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今上郡
秦塞古长城
——[唐]李益《登长城》
7月上旬我和几个朋友在陕北榆林的靖边、定边两县沿长城徒步六天，这篇小文是一个粗略的记录。靖边、定边和早已并入定边的安边，陕北习称三边。这个三边不是明人常说的陕西三边，明代所谓陕西三边指延绥、宁夏和甘肃三镇，这三镇加上三边总制常驻的固原镇（陕西镇），即明人所谓“全陕四镇”，构成明代九边中的西四边，明人习称“三边四镇”。我们这次走的三边，为明代靖边、定边和安边三营所辖大边边墙，加上我们所略过的吴起境内边墙（在明代亦属三边），仅仅是延绥镇所辖三路中的西路而已。这一段的大边长城合起来近250公里，今存墙体约180公里，我们六天时间只走了其中的110公里。
长城是历史上的一种长距离连续墙式障碍物，人类各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以同类型建筑，成为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强化区隔的鲜明符号，自然也都以“墙”为名。长城在明代的正式名称是边墙。明长城防御体系是很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并非同一个规划设计的产物。笼统地说，陕北的大边是一道连续的高墙，从府谷县黄河边的墙头向西直到花马池。陕北的二边是大边南侧的一道支持性防御线，主要依据山险“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本来就没有连续的墙体，只在个别平旷地段筑有土墙，整体上只能凭墩台辨认。故今人所说陕北明长城，一般就是指大边。明人称大边二边之间为“夹道”，主要的营堡都分布在夹道地带。营堡是边墙体系最前线的指挥与后勤基地，建在大边内侧不远处，沿边墙分布，大致上间隔20公里。这些略略偏离长城的营堡是明长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走长城者理应专程拜访的。
7月4日上午9点半，天蓝风清，艳阳高照，暑热如一张巨网自高空轰轰撒下，笼罩一切。车停在高墩沙北侧山脚下，下车，从车后取出背包，准备开始我们的三边长城徒步。这里位于靖边县海则滩乡王甘沟村，一条县道分出明长城遗址的横山段和靖边段。明长城从横山进入靖边，地理上就是从毛乌素沙漠进入白于山脉的黄土山区，不过高墩沙一带主要还是沙漠地貌。这是我们三边长城徒步的起点，这一天由此处出发，沿边墙向西南方向走，到傍晚7点40分走到庙湾，不算迷路多走的，以及中途坐车看遗址的几段，我们一共走了20多公里。
“我们”是三个人：张怀树老师、罗莹和我。他们都是陕北人，我四年前因长城而结交了这两个朋友。张老师是我的同龄人，在府谷县工作，刚刚退休；罗莹是榆林市司法局的青年干部。2020年春我在微博上认识了罗莹，对她好学勤思印象很深，跟她说了我要利用五一长假走陕北长城，从最东边的府谷开始。罗莹当时就表示要全力支持，立即在府谷寻找同道，找到对府谷长城十分熟悉的张怀树老师，以及当时还在乡镇工作的青年干部苏继平。那个五一，罗莹和张老师陪我走了六天，自墙头至镇羌堡，基本上走完了府谷县境内长城。他们两位，一个恂恂儒者，一个娇俏女郎，到了野外都箭步如飞，跨沟翻梁毫不含糊，我咬牙奋勇才勉强跟得上。府谷一别，我只见过罗莹。去年我到陕北参加美国人保罗·萨洛佩克（Paul Salopek）的“走出伊甸园”徒步（在中国境内这一段又称“永远的行走”），罗莹从榆林赶到延安，和我们一起走了一周。这样她和我作为保罗的徒步伙伴（walking partners），又多了一层关系。几个月前我和罗莹商量走三边长城，她和张怀树老师一说，张老师立马表示参加。这样，我们三人为延绥长城而再次相聚了。
