄稼万物“金川银川米粮川”指的就是这处宝地，对比起来，东岸干旱得完全脱水。
不是黄河水不浇灌东岸而是东岸地势高，属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水是流不到那里去的，相反，夏季东岸好不容易迎来一场大雨，不过一会儿，地面的雨水便顺着穿行在黄土沟壑间的边沟迫不及待地流进黄河里去，留下一个干枯的荒漠，人烟罕至。
1995年夏末初秋，我坐着王征新买的北京212吉普奔向水洞沟（在《水洞沟旧事》里我把此趟水洞沟处女行的时间提前了两年，露出的是迫不及待的心情），王征是我的电大同学，上学期间每逢考试复习阶段我们便整日混在一起，背题的时候少，扯淡的时候多，混的时间长了，彼此不再称呼对方大名，王征的小名起得很数字化叫：小六。小六叫了几年，我又改口叫他王大善人了。这个名字对小六来说毫无调侃之意，用在他身上是纯天然的光荣称号（关于他的感人事迹，我已经在《水洞沟旧事》中交代过，不再赘述）。
车过黄河行至不远，东西两岸就变成对比鲜明的彩色黑白两幅照片，西岸稻田整齐，苇塘连片，绿野葱茏，一派江南风光；东岸紧挨河畔的湿地长着一溜高大的杨树，给黄河镶嵌起一道窄窄的绿边，过了绿边再向东去就进入到丘陵地带，“塞上江南”不复存在，放眼望去，除了黄褐色的成片丘陵，没有别的颜色，阳光下的银古公路，柏油路面闪着缎子般的光泽，轻飘飘的像是落在荒原上的一条带子。
初到水洞沟，四下张望，最醒目的是一道与黄河一般色调的长龙自西向东曲折蜿蜒没有尽头——它便是宁夏的又一历史景观：明长城。不过当地人更喜欢叫它的昵称：边墙。
五百年前，这里的边墙是国境墙，那边是瓦剌这边是大明，到了清朝，两边统一，边墙从此卸掉守疆护边重任，下岗歇业。
在边墙北侧，也就是内蒙古地界的毛乌素沙漠边缘，王大善人从地上捡起一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石头，开始对我扫盲。
他问：“这是什么？”
我答：“石头。”
“No，no。”他摇头，满脸轻蔑。
“喂！这不是石头是什么，鸡蛋吗？”我有点急，觉得智商受到伤害。
“说它是石头没错，不过嘛……”他嘿嘿笑起来，“它是一块带有人类文明印记的石头，科学的定义是一块石器。”
“石器？”我惊讶了。
“对头，在这块石器上留着人类袓先使用过的痕迹，你看这，再看这，还有这……”他用手在小石头上指指点点，吐出一串名词，然后強调：“一块石头上有了以上这些特征，它就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
“而是石器了。”我说。
王大善人瞪着我，把手里的石器朝身后远远一丢，说：“好啦，培训结束，你可以上岗了。”
你这同学王大善人是干考古的吗？不是，人家是端炮筒子搞摄影的。照相的怎么懂石器，跨领域了吧？不是，是他曾经跟随一个来水洞沟实地考察的外国专家团，在拍片子过程中认识了石器，等于上了个速成班。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出徒，不能单干，寻思着让师傅再指点指点，王大善人点上烟朝地上一坐，并没有传帮带的意思，我只好嘴里念叨着刚刚学到的关于石器的几个特征，什么是“着力点”，什么是“台面”，什么是“击打面”独自上阵，在沙丘与沙丘之间的洼地里仔细翻捡，那些地方小石子很多，看不出彼此有什么不同，翻来捡去，很多失望之后总算找到一块像是石器的小石头，赶快拿去让师傅鉴定，王大善人瞄了一眼，说：“眼力不错，这是一块刮削器。”
我那个激动呀。
经过训练的眼睛和没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是多么的不同，一小时前，我对石器还一无所知，一小时后就能对上眼了。当时的心情真像是中了大奖，我的纯民科性质的田野考古生涯就此开启。遗憾的是那一天梅不在场，不过后来的日子，我俩有太多共同出没水洞沟的时光，成了那一带连羊群都认识的闲人。
从此去水洞沟进行田野考古成为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只要能找到车，目标就是黄河东岸水洞沟。田野考古的好处在于，寻找石器向古人智慧致敬的同时顺带还锻炼了身体。我弓腰低头，在荒滩野坡间寻啊找啊，几个小时不停歇，这种长时间固定不变的姿势搞得附近过路的羊倌疑惑不已，猜不出我到底在拜哪路神仙。
就这样，在梅带来鸽子山消息之前，凭借我和梅的努力，水洞沟地面上除了羊粪蛋蛋和凄凄秋草之外再没什么惊人发现了。
难道水洞沟的石器只有刮削器吗？如果是，这考古的门槛也太低了吧。当然不是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阵子，我把与旧石器有关的书藉翻了个遍，从里面的插图和照片上认识了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石器，然后在水洞沟按图索骥。对于我这类民科考古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实践中锻炼眼力更好了。
