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
第30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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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教育中的评价体系。
前几天，我青少年演讲营的一位高中女学生通过微信联系到我，说她学校举办了一场演讲比赛，题目是“吾辈青春，赴盛世华章”，每个班只能有一名选手参赛。
为了争取到这个名额，她与另一名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了场演讲PK，竞争对手纯粹是在背诵议论文，而她则采用了我讲训练营中教她的演讲基本方法，以一件小事引入分享自己的经历，以真情实感打底，最后再价值输出，所以高下立判，最终全班的投票使她脱颖而出。
这一结果固然令人欣喜，然而她告诉我说，自己的老师事后建议她，如果要继续参加全校的比赛，得按照竞争对手的演讲风格写稿才行。这让她倍感为难，于是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对她说：“时至今日，你需要明白一个真相，那就是我过去教你们的演讲其实并不符合‘国情’，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很多中小学的老师）仍然认为在台上声情并茂讲道理才是真正的演讲，这个评价体系根深蒂固，很难消除，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但却已经是落后的了。
我认为只有再过至少20年，也就是至少一代人的努力，这个评价体系才可能变成我教给你们的。所以，如果这个比赛能让你获益良多，那就暂时选择‘低头’，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下进行比赛，但如果收益不大，就坚持做自己吧，因为比赛的评委证明不了，但终究你的同学心里已经给出评价了。”
在给她回留言的过程中，我内心其实是忧伤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年真的多次出现了。
比如进医院给员工做演讲培训，费了半天劲给选手修了稿子调了风格，结果领导全部推翻了，说原来的文稿一个字都不要动，专注于培养他们的发音、手势、情感和眼神训练就好。因为过去那么多年，他们就是靠“红旗下的朗诵”取胜的。于是我只好退出，换了个电台主持人来指导他们。
比如进社区办亲子演讲沙龙，我们团队把自己小学员的演讲视频发给社区负责人后，对方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孩子们演讲这样“松弛”，难道没有训练手势和情绪的板块吗？于是我们团队只好撤销进社区办活动的想法，因为“理念不合”。
（或许这才是他们喜欢的演讲风格）
而类似开篇这样的事件，则更是数不胜数，我教出来的孩子后来在班上演讲获得了无数的掌声和荣誉，可一到了校级比赛的舞台上，总是打不过模仿大人讲道理、搞朗诵和喊口号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当下评价体系依旧是几十年前的，并没有与时俱进，这种落后在当下的教育上尤为突出，即便是大学的演讲课程也是如此，我见过很多大学老师在教年轻人做演讲时，依然在使用老版本的教材，采用朗诵式的演讲风格，且奉为圭臬。
而我在过去也看了很多论文和演讲方面的书籍，发现我们中国依然在演讲上死盯着发音、精气神和华丽的辞藻，但国外却几乎很少盯住这些，而是要讲内容讲清楚、明白，让人“好吸收，好消化”。
如果有机会大家翻看一下最近美国大选时期的演讲，且稍微懂一点英语，就会发现他们在公众演讲时用的单词，几乎都是平民老百姓都能听懂的最基本的单词，即便我们只有英语四级的水平，看他们的演讲稿也并不困难。因为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信息是否有效传递是极高的标准，辞藻的丰富性是非常靠后的。
（是不是这些单词你基本都认识？）
中国在演讲上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官方场合的演讲却与之完全相反，我们从上到下似乎讲话必须要有文化，有谈吐，会用华丽的成语和复杂的术语，甚至有人还以让观众听不懂为傲，于是上行下效，连如今的小学生们都在学着大人讲道理，说官话。
（感受一下我们标杆型的演讲稿）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评价体系不同，那么就不必比较，坚持自己的文化标准就好，正如中国的电影也不必去竞争奥斯卡。然而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已经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了，而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差异，未来的中国年轻人走出国门后，会在说话这件事上频繁挨打的。
然而修改这个评价体系并消除这种差异，何其困难！因为需要在长期的思想文化上动刀子，但它根深蒂固，短时间内并不能轻易瓦解，而且历史上任何文化上的评价体系，都需要时间的参与，甚至还极度漫长。
比如因为儒家文化思想的长期存在，在古代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被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认为商人普遍“重利轻义”，与全社会强调的道德观念不符。
可到了今天，还有多少人会鄙视从商的人呢？然而这一评价体系自春秋时期诞生，直至上世纪才逐渐退出舞台，几乎横跨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转变的基础还是封建王朝的覆灭。
再比如唐朝初期，对女性的主流审美还属于正常体型，并不偏爱胖姑娘，在阎立本的《步辇图》中，侍女们的体型并不胖，甚至可以说是苗条。
然而到了唐朝中晚期，审美趋势则变为丰腴肥美，杨贵妃甚至成了代言人。虽然这种评价体系的转变发生在同一朝代，但也花费了接近200年的时间。
上世纪后的短短50年间，也曾发生过评价体系上的大改变。在建国初期，谁穷谁就有社会地位，女性当时嫁给穷男人还很光荣，但后来市场经济体制出来后，谁富谁才有社会地位，现在还有多少女性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呢？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但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评价体系但凡要转变，就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就拿现如今演讲的评价体系来说，如果当前的教育风格不改变的话，可能二十年都不够，除非我们与世界接轨，能以中文在世界舞台上发言且大受好评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带来标杆性的影响力。
虽然民间自发形成的价值风潮可以从下至上地影响全国，但因为文化与政治一贯有高关联性，如果想要快速做改革，官方才是最大的推手。
在思想文化的评价体系上动刀，是需要动力的，而动力的来源一贯有两个：美女与饿狼。前者指改变后会带来的好处，后者指不改变会带来的麻烦。而纵观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我们也会发现，几乎后者才能成为上峰改革最强的动力来源。因为当现实情况与评价体系严重不匹配，不但让社会进步停滞，甚至已经带来倒退的时候，上峰就必须调转船头，甚至有时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比如在过去很多年，我们在教育上都有一个普遍的评价体系：考上大学光荣，考上技校丢脸；在办公室码字光荣，戴安全帽干活窝囊。这与2000年来中国对文人、官本位的迷恋密不可分。
可是如今看来，这种风潮已经对人才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再不调整到德国模式，让蓝领和灰领拥有最高的评价与收入水平，我们的教育体系下诞生的“废物”可能会更多。
再比如目前让国家最头疼的生育率全面下降的问题，也是靠政府主动扭转评价体系来解决的。
想当年，“只生一个好”和“少生孩子多种树”就是政府带头建立的评价体系，违背的家庭甚至还会被施加严厉的惩罚。
（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标语）
然而社会学家早已发现，当初这一评价体系的最大弊病就是标准过分统一。它在村镇范围展开宣传可以，但类似广东、深圳那样的大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该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了。结果事到如今，享受了人口红利却眼看快没有人口红利，政府开始迅速掉头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还要给奖励。
（你什么感受？）
兜兜转转绕回演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甚至是政府高干和文化名人）的演讲风格在世界范围内出了负面评价，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根据学者调查，中国人演讲最在意的东西是“面子”，但如果演讲完后丢了脸面，这种疼痛感引发的觉醒，以及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则有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样的契机只能等，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测多久会发生，但随着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作为一名演讲培训师的我相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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