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某一天，大约下午五点左右，手机显示户外温度为34度，走过延平路的小咖啡馆门口，突发奇想决定点一杯冰美式，然后在咖啡馆门口坐一会，彻底放空一小时。
我从来没在咖啡馆门口一个人坐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海的咖啡店门口坐着的人（不只是年轻人），仿佛陆家嘴的三件套或者金光闪闪的静安寺一样，变成了一种符号，他们坐在那里，一杯拿铁或者一根很细很细的香烟，偶尔还有一条狗，总之一切都是随意为之又精心策划，没有做过PPT但是条理清楚酷劲十足。
我坐下来之后才发现，在这里坐一个小时是一件很折磨的事，首先椅子很低，我的腰一坐下来就抗议：草泥马找死啊。然后，我实在是不酷，对整个氛围是一种损害，我穿着一身好几年前买的优衣库，长得……我的书上市的时候拍的宣传照，美女同事们都说有一种厨王争霸的即视感。
唯一让我觉得有一丁点酷劲的是我的高仿麦克阿瑟太阳镜，我在镜片后热切地关注着每一个路人，街坊、游客、144小时免签进来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和以前南京西路上班的外国人不是同一拨，现在的是哪一拨，我说不上来。
上海很热，有生以来最热，特朗普要是再质疑全球变暖，肯定要再挨一梭子。而且上海的热跟北京广州的热并不完全同此凉热。北京的酷热，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像要把你丫皮剥下来，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但是实话实说，帝都早晚的体感还行；广州的热，主要就是不管你爱不爱出汗，反正浑身都是湿的，谁也别想赖；上海的热，有毒，热到你头晕眼花，大地是热的，水是热的，空气是热的，对面和你讲话的人，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个剪影，模糊不清的词汇像潮水一般起起伏伏。
老张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马路上，正在快走，估计是奔着一万步去的，老张六十七八，已经退休了好多年，十多年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旁边的体育场走路，偶尔搭两句讪。老张走路时的辨识度很高，因为他只有一件运动衣，是一件蓝色的切尔西俱乐部的球衣，上面用英文写着：德罗巴。
“哈啰，册那这不是老张嘛？”
“喔呦，小邱啊，长远不见了啊！”
长远不见，不长不远，2020年1月1日至今，四年零八个月。
“还教人打乒乓挣私房钱呢？”
“册那，老早关门了。现在的小孩谁还打乒乓球，人家要打网球、冰球、高尔夫。”
老张没怎么变，身姿仍然挺拔，趾高气扬，唯一费解的是，这么热的天，一身的汗，老张的脸上，扣着一枚巨大的口罩。
“这么热的天，戴口罩干嘛？小心气接不上来。”
“侬勿懂的。”
“啥懂不懂的？侬不是还教人运动吗，这点儿常识都没有，这么热的天，心率一百多了吧？还他妈戴一口罩，寻死呢？”
老张像做贼一样，摸了摸口罩，犹豫了两秒，仍然没有拿下来。
“我得了那个之后，很容易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两周，吃不消，现在体育场我也不去了，人太多，传来传去的，不安全。”
“这个我不大懂，但是这么热的天戴一大口罩，瞎搞。”
“那就再会了，好好保重。”
老张走了之后，我忽然又觉得坐在这咖啡店门口还挺有意思的，座位很低，看出去每个人都高大挺拔，姿态各异，像是巡行在河流里，河面宽阔，无边无际。
2022年去波士顿前，友人在上海的最高点请了一顿饭，算是告别。吃饭之前，专门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看了看暮色中的上海，也许是多情自古伤离别，那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上海也是有边界的：它不是整个宇宙，那些璀璨的灯火，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慢慢湮没在黑暗之中，只有黑暗，才是无远弗届的。
夏天的傍晚，总会有几个老头，在咖啡馆旁边的熟食店买卤菜，等待的过程中，他们要聊天，要抽烟，总之就是赖着不走，店里的小妹喊：
“爷叔，好了。”
“帮我再弄点酱油。”
然后又开始，退休金、儿子、孙子、A股、脑梗……
我想，家里的老太婆肯定已经快急出脑梗了。
他们有一天聊到，美股崩了，美国垮了，马上大萧条，跟1929年一样。我心里琢磨，要是跟1929年一样，那我在纽约好好努力一下，搞不好就能干成菲茨杰拉德了。他们又谈到，鲍威尔这个x样子勿肯降息，跟我们打金融战，阿拉跟伊死死屏牢，最后他还得降，资金流向A股，牛市开启。
我不懂财经，也不玩股票，但是对他们这一套理论体系将信将疑。忍不住把麦克阿瑟太阳镜拿下来瞅了他们一眼，抖了一下烟灰，几个老头竟然作熟悉状过来讨烟抽。
我发了三根烟忍不住问：“这个美国降息资金就流到大A听上去也太绝对了。”
