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严真瘦。我从不敢挨着他坐，总觉得可能会被他的骨头硌到。有一次看见他，我无端想起一句古诗，骎骎逼人出瘦骨。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那时候刚在复旦读研，功课并不算紧张，只痴迷戏曲，除了校内的京剧社和昆曲社，还去校外一些票房玩。我和老严就是在一个唱京戏的票房认识的，因为他身体轻，走路悄无声息，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走的。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老严当天是否来过。票房叫“青年会京剧票房”，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了，可是里面的会员都是老头老太。他们在这里唱了大半个世纪，我掐指一算，当年入会的时候，他们倒的的确确都是青年。拉京二胡的老王耳朵已经背了，但他拥有一种神奇的超能力，只要你报出唱段名字，他盯着你的嘴巴，拉出来仍旧大差不差。这里的人员很固定，只有疾病和死亡才能让他们减员。每一次永久减员，他们都会叹息一阵，讲讲这个人的生平，而后接着唱，有时候唱着唱着，他们还会说，哎，这两句某某就唱得好，调门足得很。尽管这时候，某某早已在龙华殡仪馆的炉子里化成了青烟。
2004年，我第一次在这里唱戏，那时不过二十岁出头，大概是这里唯一真正的青年。已经老了的青年看见我，就有种“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欣喜若狂。他们总是说，让小姑娘多唱一点。要知道，这是一种伟大的慷慨，因为在票房里，最暴风骤雨的争吵多半都是因为有人唱多了，有人唱少了——大家都缴几百块会费，唱多的人难免有“搨便宜”的嫌疑。这时候就显出老严的可贵，他按时交会费，却永远不唱。
一开始，我以为老严是不会唱。后来我们熟悉了，他送我一盒磁带，声音很轻，要把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听见，可能是在家里录的，只有京胡和鼓伴奏。但他很认真地自制了封面，上面写“严xx研习程派录音”。磁带里的段落基本都是传统戏，我记得有一段《桑园会》，有一两句，不仔细听会以为是程砚秋本人。我把感受告诉老严，老严马上讲，你耳朵大概有问题，但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咧嘴笑，面上红红的，像吃了老酒。
老严说自己研究过，唱程派最需要的是力气，他的问题就是气不够，而气不够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太瘦了。”老严的人生目标就是变成一个胖子，一个像程砚秋那样的胖子。他说，等他胖十斤，一定到票房里，唱一个下午，“让那帮人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程腔”。
程砚秋是吃胖的，所以老严也严格按照程砚秋那样吃。那时候《程砚秋日记》还没有出版，我们还无从得知，原来怹老人家是个爱吃烙饼饺子的北方主食爱好者。老严知道很多传闻中的“程砚秋食物”，并且依样画葫芦。比如，他吃完饭之后也吃一包花生米，吃冰糖肘子的时候，一整张皮都要归老严。可悲的是，无论怎么执行“增肥计划”，老严就是不胖，依旧弱柳扶风，远远看着，像一个旗杆，甚至没有他随身带着的那只装满食物的马夹袋醒目。
老严很焦虑。他对我说，有可能是吃的方法不对。比如说，可能应该在吃过冰糖肘子之后吃花生米。也可能是吃的时间不对，程先生上午都在睡觉，从下午才开始吃。老严也决定从下午开始疯狂进食：来票房的时候，老严随身一只马夹袋，里面少不了的总是几块奶油点心，白脱杏仁排，白脱小球，白脱小蛋糕——老严的最爱，就是白脱。
白脱，好像只有上海人才这样叫butter。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黄油。我专门查了民国时期的报刊，发现也不完全叫白脱，有时候叫“牛乳油”。1940年的上海小报《道德新报》，有个读者来信说自己常年茹素，在功德林吃到一客奶油菜心，去餐厅吃面包，侍者给了一碟“白脱油”，“不晓得白脱究竟算不算素的？”老严喜欢白脱，因为他母亲上的是中西女中（市三女中的前身），那时候教会学校有家政烹饪课，老严的母亲会做许多西餐，基本都用到白脱。其中有一种“西班牙烘蛋”，老严说，也是要用白脱来烧才好吃。我再去翻故纸堆，果然，1917年的《申报》这么介绍“西班牙烘蛋”：“此烘蛋制法，以鸡蛋四个打于碗内，将蛋白蛋黄搅匀，先以锅盛牛乳油向火间熔化，复加灰面两满勺，牛乳一杯，以小火煑之。煑时以物搅动，俟其起白皮时，再以盐少许、胡椒一撮、火腿丁小半杯同鸡蛋加入。又置锅于微火之上，烘之片时，即可食。味至美也”。
