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
第27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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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话题。
但凡是经常坐高铁的朋友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高铁马上来之前的两分钟，以及高铁到站后的两分钟，是车厢外烟味最重的时候，因为高铁严格规定不能在行驶过程中吸烟，所以烟民们只能抓住这两个时刻吞云吐雾。然而这却苦了那些不抽烟，甚至对烟味儿很反感的人，所以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要是把烟彻底禁掉就好了。”
虽然我也不喜欢烟味儿，但很清楚那个“把烟彻底禁掉”的梦想还是太遥远了，它充其量只能是个美梦，可如果真的要强行推广起来，烟民当然是不好受的，但政府也会不好受，最终还会让那些不抽烟的人跟着倒霉。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项政策会让整个国家在财政上出现很大的缺口！
根据调查，2023年我国烟民人数已经超3.5亿人，卷烟销量占了世界卷烟总销量的35%，每年约有26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其中包括22万吸烟者和40万二手烟受害者。
看上去这是一组相当恐怖的数字，但切换成经济角度再看，或许就变成了好事，因为2019年时，我国烟草行业上税就高达11770亿元，达到当年财政总收入的6.2%，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军费总开支为11899亿美元，两者几乎相当。所以假如突然全民戒烟，那么这比巨大的税收金额，又要从哪里找回来呢？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此时不光没富裕钱可用了，甚至还要从别处掏更多钱来处理这项政策带来的后续麻烦。一个烟民抽一辈子烟，纳一辈子高额的烟草税，但他们发病更多，寿命更短，所以相比不抽烟的人能少拿八到十年的养老保险，这会大大减轻医保养老等基金的负担！
（花钱多，还寿命短的烟民朋友们）
可如果全民戒烟了，那多出来的近乎30%的医疗资源由谁来买单呢？如果没办法买单，是不是就得开始挪用非烟民的医疗资源？除此之外，禁烟也只是禁止烟草生产和买卖而已，但不能消灭烟民的肉身和他们的需求，因此黑市层面的非法制烟与贩烟的群体将增多，届时增加的警力资源，又要由谁来买单呢？
所以从道德层面来讲，全民禁烟确实是应该的，但从国家层面来讲，这就是个在经济上完全不合算的政策！那当然就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支持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某些善良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可能就不再“善良”了，因为前者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对自己有好处就行，对他人的利益不会太在意，但后者则是集体的利益，此时“合算”才是硬指标。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这种强行推广“善良”政策而倒了大霉的例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禁酒令。
第一次世界爆发后，美国禁酒主义持续爆发，这其中有三大主要力量，第一是因为美国国内粮食短缺，大量平民希望国家将主要粮食用在维持民生上，而非用在看上去更为奢侈的造酒上；第二是因酒精而受害的女性群体，她们是嗜酒者的妻子、母亲亦或是女儿，所以迫切希望国家出台政策杜绝一切酒类的生产与销售；第三则是追求“清廉”生活的清教徒们，在反对奢华纵欲、主张勤俭节忍的清教传统之下，他们认为酒是万恶之源。
在各方呼吁下，1917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第十八条修正案”，该政策规定，所有酒类的生产、运输、进出口和销售都是受限或非法的；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也属违法；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美国甚至还为此专门设立了禁酒执法机构——禁酒局，负责监督禁酒政策的执行情况。
（女性群体是推动禁酒令的助力之一）
看上去，这是一次由美国人民率先完成的人类文明大进步，一个国家从此再无酒鬼，整个国家喜气洋洋，更值得全球其他国家立刻效仿！然而，这项政策很快带来了各种负面效应。
首先，它违背了部分民众的欲望和市场的需求，因此酒类饮品瞬间奇货可居，变成了奢侈品，许多人为了喝一口酒，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在1920至1932年间，美国就有75万人因违反禁酒令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被大大激化。
（我们要酒！）
除此之外，它还加剧了社会的整体风险。许多医生会把威士忌当做药品开给“病人”，既满足了“病人”的需求又让自己获取了额外的收入。为了赚取暴利，假酒、走私酒开始在黑市中横行霸道，付出高价却换取劣质酒的地下经济骗局更是屡见不鲜，但政府在质量监管方面早已撤出力量。因此相比禁酒令颁布之前，因为酒精而中毒、失明、残废和死亡的人反而急剧增加，黑社会力量也因此变得强大起来，最有名的芝加哥黑帮老大艾尔·卡彭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的，据说他每日贩酒所得利润就高达5000美元。
政府原本希望靠禁酒令减少社会的犯罪现象，但犯罪率却出人意料地不降反升，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
