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搬回东京的第一周，我在一家咖喱店接受面试，第二周开始上班，直到今年三月底，一共七年。这家店好不容易熬过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萧条，近两年的生意还算兴旺，不料店主到今年三月宣布关闭。其原因是店主得了新冠肺炎后身体出现后遗症，尤其是嗅觉失灵一直没能恢复过来，影响到他的味觉审美。四月他把店给彻底关了，我们几十个员工就像崩了群的马，四处求职找新的岗位。
有一位同事就职于“学童（gakudō）”，是“学童保育”的缩称，指小学生放学后的看护服务，有公立组织也有民间的。这位同事的主业是演员，她说跟小朋友一起玩，这本身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表现力。另一位同事开始在酒吧上班，在新宿歌舞伎町一丁目的黄金街。她也有一份正职的工作，是在百货公司的办事处，对她来说端盘洗碗或倒酒这些事，究其根本差别不大，都是“出来透透气”。还有一位原来在厨房里做咖喱的年轻女子，后来又在另外一家咖喱店找到岗位。她在新的职场迅速崭露头角，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升为店长。
她说店子里面总是人手不够。若我要继续在餐饮业做临时工，她的店肯定是个首选，有认识的人在，还能吃咖喱，可以省一笔伙食费。但我觉得，自己从大学时代到现在做过太多餐饮相关的临时工，该换一下环境和行业，尝试新的视角也无碍。于是，今年四月某一个早晨，我一醒来就打开手机搜索招聘信息，我的条件是“离家近”、“一天两三个小时”、“一周一两次”以及“不累”。除去餐饮相关的，大致符合条件我又中意的岗位有三个：
（1）在新宿一栋办公楼的保洁工，早上两个小时，一周三次，时薪1600日元（约合人民币80元）。可惜上班地点稍微远些，得坐两站电车方可到达，最后放弃。
（2）公立小学的“用务员”，中午到下午四个小时，帮忙学校里的各种杂事，包括清扫。一周两三次起，时薪1300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已经约了面试时间，而仔细想想上班时间有点长，于是打回电话取消面试。
（3）一家小公司专属的保洁工，一周两次，每次一个多小时，时薪1600日元。工作地点离家近，走路即可到。
网上报名后不久有一通来电，对方是一家保洁劳务派遣公司的面试官，姓K的一位老爷爷。面试那天我们在车站出口见面，他的年龄与我的父亲相仿，在七八十岁，身高在一米六不到一点，穿着干净利落的工作服。K桑的语速很稳定，不慢不快的，说话风格露出这一代人比较典型的一面，看淡世事沧桑，骨子里还有股潇洒。我猜，那是因为他们在败战后的混沌中度过少年时代，年壮气盛的时候遇上高度经济发展，虽然日本已经由盛转衰，但社会还有余力让他们过比较体面的晚年。时代允许他们成为那样的人，毕竟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这代中年人，在不久的将来估计不会像他们那样。
K桑带我去车站附近新盖的一栋商业楼，其中一个小办公室将是我负责打扫的地方，我们站在玻璃门前，他让我伸头看一眼里面的样子。他严肃地跟我道，现在又不是为了清扫，所以咱们进去不合适。他说地下还有个垃圾房，我说那想去看看，结果我们死活找不到往地下的电梯，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原来它就在那间办公室旁边。等电梯时，我说这栋楼看来花了不少钱呀，他说那肯定是，以后还会赚不少钱。虽然双方说话都用敬语，但总感觉就像跟父亲边走边聊，语气中有种松弛感。拉开水泥房的铁门，里面有三种分类区，干垃圾、纸类回收和瓶罐回收。办公楼出的基本都是干垃圾，里面没有任何异味，这点让我松口气。
职场参观完毕，接下来是面试时间。K桑带我去附近一家连锁餐厅“萨莉亚”，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说自己不会用平板电脑菜单，并让我点两份畅饮。我们各自取热咖啡，回到座位上就开始面试，他先把名片递交过来，头衔是营业部长。我把履历表递给K桑，他就像接名片一样用双手去接，把它仔细读了两分钟，随后抬头道：“我看您的学历和经历，有点不太理解哈。所以冒昧想请问，您怎么会想到应征这份工作？”