我的心得是：文物不论哪类，不拿在手里，看不出名堂。
有一天，我和梅在边墙南侧的小山坡上遊荡了半下午，拣到的石器不够抓满一手，只好早早收工，找了个宽敞背风处靠着块大石头边晒太阳边等我的朋友夫子开车过来。我俩看着手心里几块小石器，眼里满是失落。
水洞沟对我们来说，散落在地面上数万年的文明遗存已经被快速淘干净了，算算我初到水洞沟被王大善人就地扫盲，认得刮削器、砍砸器到眼下，时间不过是两个春秋，除非掘地三尺，还想在地表上有所斩获，大概率是没戏了。而地面下的东西，我和梅大概同时想到了这里，互相对看一眼，用手拍拍地面，都明白在水洞沟遗址范围内，未经许可，铁锨碰到地面都涉嫌违法，因此来这里我们只靠眼睛寻找，从来不带工具，哪怕一截铁丝。
地表上的这些石器因为没有地层关系或者说它们处于地层扰动面，在专业考古学者眼里是不具有考证价值的，但是它们在这片荒原上历经了数万年的风雨，是荒原的原住民，是让它们继续住下去直到天荒地老好呢，还是被我们拣回家去好？我从来没有和梅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权当做一回保管员，等到合适机会再把石器放还原处。什么才算是合适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我和梅的想法是一致的，希望有一天在水洞沟这里也有一个如兵马俑博物馆那样的超级大棚，里面原封不动地把水洞沟遗址的核心区保存下来，供后人参观。
这个愿景其后被证明是多么幼稚。
当时我们谁也不清楚，水洞沟遗址的原始地貌还能保持多久？所谓的原始地貌是指一百年前步日耶（法国考古学家）为法国神甫兼考古学家的桑志华画的一张有等高线的水洞沟地形简图，上面用英文字母对已经发现和可能存在石器和古动物化石的区域进行了标注。之后经过桑志华和德日进的现场挖掘考察，仅在F1区域内就出土了三百公斤以上的石器。
我的理解：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原始地貌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步日耶在图中所标注的全部区域。这个区域在考古学意义上属于核心区域，虽然它以点状呈现，其实蛮符合人是两脚行走动物的特征。
1994年之前，核心区域的地貌大致保持着步日耶绘图时的样子，不过蚕食情况也在发生，一条早年修建的通往内蒙古鄂克托前旗的沙石公路纵向穿越水洞沟遗址地带，趟过水洞沟境内的一条叫“边沟”的浅河，冲向河对岸的边墙，又将边墙掘开一道数十米长的豁口，出去后拐弯向东去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道豁口，我们才可以很轻松地越界到内蒙古的地盘上寻找石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水洞沟遗址区内出现了一道石坝，边沟里从前流进黄河的水被截留在坝里，很快形成了一个湖泊，紧接着魔法般地冒出一座遗址公园，竟然还是五星级的，最近二十年，水洞沟被改造得旧貌换新颜，破损残缺的边墙重新用黄泥修补抹平，因为颜色太过稚嫩与饱经风霜的老边墙接在一起，显得傻里傻气——重孙子和祖爷爷，辈份隔得太远了。人造湖里竟然也芦苇茂密，水波粼粼，扮演着远古时代的角色。分明是座郊野公园，所谓遗址就是建国后挖掘的那几处探方而已。
角色正慢慢置换，曾经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水洞沟，也是被正式写入世界考古史的水洞沟，不经意间已经在文字中退隐，替代它的是宁夏旅游景点水洞沟。我一边痛心，一边为家中陶罐里保存的那些石器庆幸。
这里，我并非要刻意菲薄旅游景点水洞沟，作为景点，它已经被拾掇得好得不能再好了，你想在大自然里享受的东西，这里给你悉数拷贝，妥妥的一个西部景观大礼包，要绿树有绿树，要黄沙有黄沙，要惊险有惊险，要穿越有穿越——可不是嘛，听着景区广播里《十送红军》的小调，坐上农耕时代的马拉车，一旁的草棚里正有一个原始人在用石头砍着另一块石，那可不是闹着玩，人家是在一本正经地做石器呢。最令我感动的是那爿死去多年的张三小店也活过来了，重新开始接待外国友人桑志华们，前面边墙的瞭望台上战旗猎猎，明朝的兵勇墙头站立，扬我军威……这场景，这水平，逼真得活像是从3D打印机里出来的，把那些山寨货们甩出好几条街。
若说水洞沟景观全是假的也不对，至少天上的那盘月亮还是真的。