老严喜欢白脱，当然和程砚秋也有关系。1946年轰动上海滩的大事儿，就是程砚秋和梅兰芳“打擂台”。两大顶流，既有师徒名分又正面硬刚，两边的粉丝都铆足了劲，生怕自己偶像落了下风。程砚秋当时来上海，住在朱文熊的家里，朱的太太张嘉蕊有个著名的姐姐张幼仪，哥哥张嘉璈曾经做过民国中央银行的行长，都是十足十的“程党”。彼时还是小严的老严跟着母亲时常去朱家打牌，因为母亲和朱师母是闺蜜。
程砚秋的演出地点是位于四马路的天蟾舞台（今天的福州路逸夫舞台），剧场大，要满座难度也大，于是十来岁的小严也成了小观众。他记得那天程砚秋唱的是《三堂会审》，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的故事。小严穿得很体面，母亲好像还给他绑了一个褐色的领结。因为个头小，他看不真切，只记得一开始是武戏，一群人打来打去，上来一个老生，然后满堂叫好，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差点吓尿。后来才知道，当天看的是谭富英的《战太平》。到了《三堂会审》，一个庞然大物出场，这是他头一次见到“活的程砚秋”，现场有观众发笑，有个人还叫起来，“无锡大阿福”。不过，程先生一开口，群响毕绝，老严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像鹤鸣；很久之后，他看到一个词语觉得形容得恰如其分——“杳然九天”。
散了戏，大家去后台。那天仿佛是谁的生日，母亲特意订了一只白脱奶油蛋糕，程先生看见蛋糕非常高兴，当场叫人拆开盒子切蛋糕。老严看见，程先生一直在刮上面乳黄色的奶油吃。这件事给老严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相当的震撼，从此之后，他也喜欢吃白脱奶油蛋糕，喜欢刮蛋糕上的奶油。他特别和我讲，白脱是好东西，和麦淇淋（margarine的音译）不是一样的，“麦淇淋是人造奶油，吃起来舌头上面像打了蜡。”
这个故事老严给我讲过很多次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他有时候会说，当天看的不是《三堂会审》而是《锁麟囊》，但我查了1946年的演出戏单，发现谭富英的《战太平》后面确实贴的是《三堂会审》；有时候，他会说程先生吃了两块蛋糕，有时候又说成是三块。但不管细节有怎样的变化，这个故事的结尾总是不变的，老严会说：“多吃白脱蛋糕，就会变胖。”
我真不知道变胖有什么好的，我爱吃，可是我就不想胖。我对老严说，瘦子也可以唱好程派的，比如赵荣琛、王吟秋、新艳秋，他们都很瘦。老严沉默了一下说，所以他们都不够好。而后，老严又表扬了我，说我中气足，“再研究几年会唱得很好”。对于这样的夸奖我并不受用，因为我并不想要成为一个胖子。胖子找不到男朋友，我抱怨道。老严说，瞎说，胖姑娘有福气，以前大户人家，找媳妇都要找脸盘子大的，我妈就这么说的。
老严没有结婚，一辈子守着的女人只有母亲。老严的父亲抗战时去了重庆，有个“抗战夫人”，在那时候是常有的事；但是母亲知道后，就坚决要离婚。父亲的离婚协议里有一条，如果再婚，分得的财产就要还给男方，母亲当场大笑，我上一回当还不够，还要再上一次贼船？
母子两个的日子不算好过，也不算难过。老严说自己没怎么吃过苦，做了几天小学老师，1952年就被人举报是“敌特子女”，于是回家，从此不再工作。母亲说，不要紧，家里也不等你赚钱，没出息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他们没怎么挨饿，即便是食品供应紧张的岁月，母子两个人靠着海外亲戚不断邮寄食品到上海，通心粉，茄汁肉酱，猪油，炼乳，当然，少不了的还有白脱。
老严最欢喜母亲买洋山芋回来，敲碎一只鸡蛋，留蛋黄在碗里，叫他往里倒油。一点点倒，一边倒一边搅，有点吃力的，但是搅着搅着，就可以看到成果，这是自做“清色拉”。母亲的土豆沙拉里面放很多甜豌豆，还有一点用白脱煎过的培根碎，咸津津，味道霞气好。他不是一开始就欣赏这种吃法，曾经对母亲讲，培根整条拿出来做煎蛋，那样吃更加过瘾。母亲说，好东西要慢慢吃，好日子要慢慢过，这叫惜福。