我们停车的县道南北，横山与靖边各立一块长城保护标识碑，说明这里就是长城，只是墙体已难以辨认。我们请司机帮忙，在两面碑前合影，之后离开公路向南，向着高墩沙方向走。高墩沙海拔1500米，是周边很大区域内的最高峰，走很远都还看得见。山顶有一座墩台，近旁稍低的山上也有几座墩台。从地图上看，长城从北边迤逦而来，爬过高墩沙，沿山脊向南奔去。我们放弃了登顶高墩沙，沿着山腰的一条小路横切向南，去寻找高墩沙南的连续墙体。沙质山坡上遍布枞柳，多数只有半人高，不过也有长成大树的，都开着豆荚形紫红小花，鲜艳夺目。
在这条沙土小路上走没多久，遇到一群散在坡上的山羊，羊群后面的放羊人是个年轻女性，一直在看手机，我们走近才抬起头。我们问她一共多少羊，答说100来只。见我用手机拍照，她很快背过身去。张怀树老师跟我解释，政府封山禁牧已经多年，治沙护林地带尤其管得严，农民偷偷放羊是冒风险的，不愿被拍到。又说，陕北一个人放羊，羊群最适当的是百只左右。后来我们多次遇到放羊的，羊群的确都在这个规模。“这个放羊人是个女的，”他说，“我们府谷很少女的放羊。”
我们本以为找到边墙是容易的，因为看地图明代边墙在高墩沙以南的山脊上，即便墙体消失，高耸的墩台还是明显的。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今陕北毛乌素沙漠南缘大面积绿化，出露沙丘很少，山坡和沟谷长满了高草和灌木，人工种植的白杨也已成林。置身其中，视线受阻，能看到的不过身边十几米，哪里见得到边墙和墩台？于是离开土路，进入地面松软的灌木丛，朝着可能的边墙方向胡乱走。沙地忽高忽低，多刺灌木密集，走不了多远就会失去方向，而且特耗体力。走着走着，我跟他们两个走散了。赶紧爬上一个小沙丘，见东边坡地上一个黄土墩台不算太远，心想只有到墩台上才看得到他们在哪里。于是不顾沟壑荆棘在前，直接横插过去，20分钟后终于爬上那个墩台。连续快速地攀爬之下，心跳如鼓，喘息不定。在墩台上往山谷看，绿波荡漾，竟不见一个人影。大声呼喊，声音在高敞处甫一离口便寂然而逝，仿佛被身边空气吸走了一般。
没想到刚刚出发就走散了。周围忽然没了声音。墩旁的白杨树使劲摇曳，却听不见风声。耳旁想起的只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好像是身体发出的警告。我自前年底感染新冠，去年夏天和今年春节又反复感染，中间甲流乙流轮番折腾，体力锐减。前年和保罗在四川的酷热中还走得轻松愉悦，如今在家门口跑个三五公里都气喘吁吁。信心不足时，过去亲切如故乡的山野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每想到重新上路都畏首畏尾，内心深处龙蛇交战。这次和罗莹商定时间不久，我出差感冒，又是好几周虚弱无力，一度担心自己回不到长城上了。现在，才走了这么一小会儿就有了沉重的疲惫感，不由得沮丧。我擦擦汗，喝一口水，心想，先歇一会，不会找不到他们的。
我脚下这座墩台原有包砖，现在只剩北侧一小面墙体的包砖还在，墩台周围的土坡沙地随处可见散落的碎砖。出发前临时抱佛脚，翻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对报告中长城建筑物的术语使用不是很清楚，比如马面与墩台的区分，到边墙现场就会感觉不那么清晰。似乎报告区别马面与墩台的标准是，主体在边墙之外的视为马面，主体在边墙之内的视为墩台。当然，墩台少而马面多，从建筑意义上讲马面是边墙的一部分，墩台则独立于边墙。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些墩台是紧附在边墙上的，风化侵蚀之后便与马面在形态上非常接近。