登上新建的边墙暸望台向西张望，一个大型煤化工基地出现在不远处的毛乌素沙漠地带，这与水洞沟景区精心布局的仿原始人的生活场景全然不合拍，穿越的速度也太快了。
当然喽，你也可以认为是合拍的，就像黄河东西两岸的对比一样，这里是南北对比，一边是拷贝出来的原始社会的茅屋、草棚、湿地、柽柳，另一边是现代大工业化的高耸烟囱和重型装载车，两下相映，鸳鸯火锅。
水洞沟就是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合着市场节拍慢慢变脸，曾经有一个广告词叫“用过都说好”改一个字便可用在水洞沟“去过都说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滚滚向钱，压倒一切，排除一切，不在乎个别怀旧的家伙斯人独憔悴……
细究起来，水洞沟原始地貌的破坏是从明代修边墻开始的，边墙將水洞沟分隔成南北两个片区，而恰恰在边墙之外属于内蒙古境内的片区，地表上的石器俯拾即是，其数量和种类毫不逊于一墙之隔的宁夏。
只是水洞沟最初的考古发掘是在宁夏境内展开的，也就奠定了后来的数次考古重心都落在宁夏的基调，水洞沟遗址自然也就归属了宁夏。
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梅在边墙以北的内蒙古地界寻找到近百枚驼鸟蛋壳化石残片以及由驼蛋壳制作成的中间有孔的甚为精巧的圆片状饰品。这种珍贵的史前遗存，根据考古报告都是在地层下发掘出来的，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将它扰动到地面上来了？至今没看到权威解释。
明长城对水洞沟原始地貌的破坏是有限的，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带既没有农田垦殖，也没有村庄集市，至少在我频繁出入水洞沟的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这段时间，水洞沟基本上保持了步日耶给桑志华和德日进所画的地型图的样子，只是两人当年在此打尖落脚的张三小店，房倒屋塌成为废墟，长城内侧的一座小塔不见了踪影，除此，一切都在大自然的照料之下，保持原样静静度日。
长城那边，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典型的沙漠荒原地带，地表上只有很少的沙生植物和随处可见的石器，再向西眺望，就是连绵起伏的沙丘了，午后的阳光下，沙丘又白又亮，干净得没有丁点污渍，一片无人地带。多少个秋天的午后我坐在边墙向北眺望，多么想看到一个羊倌从沙丘那边走来，也好向他打问打问沙漠里的情况。这个人从来也没有在我的视野中出现，那片不毛之地上连一片羽毛也不曾飘到边墙这边来。
我长久地坐在边墙上，面对毛乌素沙漠发思古幽情， 你说眼前空空荡荡吧，心里感觉到的却是满满当当，比在城市和办公室里踏实多了。它刺激着我的想象力，凭空想象着三万年前水洞沟人的一个相同的午后……他或她在干什么？
我曾在毛乌素边缘拣到过一件做工良好的石球，这个石球是不是在三万年前的一个午后，被他或她投向笨拙奔走的驼鸟？水洞沟一带的石器数量之多，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数以万计。像我这类考古野狐禅光是弯腰从地上拾拣，一趟下来，衣兜里也是满满的。是不是可以判断三万年前的水洞沟是个人口重镇，工具制造业基地？这不单是民科猜想，很多专家也有相同判断。
我的荒原依赖症就是在与沙漠的对视中，在与各式各样的石器的接触中渐渐形成的，其症状为：日常坐班，浑身上下不自在，到了水洞沟立马精神抖擞；坐在编辑部面对稿件总是心慌气短脖子酸，整个人都不好了，去水洞走一圈，毛病全没了，回到办公室，毛病又来了。如果十天半月不去一趟水洞沟，就像失了魂。老天！我好像有瘾了。
水洞沟成了我的心理安慰剂，也可说是这片荒漠抚慰了我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浮躁灵魂，让我产生了眷恋，如同小动物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母亲一样，水洞沟是我真正走入大自然的起点，因此，它身上所具有的印记，便是我对大自然的首选审美标准，水洞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抛开其考古价值，用两个字便可以概括：苍凉。
水洞沟的苍凉是那种天高地阔的苍凉，四野望去，莽莽苍苍，看着看着，心胸就变大了，除去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能搁在心里了。