他提的是我的专业跟这个岗位不太对口的问题。但我大学毕业后经历过的大部分工作，跟学历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大学专业这件事我很长时间没有跟别人谈起过。K桑突然冒出的这句话，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于是随口说出实话：因为这份工作的上班时间很短，不太影响自己其他安排，而且利用早上比较空闲的时间出来动动身体并顺便赚点钱，感觉挺好。
这个回答看来对应了K桑的逻辑。他说明白了您的意思，然后提醒我，这份工作包括厕所的清扫、擦马桶什么的，您介不介意。我说这都知道，不介意。他点头道，其实保洁工算是一份挺有人气的岗位，时间较短且工资相对高一些，在他的公司派遣的保洁工当中，连续做五年甚至十年的并不少见。他继续说道，您的情况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还是得把履历表给上司看一眼，下周再跟您联系。
餐厅出口有台自动结账机，K桑投了几个硬币，但他眼睛可能有点老花、手指也不太听使唤，总把一元硬币和百元硬币（都是白银色）搞错。一元硬币一直出现在找零口处，屏幕里总是显示出还少一百日元，让他摸不着头脑。后面开始排起队，我忍不住打开自己的钱包拿出百元硬币，并从他身旁投进去。K桑愣了一秒钟，错愕地看着我，我冲他笑一个。
没等几天K桑来电说上司也同意了，请您后天八点半到现场，无需带特别的东西，可能穿点运动服什么的比较合适。现场指的是前几天参观过的办公室，里面一共有二十多个小桌子，员工有十来多个，其中女性是绝对的少数派。我的工作流程并不复杂，先收垃圾，然后把地面弄干净，清洁洗手间，最后把垃圾带到地下即可。
办公室有四个大垃圾桶，分别收拾可燃物、塑料瓶、玻璃瓶和铝罐。按政府呼吁的规矩来看，塑料瓶得撕标签，瓶身和瓶盖也要分开，但在这里一大箱的塑料瓶，没有一个被进行过这些小处理的。在垃圾房里我看到别人放的塑料瓶，也家家如此。这经常让我感到无奈，在自己家里那么认真实行的垃圾分类，从整体来看简直是杯水车薪。但至少聊胜于无吧，保护地球从我做起。比较麻烦的是碎纸机，机器里面的碎纸倒出来特别重。我还很讨厌空纸箱，因为每个纸箱大小不一，折叠起来也很难收拾。在垃圾房里，别人都把一堆纸箱完美地插在一个稍微大点的纸箱里，但我没这个技术，只能用胶布硬逼打捆。其实蛮费胶布的，一点都不环保。
再来是每个桌子旁的塑料纸篓，也得都倒出来。这里的实况又辜负了日本在垃圾分类上的名气，也没那么像海外报道里说的彻底极致。可燃物、纸类和可回收的塑料类都扔一块，我也没功夫去分类，就一大把一大把地倒进垃圾袋里。最让我心疼的是透明塑料文件夹，好像是用过一次就被扔掉，我恨不得把这些捡起来自行回收再利用。
在这间办公室里，上班最早的是固定的两位。一个是戴眼镜的中年男性，每次见他都是一副好脾气，看到我主动说声早安。这很难得，因为我在办公室里只要见到别人都会说声早安，有的有回应、有的点头，也有没有任何反应的。他说话圆滑，颇像一个老掌柜的，比如有一天他小声跟我说，推车以后要不先拿到门外，然后再推出去好嘛。他指的是搬垃圾用的不锈钢板平板推车，平时放在办公室一角落。车身特别沉，所以我把它从办公室直接推到走廊，载“货”后又推着它走出大门。而他的意思是，以后在办公室和走廊里要用手抱着推车到大门外，然后载垃圾并搬到垃圾房。“昨天本社的人来过，他们看到走廊地上有个黑色的刮伤，然后就这么说的”，他深表歉意地跟我说。我比较确定本社的人不会管这种小事儿，也知道那些刮伤不是因为推车。但我又能理解，他这么说也是一种用心，说不定别的社员嫌我在办公室里推推车的声音。他把“本社”放在我和他之间，也应该是为了避免树立对立关系。我说好的呀没问题，老掌柜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返回座位前又加了一句：“本社的人啊，真啰嗦，抱歉哈”。