如果以是否包砖为标准，有些墙内墩台本来就是不包砖的，而有些突出于边墙之外的马面又是包砖的。也许一个容易辨识的墩台标志是它的附属建筑，特别是院墙，按照明初确定的标准，墩台的院墙要高到从外面看不见里面，院内有士兵的住房，有囤积物资的仓库，有猫房和狗房，多数挖有水井。张怀树老师说，府谷老百姓习称这种墩院为圉子，好多地名都跟圉子有关。如今这种墩院虽多已坍落，毕竟有痕迹可考。《报告》把墩台又分为烽火台和敌台两类，感觉意义不是很大。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始筑边墙时，墩台分为大墩、小墩两类，没有强调两者功能上的区别。
我向西看了半天也没见到罗莹和张老师两人，无意中往南边一看，竟看到他们在隔着两个墩台（或马面）的那个墩台（或马面）上。原来他们已经在南边大约1公里之外走到边墙上了。我顺着大半埋在沙里的边墙朝他们走过去，经过第一座墩台时，绕着它转了一圈，看到它朝西（也就是朝外）的一面包砖保存完好。很显然边墙建在山脊上，西面是深谷，东面较为平缓。长年积沙可能有利于保护边墙的下半部分，但走在沙上就不那么轻松了，每一步都深陷几寸，很快有细沙钻进鞋里。这样走了快20分钟才走到他们休息的几棵白杨树下，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
我们坐在树荫里喝水，感觉肚子有点空，早饭到现在已经五个小时了。阳光强烈，大地烤得仿佛在冒烟。想起不知在哪里看到的，肯尼亚马赛族群有个传说，太阳和月亮结婚，小两口吵吵闹闹，有一天动起手来，互有伤损，但太阳（雄性）非常要面子，怕人看见自己脸上的伤痕，于是加倍地炽热明亮，让人无法逼视。月亮就满不在乎，不怕人看见自己鼻子耳朵上的伤残血痕。这个故事似乎是利用男女在虚荣意识上的性别差来解释自然现象。不过张怀树老师说，他记得小时候听人称太阳为“阳婆”，称月亮为“月儿爷爷”。如此看来，不是所有文化都一定会把太阳归入阳性，而把月亮归为阴性。
沿着边墙向南，再走半小时，已经可以看到杨桥畔镇，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可是细细长长的龙眼水库拦在面前，只能向西绕行上桥过水库。边墙在水库北岸残留的部分墙体似乎表明这里原有一座墩台，可能因拦河蓄水而遭到破坏。如果水库原本是一条河沟，边墙应该在这里有一个大空缺，两岸会有防卫设施，只是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绕行到水库南岸，水中好几群大鱼，密密匝匝地朝我们游过来，可能是把我们当成了投食的养鱼人。南岸近水处比较陡，沙土又滑，我忽然犯了恐高，走得战战兢兢。张老师注意到了，停下来看着我。走在岸上玉米地的罗莹也看到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么好走的路，我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叫一个狼狈。
水库南岸的边墙基本上都在村落和农田间，在村落里还会被村民用作院墙或建筑基础，因而得以部分保存，在农田里的边墙反倒被推平变成耕地了。大概就是因此，杨桥畔镇宽阔谷地的边墙多已消失。我们向南顺着偶尔出露于村民院落的边墙墙体，一直走到杨桥畔镇。沿途村民屋院常见杏树上缀满金黄诱人的熟杏，只可惜伸手够不着。有家院门上钉着一个小牌子，写着“法律明白人”，不知啥意思。罗莹解释说，现在政府鼓励乡村培养法制积极分子（通常是村干部），在基层普法，并协助调解民间法律纠纷。