水洞沟还是个观云的好地方。很多时候，我和梅都在那里低头寻找石器，顾不得抬头观云，只有把石器捡干净的那个下午，我俩同时把目光伸向天空，西边烟灰色的浮云层层叠叠，拦住太阳下沉的去路，光线透过云层的缝隙，将一道道光箭插入荒原，形成了聚光效应，仿佛有一场大戏将要开幕，浮云扮演起角色，它们阴险地缓缓聚拢，一寸寸吞没雄奇的光箭，终于，天色暗下来，太阳也被吞没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大地，在那一刻都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响，好像在等待一个结局，云朵继续浮动，一大片分裂成几小片，丝丝缕缕隐身退去，然后几小片又集合成一大片，缓缓堆积。太阳也在运动，从一片云穿向另一片云，每穿进一片云，就会有一道耀眼的金光镶嵌在浮云的边缘。结局是凄美的，太阳终究挣扎不出浮云的围剿，红着脸悻悻掉落山头，乌云纠结起来将天幕拉上，戏便也收场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认真在水洞沟观云，也是最后一次。我和梅在水洞沟寻宝的好时光也像天空中的这场戏一样收场了。
后来又和其他朋友去过水洞沟几次，主要是奔着邻近的明代军营红山堡里的那个老物件一个石磨盘去的。我第一次看到它，便喜欢上了，惦记上了，但是石磨盘不是石器，对它只能目光占有，不好事实占有。直到有一天，诺大的红山堡场院里空空荡荡，石磨盘消失了 ，不见了，那样一件重物像云彩似地飘走了。
成为景区的水洞沟再没有什么让我好牵挂的了……只是它时常在梦中将我拖回到它身边，让我在荒原上走个没完，它以这种方式栓住了我，锁定了我，我却不知上哪儿去寻那个古老的水洞沟，那片曾经属于我和梅的快活天地。
梅不负重托，还真搞清了去鸽子山的路线，鸽子山其实并没有和贺兰山挨在一起，它处在贺山兰区域内，属于青铜峡地界的某一处。
这某一处又是哪一处呢？梅给出的答案是：“顺着沿山公路朝南开，前面看到青铜峡电厂的大烟囱后拐进西边的小路，然后嘛……”梅嗫嚅起来。
“然后呢？”我忙问。
“然后？然后就是这样了呗。”梅用眼神告诉我，她已经尽力了。
“哪鸽子山呢？”我自然是不甘心的，起点那么高，落点这么低。
“只能找，遍地找”梅郑重宣布：“接下来就看我们的运气了。”
“你说的运气指什么，莫非鸽子山是个移动的活物？”我有些气恼，期望值打了大大的折扣。
“当然不是！”梅一锤定音。
对话结束。
好吧，与其埋怨不如把心态放极积一点来分析：鸽子山既然不是活物，那就一定是个静物，既然叫山，至少它是地面上的一个鼓包吧。我们从小路进去然后就寻找地面上的鼓包，找到了鼓包不就找到鸽子山了吗？那万一地面上的鼓包很多怎么办？这个问题现场解决。
接下来最难办的事就是车，从哪整一辆车来呢？还得在朋友身上打主意，朋友嘛，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当佛供的。我好好在脑子里把朋友逐个筛选了一遍，除去没有车和不会开车的，最终人选落在宁宁身上，宁宁当时并没有车，但是他会开车，同时还具备性格爽朗和玩性极强的特点，索性连找车的活儿也一并赖给了他。
1997年趁五一放假，宁宁搞来了一辆车，我们立马动身，兴头十足地向鸽子山方向走起。
五月的银川，城里绿意渐浓，“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朱自清语）先生好笔墨啊！
郊外尚无春意，大地黄不丢丢，灰不叽叽，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姓春的小姑娘还没溜达过来。
车过西夏王陵，大大小小的陵墓呈散兵状在贺兰山脚下漫不经心一字排开，一览无余。曾经贴在陵墓外表上的各种堂皇装饰，雨打风吹去，露出黄土夯成的里子下圆上尖，像是刚出锅的一笼杂面窝头。
这景致当年稀松平常，什么时候经过那段公路，你都可以检阅一番。如今不行了，陵区靠公路一侧密密匝匝被林木围了起来，外加一个气派的大门，想看“杂面窝头”？敬请购票入园。
上世纪九十年代，银川郊野的历史遗迹诸如拜寺口双塔、贺兰山岩画都没有享受被“保护起来”的圈养待遇，就那么野着，散养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从小到大，在我眼里这些窝头毫无精彩之处，不就像是砖窑一样的土包包嘛，直到某天，玩相机的张治军拍出一张西夏王陵彩色照片，颠覆了我的眼光（套用一句歇菜的网络语“亮瞎了眼”）——在一片海蓝色的空间，西夏王陵通体尽染黄金之色，沉稳肃穆地耸立在贺兰山脚下，像是被碧波托起的宝塔。照片起名为——东方金字塔。
这张照片把我看傻了，也把我征服了。原来景物可以这么拍！你说它假吧，人家分明就是真的，你说它真吧，我怎么拍不出来？还是那句话——受过训练的眼睛和未受过训练的眼睛，在感受事物方面是完全不同的。脑子里没有的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