办公室的另一只早鸟是“社长”，大家都这么叫他，从他的办公桌位置也能猜出，肯定是个领导。他是一位身材精瘦的年轻男子，说话风格温柔甚至腼腆，我还没拿准他的性格。老掌柜进办公室的时间比谁都早，社长几乎与我同一个时段。他们俩单独（我算是个透明人）在办公室的短短五六七分钟，相当于我拖着大垃圾袋穿梭于办公桌间、一个一个地翻纸篓的时间段，他们的对话带有一点吐槽感：某某的业绩永远不达标；说起谁谁心太软，按现在的行情他那块地盘能赚多少钱才对；新来的某君上周酒席上的表现还行啊，适合做业务。等其他同事陆续上班，他们俩便出去抽个烟，老掌柜总是瘸着腿走，社长步调放缓，二人并肩走出公司玻璃门。回来时总是笑眯眯的，话题性质都变了，聊老掌柜的孩子、社长最近爱吃的零食。我总觉得，只要有这两人在，这间办公室不太会出大问题。
收完垃圾，用吸尘机清理地毯。机器共有两档吸力，K桑曾经嘱咐在办公室要调到“弱”，免得打扰办公室里的人。办公室外面有三间会议室，我把吸尘机调到“强”到处吸，有一次K桑用小声跟我说，差不多就行啦，会议室本来不怎么脏。他的这句话有点启发意义，事有轻重缓急，情况可以灵活变通。之后我学会了适当的偷懒。
洗手间的面积大概有十多平米，男女各一个隔间。马桶跟我父母家同款，自动冲水、座圈加热，还可以温水臀洗的智能型。因为该洗手间的用户范围有限，都是这间办公室的员工和偶尔来的客户，大家使用马桶比较用心，清洁起来并不费力。先用刷子刷一下，然后用一次性清扫专用湿纸巾把整个马桶擦干净，包括马桶座、盖子、桶身和侧面。换张湿巾，把货架和圆筒卫生纸架擦一遍，然后把马桶周围的地板也清洁一回。洗手盆用海绵和清洁剂进行清洗，换成干净的抹布擦镜子，再用拖把清洁地板。最后把圆筒卫生纸的末端折成三角形，意思是“打扫完毕”。
前面收来的垃圾，我先搁在办公室的走廊里，一个装碎纸的垃圾袋有六七公斤，每次有两袋。干垃圾也得有四五公斤，加上纸箱和各种瓶子，我用双手也拿不动。用推车一并带到地下垃圾间，这个时候电梯间会有一群老年人，清一色的紧身运动裤和透气排汗T恤，再配一双跑步鞋。楼上有一家新开的健身房，我猜他们都是那里的会员。我往地下，他们往上，从不会一起进电梯，但因为等电梯的时间比较长，偶尔会听见老太太们聊天。用苦瓜该怎么做常备菜，某家太太这几天感冒没能来泡澡（估计健身房设有澡堂），重点不在于聊什么，而在于有个伙伴说说话。
到地下垃圾房，先称每个垃圾。称重机会自动吐出标签贴纸，上面印有垃圾出处（即公司名称）和重量，在这栋楼扔垃圾是每月按重量收处理费的。把每个袋子按分类放置于指定的角落，再推着推车上电梯，回到办公室门口，把它抱着进办公室，放好。在洗手间里脱围裙，把橡胶手套的正反面洗干净，在一个储物角落里挂起来。敲开办公室，说声“作业完毕，回去了”，坐在门口附近的女性社员跟我点点头，若她不在，老掌柜会说声辛苦了。K桑跟我说过，“反正你得说一声，这样给别人印象比较好”。
四月份的头三次K桑陪我整个清扫过程。不知道新的垃圾袋在哪里、马桶某个角落没擦干净，或门口的小地毯忘了用吸尘机清扫，新人总有些不周到的地方。每件小事他很耐心地提醒我，超时也不着急，他说这二十分钟算半个小时给你付。第三次的下班前，K桑说以后就不陪你了，若有事情或要请假，随时跟我说，我来替你值班。我每次出远门提前一个月向他请假，他有求必应，且从不问我请假理由。
在保洁这一行，我有一位前辈。我住的出租房附近有一家荞麦面店，这里的老板娘多年前从中国南方来到日本，特别能干吃苦，至今坚持早上七点前出门去打工，也就当保洁工。后来老板娘得知我入行这件事，立即问我时薪多少、工作时间有多长，了解情况后断定道：“你赚得太少了，我这份工作时间比你长且干的活比你少，你真不会挑”。但我知道，老板娘这么说着，实际上是鼓励我的。
虽然荞麦面店老板娘这么批评我，但就如K桑所说，一小时1600日元这水平并不低。最近得知，在银座当兔女郎，她们的底薪也才2300日元。一个多小时的保洁工作，能换来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乐趣，如两个小花束、三四种水果或一张电影票，我知足。
最近发现，身边还有另一位前辈，是在我经常去的一家钱汤（公共浴场）。我跟那里的老板娘有一番常规对话，因为她知道我之前在咖喱店打工，所以每次她会问我今天有没有吃工作餐。那天她又问出这一句，我说以后都吃不到了，那家店关了。老板娘急了，那你咋办，我说已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刚好客人不多，看出老板娘闲得很，我把这份新工作的情况简单地讲给她听。