他很快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好日子当然不可能是人生的全部，甚至可以说，人在过好日子的时候就要警惕，因为坏日子很快就要如影随形。没多久，革命小将上门抄检，母亲被坐了“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两个人被赶到一个房间里。母亲后来在一个雨夜凌晨喝了来沙尔消毒药水。那天的晚餐很丰盛，母亲又给他做了一次“西班牙烘蛋”。他不知道母亲在哪儿藏的白脱和火腿，但他记得，那天母亲对他说，慢点吃，一口吃不成胖子——那几乎是母亲留给他的遗言。
老严说，母亲说得太对了，别说一口不成胖子，他吃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口，也没能成一个胖子。是的，我对于老严印象深刻，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么一个人，他感到最遗憾的事情不是没有结婚，不是没有发财，不是没有升职，而是，没有成为一个胖子。
除此以外，老严对于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他喜欢一个人荡马路，这家熟食店买点酱鸭，那家小吃店吃客生煎，除了吃饭，他没什么开销。他也不是那么显老，脸上的皱纹不少，可是永远有一种略带迷茫的少年气，我怀疑是因为他没怎么上过班。我没敢问他的感情生活，他含糊讲过年轻时有个恋人，去了新疆，我连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有一次，老严送了我一张程砚秋的老唱片，我赶紧买了一份炸鸡全家桶孝敬他。老人家们好像都很喜欢肯德基之类的洋快餐，比如启功就爱吃圣代，赵萝蕤的生日会在麦当劳过。老严特别开心，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吃。我想看看他的家，所以没有推辞，就跟着他走。
他的家在愚园路，一座很漂亮的两层小洋房。文革的时候只给他留了一间，后来又落实政策还给了他，但是他再也不习惯去住别的房间，活动区域还是那一间房。一个房子这么大的人，其实只拥有一个房间，其他房间黑漆漆的，都堆满了东西，像是垃圾。我说，一个人住多少浪费啊，干嘛不租出去或者卖掉？老严说，怕我妈找不到回家的路。
家里面有一种阴森气氛，仿佛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一进门，老严一边换鞋一边讲，姆妈我回来了。我吓了一跳，抬眼看，房间里没有人，五斗橱上摆着一张漂亮女人照片，烫了波浪的卷发，眼睛明亮，不过没笑，一看就有傲骨。老严说，你不要怕，我妈人很好的。然后他又对着虚空说，姆妈，小李也是戏迷，唱得蛮好的，她送了炸鸡来，今天我们一道吃晚饭。我吓坏了，您经常和妈妈讲话？老严笑起来，是啊，我妈就在那边，她听得到。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床头柜边有一只小小的黑色盒子。“等我死的时候一起埋掉，省得费劲埋两次。”老严说，反正这辈子，我只有我妈，我妈也只有我。
“铛”的一声，钟响了，屋子里更添肃杀，我的后背汗毛凛凛。炸鸡也冷掉了，咬一口，皮黏在舌头上，难受。老严说，我拿到微波炉去热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立起来含糊其辞地说，严家伯伯，全家桶给你吃吧，好好吃，早点胖起来，我先走了。
那次落荒而逃之后，我再也没敢去老严家。
很快，我毕业了参加工作，也没有了唱戏的时间，很可惜，并没有像老严期望的那样越唱越好。我买到一本程砚秋纪念文集，内有一篇《挚友朱文熊谈程砚秋的艺和德（朱文熊口述、赵荣琛记录）》，朱文熊在回忆程砚秋时特别说：“他喜欢吃，喜食奶油等，所以他后来身体发胖，就是如此，因此身形长胖以致故去太早，这都与此有关，非常可惜！”我当时就想拿给老严看，这才发现，我居然连他的电话也没有保留。
2012年的某一天，已经去了北京的我听说了老严的死讯。在票房认识的一个阿姨给我打电话，说老严一个人在家里去世，问我要不要一起送花圈。我算了算老严的年纪，78岁，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好像也勉强算寿终正寝，但那位阿姨在电话里仍然一惊一乍地说，发现的时候，已经去世好几天了，桌上有一只硕大的白脱奶油蛋糕，上面画一个寿字。已经吃掉了好几块，“他嘴巴里还有奶油”。你说怪吧，那天也不是他的生日咯。我马上就想，老严也许是给他的母亲做冥寿，我隐约记得他讲过他母亲是秋天生的。
我们都沉默了片刻，我忽然想起老严毕生的吃胖大业，于是问，老严后来有没有变胖一点？没有呀！电话里的阿姨声调更高了，胖什么胖啦，他有糖尿病，吃多少都不可能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