话说这一带除了西夏王陵也就找不出什么土包包了，鸽子山藏在哪呢？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把公路左边的大烟囱找到。那个年代没有百度，没有高德地图，更没有志玲姐姐嗲声嗲气为你导航，去个不熟悉的地方，全凭借用某个物体，诸如一棵大榆树呀，一座石头桥呀，一处羊圈呀当导航，更具体的细节，那就“鬼子进村全靠摸了”。
我们向公路左边搜寻，生怕错过了，很快便看见了一根烟囱，但它究竟是不是“青铜峡电厂的烟囱”，谁知道呢？宁宁果断决定，管它是不是，下了公路再说。
车拐上小道开始盲行，路是土路，忽高忽低，坑坑洼洼，车在颠簸中渐渐深入到长满半人高野草的荒野里，就在我们东张西望找土包包时候路断了，我赶紧看梅，希望她能指点迷津，毕竟她对贺兰山一带的情况比我要熟悉得多。
梅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打消了我的期待。
宁宁率先下车，很畅快地喊了一嗓子：“呵！好大的秋风啊！”
这儿真的像秋天，风冷飕飕不说，光是漫滩焦黄焦黄的野草也没有半点春的样子。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显然不能再回去了，回到公路上也找不到鸽子山，不如就地逛一圈，权当是野游了。我和梅统一了认识，开始散步，没走多远我就在草丛里找到一块青石手斧，用料比水洞沟的石器细腻，做工也讲究得多，已经有了斧头的形状。这个发现让我和梅振作起来，不再瞎逛，各自低头细细在脚下搜寻，忽地又听见我家神队友子申的声音：“快看呐，北面那是不是一座山？”
是山吗？距离太远看着像是半截墙。宁宁决定开车和子申过去探察探察，我早看出这两个家伙对我们所干的闲事没半点兴趣，他们跳上车，一溜烟向北冲去，留下我和梅带着宁宁上小学的小朋友继续在草滩上寻宝。这个下午除了那件手斧，石器方面一无所获，不过手斧的出现坚定了一个心念，有狼崽的地方离狼窝会远吗？鸽子山就在这一带。
二十五年过去了，那个春天的下午在我的心里留下的始终是晚秋的记忆，趟着半人高的枯草，迎着呼呼的北风，天阴沉着，小朋友紧跟在我身后，把我丢弃掉的石头重新捡起来，等到我们离“半截墙”还有一里地时，我手中只有一块石斧，梅手里有几块石片，只有小朋友收获最丰，满满抱了一怀的石头。我说扔了吧，她舍不得，挑来挑去，宝贝似的选了两块用小帽子兜着带回城市。兴趣从娃娃抓起，小朋友后来长成亭亭玉立水仙般的靓女，仍旧喜欢和我们一同去边墙一线的明代古城堡，一头钻进去，在瓦砾堆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寻宝，收工时握着几块青花磁残片，请我过目。
宁宁和子申从“半截墙”上下来了，对我们宣布探察结果：“半截墙”就是山，不过上面的岩石大部分都风化了。
“肯定是山？”我们问。
“肯定是山！”队友回答。
山的问题解决了，那它是不是鸽子山呢？子申这时及时补充：“山上有许多洞，有鸽子进来出去。”
这话怎么听了这么让人舒畅？山有了，鸽子有了，加在一起，不就是鸽子山吗。
神秘的鸽子山就这样被我们的队友找到了，考察探险，选对了队友，就选对了结果。
我问子申：“山上看见石器没有？”
子申说：“光顾得看你们了。”
“看我们，我们有啥看头？”
宁宁接过话茬：“可有看头了，远远看着野地里的三个小黑点在草丛里窜来窜去，活像三条野狗。”
还有一件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宁宁、子申站在鸽子山上向东张望，居然有了这一带的地理发现，就在山下不远处有一条土路通往外面的沿山公路。这证明梅提供的线索是准确的，是我们在公路上错过了这条小路，把车开进了荒滩。
那天我和梅没能爬上鸽子山，宁宁要赶回城里接人，小舅子的媳妇在医院生下大胖儿子，今天该出院了，这会儿他正犒劳产科医生护士吃方便面呢。宁宁一面给我们念这段BB机上的留言，一面加快速度进城。呵呵，那时候的医护们真好打发。
说来“半截墙”似乎与我缘分不足，在1997年往后的时间里，我和梅又去过几次，鸽子山离市区比水洞沟要远，每一趟过去都需要照顾司机的情况，尽管都是朋友，时间上也是够吃紧的，不可能待在野地陪我们尽兴，所以那座山始终没有上去过。
没有登上鸽子山？那么找到石器了没有？
找到了，当然找到了。
众多石器出现在鸽子山下偏南的另一个土包包上，和鸽子山“半截墙”外型不同，这个土包包全然是个圆形的，像什么呢？像一只倒扣在地上的碗，因为高度不够，这只碗在第一次去鸽子山的那天被我们遗漏了。它是被我和梅二进鸽子山看见的，为什么说是看见的而不是发现的，因为第二次我的同学夫子开车，在正确的路段沿着正确的方向拐下小路，正确地把车停在这只碗面前，更加正确的是，我们下车，随便朝这只碗上扫了一眼，二话不说，便扑了上去，满地的，满眼的，全是石器和制作石器留下的残片。它们舒展安逸地躺在地面上，享受着午后明亮的阳光。