爷叔说：“阿弟，侬不懂，这个大A是价格洼地晓得伐？便宜啊，进来能搞到大钱的。”
我说：“还是没啥说服力。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王祖贤没有嫁给齐秦，真是太让人遗憾了，但是，更遗憾的是，王祖贤也没嫁给我啊。”
老头子们激动起来，烟灰差点抖在我身上：“嘿册那，这是啥意思？”
我说：“理论上说，王祖贤可能嫁给任何一个不是齐秦的男人，可是她确实没有嫁给我，因为，我的基本面不行。”
小妹一直在里面喊，酱油也好了。爷叔们走的时候，嘴里骂骂咧咧，说：“阿弟啊，侬册那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延平路在新闸路和昌平路当中这一段，目测有60来家餐饮店，傍晚开始，热闹非凡，不过和我四个月前离开的时候比，似乎有百分之十的店家都换了店招，但请注意，不是荒芜着，而是重新装修，重新营业。
坐在咖啡馆门口，看着河流中拼命向前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有救生设备，在一望无际的水面，唯有奋力搏击。
太太在女儿的暑假里自己去报了一个西式点心的培训班，在浦东上课，法国主厨亲授，一共5天，学费要七千多，我说这学啥呢要这么贵？她去了一天告诉我，一共6个学生，其他5位都是学完直接去开店的，有安徽的、大理的、四川的、江苏的，所以理论上学费就是开店的第一笔投入。
太太说：“没啥不好，学一点技能吧，将来饿不死。”
我说：“对，也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这么热的天，真心不容易。”
太太说，还有更不容易的呢。于是，她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上课的过程中，大约是下午，培训的地方突然要求她们6个学员要负责把整个厨房清扫干净，然后才开始后面一个环节，但是你知道，这个厨房的清理是个不折不扣的重体力活儿，一些工具她几乎拿不动，干完活腰都直不起来。而且，报名的时候完全没有提过有这个工作，只是说上课学习。
我听完后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要不要去维护她们的权益。
太太说：“再说吧，明天看看她们几个有什么反应，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大约也是后厨的潜规则吧。”
第二天，仍然是打扫，另外5个女学员也没什么反应。
第三天，她回来说，一切照旧，累瘫，今天她和安徽的大姐一组，大姐看出来她的体力不行，主动干掉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活，感动得她差点掉泪。
第四天、第五天，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太太学了一门手艺，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能。但是，也吃了不少苦，受了委屈，而且，并没有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她说：“有委屈，也认识了相互帮助的人，大家都友好地告别，祝福对方，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吧，无论多累多苦，我们都多么想要更好的生活啊。”
这个夏天，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书上市的第一天，我在傍晚的时候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我的老领导。差不多是十年前，他因为严重的认知疾病住进了医院，这一躺，就是十年。
这十年，他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不能行动、不能表达，我站在他的床头，心里翻来覆去就想说一句话：
“您知道，这十年，我们经历了什么吗？”
我无法表达，因为害怕没有回应，害怕无穷无尽的沉默。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人群的惊叫声、车辆的喇叭声、被暴雨惊吓过的知了又高唱起来。
护工阿姨送我到门口，只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他没有阳过。”
回去的车上，想起很多年前我们探讨过一点点读书的事儿，他说，“还是有一些必读书的，比如……”他把手上的书翻过来，“这个，《日瓦戈医生》，应该读一读。”
我在手机里找到这个书，尾声部分有一首日瓦戈的诗作《哈姆雷特》，我大声地读出开篇的几句，仿佛沉睡中的他也能听见：
“喧腾一落，我出了台。
倚门而待，
我倾听遥远的回声：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网约车司机大声地回答我：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