老板娘说那可好了，然后把脸稍微凑过来悄悄告诉我，现在在里面泡澡的、头发染成紫色的那位，也是做保洁工作的。“这份工作她干了好多年哦，公司对她特别好，专门给她准备一间小房间，里面电视空调开水机都有，上午工作一会她回房间休息休息，下午再干几个小时就可以下班，然后她过来洗个澡”。说完她续道，所以呀，人只要努力总是有人看着你认可你，人在做天在看嘛。
头发染成紫色的那位，是一个老太太，我见过好几次。她身材消瘦却精神格外矍铄，和另一位常客是好搭档，把对方称作“おデブちゃん（大胖妹）”。我虽然从没参与过她们俩的对话，但听着感觉在观赏一场素人相声，心情愉快得很。后来我在钱汤又碰到这位老太太，她说明年要八十了，工作有点做不动，该退休了。“大胖妹”回应说，可不是嘛，你该早点把钱花完，不然只能留给后代，多可惜。当时我听完就开始幻想，若能接她那份工作该多好，然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毕竟那是人家干了几十年才有了的待遇，我不配。
每周两次的上下班路线，相当于我的定点观察的一段路。这个路线中间有一个住宅区，刚好在我下班的时间点，我经常遇到一对男女，估计是母子关系。男的年龄有点看不出，也许是四十岁左右，或许快要五十，但三十出头也有可能。穿着随便甚至有点颓废，但他身材十分高挑，若不是每次都光着脚走路、头发没那么蓬松茂盛，你会以为那是某类穿搭风格。
每次他的出现，身边少不了那位老母，年纪应该有七八十，头发已经花白，身材略显矮小，她弯腰驼背走路得很慢。然而这两个人的步伐几乎同步，极慢但很稳固。有一次我在车站的另一边看到过他们俩，也是一样步调，儿子一样没穿鞋子，两个人不急不慢地过斑马线。他们的前方有个大医院，但很难看出到底哪一位要看病，或许医院根本不是他们的目的地。站前的街道行人多，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俩，反正他们也根本不在乎别人，儿子抬头看前方，老母看眼前的地面，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我甚至感觉，那是一种经过多年的劳碌，终于磨练出来的他们的活法。
上月我请了两次假去旅行，回来后第一天的上班路上，发现在路旁建的一栋木造公寓被拆了。以前看到过一次那个赤脚的男人从这栋楼走出来，所以我估计这就是那对母子的居住地。现在它被拆得只剩一片废墟，还有一台没开动的拖拉机，座位上有个年轻人在刷手机，应该是上班时间还没到。从他的肤色和脸廓来看，应该是外籍工人。他的背后留下一点公寓的内墙，白色墙壁和黑色的横木，和我居住的四叠半房间一样风格。我感到的一丝凉意，并不仅仅是因为那对母子的消失。
因有点赶时间，我并没有停下脚步，照样在八点半以前到达办公室。租客的权益应该有所法律保障，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们没去处，说不定新居的环境比原来的好些。在保洁工作间隙，我偶尔抬头看对面的车站。这栋商业楼紧挨车站，且办公室所在的第二层楼和月台刚好是同样的高度，在门口用吸尘器清扫，或推着车进出时，我习惯性地瞄上对面月台上的人。那里有那么多人、离得这么近，却鲜有人抬头往这边看。他们都在低头刷手机。
不久，我决定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先打电话给K桑商量。“哎呀，那很遗憾。你的情况我明白，但真的很遗憾”，从声音和音调还是能听出他的几分真心实意。到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对这份工作还是有了点感情。接着跟他商量离职时间，我说这事不急，看什么时候能找到接替者，提前或者推迟都可以。
打完电话我想，还不到十个月，自己怎么这么早就会离开一份工作。有个日语谚语“石头上也得坐三年”，大意是：功到自然成，做事情要有耐心，不能轻言放弃。但确实，向K桑提出离职意向时，我感到一种浮出水面呼吸的感觉。我潜水太久了。在上班的路上，当我看见那对母子曾经居住的、现在变成一块空地的地方时，才发觉这也应该是自己的离职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情当作离职理由太奇怪，所以就说“最近事情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