我一时有些看不懂，怎么会是这样？这不符合我在水洞沟找石器的经验，在水洞沟那里，你需要在一个又一个有很多碎石子儿的干涸了的水洼地里仔细辨别挑选石器，锤炼眼神，考验耐力，而在这里，地面上除了石器和制作石器时留下的残片，几乎再看不到其他类型的石头。这只倒扣的碗不算大，一圈下来也是就上百步的距离，我和梅分头干活。
寻找石器不能两人同行，更不能一个跟在一个后面 ，跟在身后你什么也拣不着，并列同行发现一块石器算谁的。
晾在一边的夫子观摩了一会儿来了主意：“你俩也真笨，为什么不直接将地面上的石头全部扫进背包里，连锅端了？”
多么智慧的想法，竟让我一时接不起话茬。
夫子和王大善人一样都是我的电大同学，俩人性格反差极大，如果说王大善人是个动物，夫子便是个静物，之乎者也，斯斯文文。不过这丝毫也不妨碍被我一次次拉去当差，算下来夫子公车私用陪我去水洞沟的次数最多。到了地方他总是先把车仔仔细细擦拭一遍，然后选一段边墙坐下歇着，永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待我和梅的考古行为。
夫子很厉害，常用终极之问令我张口结舌，他对我的田野考古抱有极大的不信任，认为如果滩里的石头真像我说得那样珍贵，那样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是几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工具，那为什么别人不来拣，单单给我留着，莫非几万年前那些做工具的人是我的亲戚，我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从1920年法国考古学家、地质家桑志华在甘肃省华池县的黄土中发现一块完整的石核，成为中国最早出土的石器以来，一百年里，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成百上千很难精确统计，考古专家们有关石器研究的论文报告车载斗量，他们中有谁发出过夫子这样的疑问，咨询一下桑前辈？
我真想抱头鼠窜，夫子的智慧无人能敌！
虽说拣石器不过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可是一旦涉及到考古就得遵守这一行的规矩，考古就得有个考古的样子，哪像夫子说得那么简单，一背包装走，那不是考古，那是捡破烂。
鸽子山的石器从外观看，有自己的特点，大多数是片状的，你知道它是石器，可是拿在手里半天看不懂是什么类型的工具。这就好比你遇见了一群人，你知道他们是人，但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姓，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这一天，我和梅只挑选了诸如石核石叶这类水洞沟常见的石器带走，眼生的让它们留在原地继续晒太阳，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带它们回家。
第三次来鸽子山，我们继续围绕“碗”寻找石器，梅有了新发现，“碗”的东侧竟然有一条细细的活水在地表下流动，不留意的话，以为不过是地面上出现的一道湿痕。梅在湿痕处居然找到了一块红玛瑙质地的拇指盖刮削器，器形与我们在水洞沟捡到的大致相同，令我垂涎三尺。
红玛瑙这种原料在宁夏境内没有产地，源头在贺兰山西边的内蒙古阿左旗靠近外蒙一带的大戈壁，那个地方地下埋藏着玛瑙矿不说，地面上的各色玛瑙也是以千姿百态的面貌随处可见，被玩家命名为阿拉善奇石，名噪一时。除此之外，阿左旗戈壁滩上的石器也自成一体，首先质地讲究，几乎全部是玛瑙和玉髓打制而成，硬度都在六度以上，这些被先祖们使用又不知什么原因丢弃在地表上的石器，经过数万年戈壁风沙的打磨，自然抛光，每一块拿在手里都有绸缎的细腻和玉器的温润，属于石器中的贵族；其次器形繁多，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最原始的砍砸器、石球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类用途不同的小工具，单说叶片（一种从石头上通过间接击打削离出来的条状石片，形状与山西刀削面极为相似，一面平整另一面有两条棱线。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叶片的功能都是用于切割或者二次加工成尖状器，相当于钻头），水洞沟和鸽子山的叶片与阿左旗的叶片相比较，个头实在是学前班的，长度超不过3公分，阿左旗的长度可达6公分，一寸长一寸强，这种叶片配上柄和鞘就是一把好刀。