中午1点，我们走进杨桥畔镇。罗莹老早就说想吃酿皮，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家卖荞面凉粉的。凉粉也好呀。女主人看起来五十来岁，笑笑地说，天热，吃凉粉好。在烈日下走了快4个小时，又渴又饿，一大碗温润柔和的荞面凉粉真是美好的奖赏。女主人说，加上红辣油才好吃。我们各添了一大勺辣油，再加点醋，银白色半透明的凉粉立刻显得热烈豪迈起来。女主人说，这个荞面凉粉是她自己制作的。怎么做呢？我跟她请教。容易，她说。根据她的解说，荞麦面粉加水拌匀，下到开水里搅成糊糊，冷却后切条拌上调料，就是眼前我们碗里这么美味的凉粉了。听她说再轻松不过，我却知道自己不会尝试，只要有机会吃到就万分满足了，特别是顶着如此酷烈的夏日，在沙地和灌木间走了这么久之后。
餐后张怀树老师建议去看阳周故城，于是我们放下长城，先坐车去看5公里之外的阳周城遗址。阳周是秦汉上郡的一个县，具体方位本已渺不可知，2016年杨桥畔镇瓦渣梁村村民耕地时发现古城遗址，因遗址出土陶器“阳周塞司马”和瓦当“阳周宫”，专家认为就是阳周城。我们来到农田中的遗址，见到一面特大宣传牌，周围都是玉米地和松树苗圃。宣传牌上说，遗址由古城与两处墓地组成，考古工作者发现了5万余枚新莽钱币，还有两座新莽时期的壁画墓。如果这里确实是秦汉阳周城，那么蒙恬和扶苏一定到过这里，秦直道也是以这里为枢纽。西汉继续在此经营，直至新莽，为时最久，文化堆积当然远远厚于秦代，所以现在发现的都是西汉与新莽遗物。
虽然并无多少东西可看，我们决定在遗址停车场的白杨树下休息一会儿，避开烈日和高温下的这一两个小时。风很大，停车场西侧已经成林还未卖出的苗圃松涛阵阵，另一侧的几株白杨树积极应和，与四周高低错落的鸟声组成美妙的协奏曲。对习惯了城市喧闹嘈杂的我来说，这种自然世界的音乐美透着奇特的静寂，晕染出一种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安宁。蓝天明净，白云缓缓流动。我坐在砖地上写笔记的时候，张怀树老师去附近农田转悠，带回三个陶片，其中就有宣传牌上所说遗址多见的汉代“回形曲纹砖”残片。过一会儿他在地上架设相机，给蓝天白云拍了一段延时视频，播放的效果是白云快速流淌，作为背景一角的大宣传牌却岿然不动，看起来相当壮美。
下午两点三刻，我们返回镇上，在街边瓜果摊吃了一个西瓜，心满意足，开始下午的行走。不过一开始就遇到问题，边墙在杨桥畔镇所在的平川地带已基本消失，我们需要走到南边的山地才会重新看见它，问路时得到的指示都非常简略，往南边走，过了高速公路，到砖路上就看得见长城了。事实上找到他们所说的砖路很不容易，我们前后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见到升入河谷南侧台地，位于营盘、边墙壕到黄草坬之间的那一段长城，一条红砖铺就的公路紧傍边墙北侧向南直直伸展，边墙与砖路之间的沙地挺立着新种的松树。走到砖路要穿过一个村子，绕过拐角的农家时见到主人爬在院内杏树上摘杏。罗莹问他杏好吃不，他说“甜呢”，扔了几个给罗莹，又扔一把给我和张老师，果然是又大又甜，而且没虫子。
下午我们一直沿着边墙南行，这一段边墙虽有明显侵蚀破损，却连绵不绝地出露于地表之上，某些地段甚至高达三四米。走不到半小时，见到路边的“渠树梁汉代墓群”标示碑，墓群分布于边墙两侧，和老坟梁汉代墓群一样，都是汉代阳周城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两边不止有古墓，还有大量现代坟墓，不少坟墓直接建在墙上，有些显然是近年的新坟。边墙的墙基部分都埋在沙里，墙体多呈驼峰形，墙上除了生有野草灌木，还有榆树和杨柳。陕北有一种常见的毛头柳，尽管树干粗大，树身却不高，树冠也很小，因为每年的新枝才长到小臂粗就被砍去使用，犹如剃头理发，所以又有一个惊悚的名字“砍头柳”。