（艾尔·卡彭）
而到了1930年附近，美国又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如何活跃经济，让大家吃饱饭成了政府唯一思考的事情，所以再也没有人会关心喝酒是否道德了，相反地，人们发现原来酒精生意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于是在人性的基本诉求、犯罪成本的重压以及经济复苏需求的三方合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正式宣布废除了禁酒令，而这也是美国建国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废除某项宪法修正案，可见其负面效果的不可承受性。
（禁酒令撤销当天的报纸）
许多学者已经从各方面对美国禁酒令事件做了详尽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很多从善恶的角度出发制定的法律法规，往往都有着事与愿违的后果。“天下”层面的大善，是井然的社会秩序，是减少的社会总成本，而很多道德上没错的事情，是无法硬性、讯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推广的。日本如今仍然火热的色情产业亦是如此，总是有人站在道德角度反对，但彻底根除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安全问题，又该怎么办？
把这一历史结论放在全国禁烟的想法上，便知道它是多么的不可行，所以顺其自然地，它似乎也成了烟草生产商如今与政府周旋时最好用的挡箭牌。虽然这一现实听上去令人伤心，但当我们从个人需求切换到政策制定者的角度，问题的处理要更为理性，我们要做的绝不是快速地去恶从善，而是要在道德与经济上寻找一个平衡。
前段时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白日之下》，改编自发生在香港的诸多真实事件。拥有崇高道德观的女记者暗访残疾院舍，发现了许多不堪入目的真相——这里充斥着污垢、歧视、体罚、虐待甚至性侵，把老人拉到院子里用冷水浇身洗澡都是习以为常之事。
新闻曝光后，这些院舍在全社会的声讨中和政府的强制下被迫关闭，然而女记者却遭到了殴打与辱骂——原来因院舍关闭，许多残障人士和老人无处可去，只能回到自己的家，这极大地增加了家属的负担，她破坏了他们看上去很糟糕但却十分经济的养老养残的最佳选择。这也是道德在社会层面硬性推广所导致的后果。
（民众的批评声让女记者陷入自我怀疑）
横刀立马，怒目申斥，高声疾呼，坚决强硬，有时并不是真正的善，相反，承认现状，正面丑态，慢慢更换内部零件而不是直接更换全新的系统，这种徐图缓进的做法才是最大的善！
以禁烟为例，被很多人认为形同虚设的“公共场所禁烟”其实就是个很智慧的方法，在未成人中持续开展禁烟教育也是很明智的做法，假使我国的吸烟人口每年下降百分之二，五十年中国能彻底无烟化，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而有耐心能读到这里的家长朋友们，倘若再具备举一反三的思维，就知道当前有些东西也是难以通过法律禁止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网游！
坦率而言，网游这东西确实害人不浅。仅在我的青少年演讲训练营里，那些沉迷劣质网游而无法自拔甚至荒废学业的孩子就有不少，我也听到了大量家长的呼声，希望国家出手整治网络游戏，个别家长甚至恨不得让政府出台政策将游戏彻底取缔，让其在这个国度中完全消失，“还孩子一个健康无害的世界”。
但国家会因为大量孩子遭受网游负面影响，就迅速出手彻底铲除网游吗？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经济上不合算！
《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指出，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3029.64亿元，同比增长13.95%，首次突破3000亿元关口，全国用户规模达到了6.68亿人，而纳税金额达到了760亿！760亿什么概念？要知道在2023年，中国石油的纳税额为693亿元，茅台的纳税额为300亿元，760亿可以造三艘航空母舰！
所以换位思考一下，站在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你愿意因为那些父母的呼声，就砍掉这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并且迎接几百万从业人员下岗再就业的压力么？
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的人，哪怕自己孩子正在被网游毒害，哪怕自己的亲人正沉溺于烟酒无法自拔，恐怕也不要等待什么颠覆性的政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停止呼吁，放弃抵抗，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停止了呼吁和抵抗，那么这会让从业者更加有恃无恐，反而会带来新的矛盾。
道德的事，终究需要靠自己维持，而不要寄希望于国家机器。
你怕孩子吸烟喝酒，就得自己做足表率性的教育；你怕孩子沉迷色情，就得自己主动普及；你怕孩子玩游戏上瘾，就得自己学着沟通和交流；你嫌孩子刷乱七八糟的短视频，就得自己想办法做引导……啥事都等国家出手相助，那黄花菜都凉了，同时还凸显了自己的无能。
参考资料：
秦宁：《美国禁酒令对我国控烟立法的启示》，《企业导报》，2013年第22期，第113-114页。
王胜：《美国禁酒令入宪法与废止的历史》，《法治与社会》，2017年2月（下），第25-34页。
胡建淼：《从美国禁酒令的退让谈起》，《人民法治》，2019年10月，第112页。
晓乙：《美国宪法史上的奇葩——禁酒令》，《公民与法（综合版）》，2020年2月，第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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