红玛瑙石器我们在水洞沟也捡到过，多为短小叶片和很小的刮削器。在我这个民科考古人的眼里，三个地点都有质地相同的石器，是不是可以证明早在四万年前，贺兰山两边都住有原始部落，他们之间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交换（当然不排除战争掠夺），这个交换一直从四万年前的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持续到一万两千年到四千之间的鸽子山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制作手段的不同来划分的，从单面打制进步到双面打制；由单一工具进步到复合工具；从打制工艺进步到磨制工艺。水洞沟石器和鸽子山石器都符合年代定位，只有阿左旗大戈壁上的石器面目不清，那儿既有很原始的砍砸器，又有做工很讲究的刮削器，既有旧石器时代的特征，又有新石器时代的因素。谁来为其年代准确定位，当然不是我，而是专家。
眼下的问题是，内蒙古的考古重心一直侧重在中东部地区的红山文化上，西部的戈壁滩好像没听说有考古发掘的消息，这就很难搞清水洞沟、鸽子山、左旗戈壁滩三者在史前文明中的排序关系，谁在前谁在后，谁是谁的先人，谁是谁的晚辈。在收藏界，一直以来都把内蒙古地表上的叶片、石核和石箭簇归入到红山文化中，总让我有一种张冠李戴的感觉。
戈壁滩那里的石器多到什么程度？用奇石收藏家陈西先生的话说：“一场雨后，地面上一片闪光，都是石器。”戈壁滩上石器分布范围之广之大，远远不是水洞沟和鸽子山能比的。如果这三个地方都以圆圈表示，阿左旗是大圈，水洞沟和鸽子山则是大圈中的两个小圆圈。我想它们之间的年代关系也大抵如此。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鸽子山吧。这天剩下的时间，我和梅围着湿痕上下寻找，这里没有大个头石器，细小的石叶、石核藏在湿痕处，需要费一番眼神，顺着湿痕往上走，一个泉眼出现了，当时我好惊奇，这泉水是从哪里来的，周围荒山野岭看不出有水源。后来的后来的后来，才知道，鸽子山是处在贺兰山东边的一个小盆地里，这一带的泉眼至少有五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泉墩”，更烧脑的是这些泉墩地表上的覆盖物也一样，布满石器——这些都是很久以后才披露的信息，而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去的时候，鸽子山还是寂寂无名的荒野，我们也只知道“倒扣碗”这一处泉墩。
那么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了它呢？这就和1990年修建宝中铁路扯上了关系，按照惯例铁路修建之前沿线需要进行文物调查，宁夏考古研究所的王同志开展该项调查时路过鸽子山，在这里，他那双受过专业训练的眼睛看到了一片不一样的草滩，用他的话说“草地间遍布石器”，这个不寻常的发现引起他的注意，之后便是一个人的田野考古，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岀场了……不过我去的那段时间，正是鸽子山考古探查的初始阶段，包括业界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它还需要再忍耐二十年的寂寞和努力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之后，才能在中国考古界大红大紫。
恕我不敬在文章中将中国史前考古知名专家王惠民先生称呼为“王同志”，这也是有道理的，大凡专业人士谁不是在同志阶段搞出名堂后才变成知名专家的。
我和梅在鸽子山进行的田野考古，从地理位置上说只属于鸽子山遗址内很小的一片区域，我甚至除了那只碗，其它地方都未涉足，梅的腿比我长，在我傻傻地围着碗沿转圈子的时候，她向西南岀发，失联了好大一会儿，回来告诉我，那里有个湖。我马上和碧波荡漾联系起来，求梅领我去看个风景，梅已经懒得动了，用话打发我说：“哪里有什么风景，像是一个小池塘。”总之，那一年里，我错过了许多，十三个石器点，只发现了一个，近在身边的鸽子山没上去过，小池塘一般的湖也没现场目睹，回忆起来，很是不忿。
又是一个午后，我们再次来到鸽子山，到了碗跟前觉得气氛不大对劲，往日寂静无声的荒野变得喧闹起来，朝西边的喧闹处看，原来那里在搞军演，地上的坦克过来过去，间或有飞机出现，隐约还能听见炮声下的嘶喊声……一切都证明，战场离这儿很近。
我看着梅，心想：这不是真的吧？会不会是梅几年前在西夏王陵夜晚的那场战争梦的续集？我激动起来，挥着双臂向那边的战士们致意！
梅倒是淡定，很有把握地对我说，这一带本来就是某某部队的演习场所，今天赶巧让我们撞见了。