边墙上所生灌木和乔木的根系深深扎进墙体，纵然夯土层远比自然堆积的黄土坚硬结实，这些活力惊人的根系仍能造成墙体涨裂，便于雨水进入，大大加速侵蚀。当然更严重的破坏来自人，取土、修路、种地和盖房（挖窑洞）等行为，会在很短时间内让边墙消失或面目全非。按照保护法令（这些法令常以宣传标语的形式出现在长城两边），墙体两侧50米都算保护范围，是所谓“建设控制地带”，不能住人，也不能兴建工程。不过，只要沿边墙走上几个小时，你会看到严格执行这类规定的地段是非常有限的。
下午所走的十几公里地形平坦，沙漠地貌明显，我们走得轻松且快速。5点半以后，太阳西斜，空气凉了下来，偶有清风吹过，甚感愉悦。远远近近的农田里高高耸立着巨大的风能发电机，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带风比较大？在草地上稍停休息时，张怀树老师拿出无人机，从空中拍我们身边的边墙，解释说傍晚光线好，夕阳把墙体两侧染成不同的色彩，适合从空中俯瞰拍摄。
四年前在府谷，我听张怀树老师说过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遍访府谷所有村庄，留下记录。听起来有点震撼。中国任何一个县，有没有到过这个县所有村庄（自然村）的人呢？但是张老师有了这个心愿。他说：“好多村子正在消失，今后人们可能不知道它们存在过。”这次在榆林一见面我就问他进行得如何了，他说已经完成，1295个自然村，没有漏掉一个，四年时间一一走到，书稿已经写好。“有些村子完全没人住了，”他说，“连房屋也在倒塌消亡中，过不了多久，这些村子会完全消失在灌木丛里，你都找不到它们了。”
所有村庄的命运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可又有多少人会留心予以记录呢？张老师1980年代初从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府谷从事教育，先在中学教书，后担任招生办负责人，无论是气质还是言行都十足的知识分子风，令人一见倾心。我跟他在府谷走长城的那一周，不仅学到许多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也喜欢听他议论大事小情。其实他是很安静话很少的那种人，但每言必中，无不深得我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我这个年纪，这种愉悦已不再是可以经常获得的了。
罗莹是我们这次长城徒步的指挥官，我们喊她“罗队长”。按照罗队长原先的计划，我们今天要走到五台村，后来调整到甘沟，眼看还有十几公里远，最后调整为庙湾。快到庙湾时，边墙被一道又深又宽的冲沟切断，要绕好远才能重新回到南侧的边墙旁边。绕行冲沟边缘，可以观察黄土地貌深切冲沟的发生过程，有些冲沟显然是多年前形成的，沟底和边缘已经长出粗大的榆、杨、柳等乔木，有些冲沟却只生有浅草，连灌木都没有，说明是这一两年才形成的。在黄土高原上行走，走着走着，哪怕走的是前人常走的旧道，会猛然遇到一条前不久才冒出来的冲沟，完全阻断你的去路。一夜骤雨就可以在大地上划出一条山谷般的深沟。我因恐高，不敢太靠近冲沟边缘。从边墙东侧钻到南侧时，突然发现自己就在冲沟边上，下临百十米深的悬崖，立感惊惶。恰在这时，沟里一群小鸟轰隆隆冲天而起，吓得我差点坐到地上。