乖乖，连这么冷门的事情她都清楚，还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呢？
就这样，在喧闹中我们继续进行田野考古，看着地上曾经拾起又放下，放下又拾起过数次的石片，再次将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琢磨，忽然间，看懂啦！这是一把没有木柄的石镰呀！仿佛有一个虫洞，我从这头钻到那头，抵达史前文明的最后一站，于是地上的每一块石器我都看懂了它的意思，有刀、有镰、有锤、有簇、有断了头的钻，还有凹形刮削器……这下我丰收了，把它们一网打尽，喜滋滋地脱掉鞋光着脚丫和梅并排坐在坡上，一面观战，一面摆弄石器，顺带羡慕一下梅拣到的宝贝。
一阵轰鸣由远而近传出，紧接着就看见两架直升机朝这边飞来，然后在我们眼前绕圈子，飞得那么低，那么慢，像是在监视我们。难道真是冲我俩来的吗？当然不是，对于一场联合军演来说，我们的存在就像蚂蚁对大象。不过这么近距离的面对直升飞机我还是头一次，心里很有一种扔块石子打中它的冲动，想到会是什么结果，还是算了。我打不中它是肯定的，它若打我，中靶是肯定的。
这一天，在飞机的陪伴中，我俩同时想到一个人：斯坦因。我们好像真的成了斯坦因，成了文物盗贼，心满意足地守着一堆石器，仿佛这个世界上除此再没其它可以追求的了。这一天也是两个斯坦因最后一次去鸽子山，在往后的很长一段岁月中，我和梅先后去了北京打拼生活，远离了家乡，远离了鸽子山，待我们重又想起它来时，鸽子山却像一滴水珠落入水中，不见了。
发生改变的是道路，沿山公路拓宽后，去鸽子山的那条小路消失了，十年前宁宁开车带我和子申去找鸽子山，在公路上寻寻觅觅，走走停停，我和子申两双眼睛睁得像雷达就是搜不到那条小路。
当年不是还有一根大烟囱当路标吗？对不起，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遍野的葡萄架和一座座酒庄。
有一次，宁宁打听到去鸽子山的路，念叨着：“过了闽宁村，下高速，经过第一座立交桥下的第三根桥柱往右拐。”
结果，小路倒是有一条，几脚油门便直接开到贺兰山坡上去了。梅同样也找不到鸽子山，她的判断是那一带很可能划成某某禁区给封起来了，和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次军演相联系，这个判断可信度很高。
就这样，我们和鸽子山断了联系。前些日子，梅知道我要写这段往事，微信特别提醒：“别忘了一群直8直9在大荒滩上我们头顶盘旋的精彩风景。”
怎么能忘呢，我就是把自己的脚指头忘了，也忘不了那天的鸽子山。
2017年，鸽子山在沉寂千万年之后，从历史中醒来踏上红地毯，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年鸽子山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重要性在于：这里所探明的遗址具有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三个文化层位，揭示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序列。一句话：鸽子山遗址起着拼图作用，它将那些孤立的史前文化用不同的生产工具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体。
2021年初，宁宁再次带着我和子申去找鸽子山，这回他信心满满，稳操胜券，鸽子山已经在手机上定好了位，车只管开就是。结果，车停在了鸽子山西边五百米外。
宁宁很无辜，说：“这不能怨我，定位就是这里。”
子申说：“这比走闽宁村立交桥那回可近多了，正好我们可以重上鸽子山。”
我也正想探查一下山上有没有石器，一路低头寻找，直到山顶什么惊喜也没有。近些年，鸽子山成了考古热门，这座山已经被考古队不知扫荡过多少遍，吃干喝净连块残片也没留下。我怀念起那只倒扣在地上的大碗，它才是我的考古福地。站在最高处朝山下曾经迷恋过的地方望去，所有熟悉的景物统统陌生起来，整块荒野被田地、树木、葡萄架、沟渠分割成碎片，零乱无序，那只大碗不见踪影，我心有不甘，快步走了两里地，总算看见了，它已经被铁网围了起来，怎么那么孤独。绕着铁网转了一圈，发现贴近地面处有个口子，我二话不说做了一回狗，钻进去直扑泉眼，哪里找得到啊，看见的只是一个大坑和坑口四处丢弃的树枝、杂物，石器没有一块，石碑倒有一块，是鸽子山遗址的光荣榜。
真叫人发呆，这哪里是我悉熟的鸽子山，这就是与我阔别二十三年后的鸽子山？
从前的景物非必要不回头，回头只是满眼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