晚7点半，张老师因拍照落在后面，我和罗莹离开边墙，往西走大约1公里，前往庙湾。一条深沟拦在眼前，我们绕行一会儿，找到下沟的小路，旁边正好一棵杏树，摘了一大把黄杏，边吃边下到沟底，再慢慢爬上对面的台地。这时我们各人所带的水都已喝完，可说是又累又渴又饿，几颗甜杏反倒诱发了我们的饥渴感。台地上有一两户人家，两只小狗冲我们凶狠狂吠，可是脖子上有绳子栓着，倒也不会真的扑到面前。我感觉，如今许多农家所养的并不是过去那种土柴狗，而主要是体型不大的宠物狗（因此我曾说过，传统土狗正在或已经被宠物狗取代），可是这些在城市单元楼里温顺可爱的小宠物狗，一旦生长在偏僻山村的农家院子里，就会承担起看家护院的神圣职责，面对生人时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它们这个种族古老的排外本能。只不过，看着小身材的宠物狗如此凶悍狂暴，总觉得有点搞笑。
庙湾村东边有一座显然是近年落成的大庙，和村民的屋舍比起来，堪称宏伟壮丽，只不过并没有僧人在内，一排移动式伸缩金属护栏堵在门外。这类没有专职僧尼的寺庙在西北乡下很常见，走不了多久就能遇到一个，孤零零地傲立于黄土山丘上，鲜艳气派，却一副无人问津的清冷。庙前水泥牌坊正额上刻着“普救寺”三个大字，正门对联是“八热正居普救寺，三门十五号游增”。八热和游增都是指地狱，三门指佛寺（空门、无相门与无作门），这些概念和意象组合在一起，我是不大明白的，不知村民如何理解。在手机上查找普救寺，出现的却是千里之外山西永济那个因《西厢记》而享誉四海的名刹。庙湾这座普救寺虽新，根据村名，可知很早以前本来就有一座寺庙。我坐在门前水泥台子上，感觉两腿僵硬沉重，就问罗莹：“累不累？”“不累呀，”她说，“就是有点饿。”年轻真好呀。
张老师一到，罗莹联系司机，请他到庙湾接我们。来榆林前我和罗莹商量，本指望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了解情况后就不抱希望了。如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旅行者一踩油门就可以从任何地方赶到县城乃至更大的城市，一般小乡镇再难支撑提供住宿的旅馆，村庄更是全无可能。陕北的普通村民家不宜留宿外人，这一点我并不陌生。过去几年陪保罗在多个省份行走，常常遇到这种窘况，地广人稀的大西北自然更严重。在榆林时我们就知道此行只能主要住县城（只有一晚住在曾经是县城的安边镇），于是一早一晚的接送就离不开汽车了。
庙湾普救寺距靖边县城20公里，走路要差不多大半天，坐车只要半小时。路上天就黑下来了，城市明亮的灯光喧闹热烈，仿佛我们一天都在虚幻世界，现在才回到现实。汽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一家地方特色餐馆“老婆剁荞面”。风干羊肉剁荞面是靖边特色餐食，这家刘有珍开创的乔沟湾老婆剁荞面更是列入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罗莹说她每次到靖边都来这一家。张老师告诉我，这个老婆的“婆”要读成儿化轻声，意思是老婆婆，不发儿化轻声的老婆才是指妻子。他还让我到厨房看，原来厨师切面用的是一口小铡刀，两端各有一个刀柄，她双手各执一柄，提起小铡刀，身体前倾，把砧板上和好摊开的面剁成细丝。怪不得叫剁荞面，真是剁出来的，刀虽沉重，每一刀剁下去都均匀清澈，跟标准化制作一样。还没吃到嘴里，光看看就十分享受。
过一会儿剁荞面端上来，一人一大碗，配上沙韭花调制的作料（当地称之为“匝门儿”）。哎呀，真是好吃呀，面好汤也好，大家吃得兴高采烈。我不由感叹：“哪怕只为吃这碗剁荞面，走一天也是值得的。”
（本节以“榆塞西来草似烟”为题，取自明人徐祯卿《榆塞叹》诗；下节以“秦月汉关人不见”为题，取自清人黄元骥《登靖边城》诗。两诗俱见《康熙延绥镇志》之《艺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