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笔·亚帝逝世特别篇】19世纪德语学术界的钱币研究与德国古希腊经济史的兴起

文摘   2024-06-11 17:00   上海  




19世纪德语学术界的钱币研究与德国古希腊经济史的兴起:

以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的学术集团为中心




| 前 言:|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逝世日期,历来众说纷纭。新近整理翻译出版的楔形文字文献《巴比伦尼亚天文日志及其相关文书》(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将确切的死亡日期确认在6月11日,而综合所有有关大帝之死的记载,我们可以将此事固定在6月9日至6月13日之间。也就是说,公元前323年的6月 9日至13日的某一日间,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的少年在伙伴的簇拥中匆忙离世。这一年,大帝不过33岁。安提柯学社推送本文纪念亚历山大大帝,并向古希腊史的所有研究者致敬。



安提柯学社社长罗摩代表世界史爱好者社团安提柯学社向雅典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献花




| 引言 |


古代希腊存在大量的钱币流通,但交易的成功更多基于交易者的身份而非货币本身。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如此描述雅典人对交易中货币与货物以外要素的确保:“在这些地点,由法律监督员和市场管理员与市政官员共同确定适当的交易场所,并设置交易物品的界限。在这些指定的地点进行货币与物品(νόμισμά τε χρημάτων καὶ χρήματα νομίσματος)的交换,不能允许他人替代进行交易;如果有人让他人代为交易(προϊέμενον ἄλλον ἑτέρῳ τὴν ἀλλαγήν),并且信任对方,无论是否成功,他都必须接受这一结果,因为这种情况不再受到法律保护。”[1]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中介绍雅典将军以私人身份担保劣币价值,直接“指示”劣币继续流通的事例:“雅典的提摩太(Timotheus of Athens)在对奥林索斯(Olynthus)的战役中缺少银币,便发行铜币给他的士兵。士兵们抱怨时,他告诉他们所有商人都会接受铜币代替银币。他还指示商人们用收到的铜币购买待售的土地出产物和战利品;他将用银币兑换剩余的铜币。” [2]

这些事例显然是有悖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20世纪的英国经济史家芬利(M.I.Finley,1912-1986)在其著《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中提出轰动一时的“原始理论”:古代经济是依附于政治、社会关系的,我们不应以现代视角解释古代世界的经济。相应地,货币对于希腊史研究者来说并非只是一种交换工具,更应是一种文化符号[3]。其实,这种倾向在19世纪的德语古典学家中就已初见端倪。德语古典学家收集钱币,主要是从美学的角度审视这些如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所说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sse),忽视其背后历史信息的存在。与同时期英、法学术界对希腊罗马政治传统的搜集和开发相比,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聚焦文化研究,克制而单纯。“对于歌德,甚至对于威廉·冯·洪堡以及那些帮助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人来说,古典研究的主要价值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美学的。” [4]



图一 雅典卫城博物馆的钱币藏品。

笔者摄于2024年3月。


    因此,当代中文学界对19世纪前期德语古典学家希腊研究的整理,也主要以文学、艺术、思想研究居多。例如,黄智春的硕士学位论文《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威廉·冯·洪堡政治思想研究》探讨希腊的“教化”思想对19世纪的洪堡教育理念与普鲁士教育改革的影响[5]。李灵漫整理了19世纪德国学者对古希腊雕塑石膏复制品的狂热追求[6]。但这种观察取向难以解释的是,为何德国古典学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刻在古希腊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上也出现领先地位。金寿福注意到蒙森是使德国古典学界发生“政治史转向”的推动者,他“不仅把以往过于关注文化的视角拓展到政治和法律方面,而且尽量摆脱之前在撰写历史时偏重美学和文学色彩的倾向,代之以基于史料的实证。”[7] 笔者认为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对古希腊钱币的积累与研究,特别是视钱币为“史料”而非“艺术品”进行历史信息考证的学术活动,在推动德国学界注重古希腊经济史研究的过程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伯克质疑传统文献在史料上的垄断地位


1810年10月,伯克来到柏林大学任教,正式开启其学术生涯。1817年5月,伯克在《雅典国家财政》(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的序言中展开了一段对当时德国古典学界的批评:“现代古物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往往沉迷于微不足道的语言研究(Sprachforschung),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知识体系……铭文(Inschriften)在我们的国家被新学者们忽视了,尽管只有通过对这些铭文的全面收集,才能展示希腊民族的内在历史。” [8] 1825 年,伯克出版《希腊铭文集》(Corpus Inscripionum Graecarum)第一卷第一分册,遭到莱比锡大学教授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 1772–1848)的激烈批评,他们的论战被《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称为“伯克-赫尔曼之争”(Böckh-Hermann-Auseinandersetzung)[9]

图二 莱比锡旧书店中1924年的钱币学书籍。

笔者摄于2024年1月。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古典学研究是否应将“语言”作为唯一的认知路径。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赫尔曼恪守对文献的校勘与阐释,认为语言文字是今人抵达古人智慧与精神世界的唯一媒介,不应脱离这种理性的形式臆想古代社会的样貌。伯克则将语言归于古典学者须认识和重构的古人的“智识”(Wissen)层面,因而它既是研究工具,也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知识(Sachen)之一种。要认识作为整体的古代社会,还要结合碑铭与钱币等实物。这场长达 20 年的论战,导致德国古典学内部分化为以赫尔曼、伯克及各自的学生及拥护者为中心的“文献派”(Wortphilologie)与“通学派”(Sachphilologie)。虽然论战本身并无胜负之分,但从现代古典学发展轨迹来看,通学派代表的研究路径最终成为古典学研究实践中的主流[10]


二、《计量学研究》(1838)

与伯克钱币研究方法的提出


如果说1817年出版的《雅典国家财政》确立了伯克“通学式”利用各类史料的研究宗旨,那么1838年出版的《计量学研究:古代重量、钱币规格与度量单位》(Metr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Gewichte, Münzfuße und Maße des Altertums, 1838)则具体展现了伯克利用新型史料——钱币开展研究的方式。在1836-1837年撰写本书的准备阶段,伯克与他的学生K.O.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多次通信讨论写作中遭遇的钱币学问题。1883 年,托伊布纳(Teubner)出版社正式出版《奥古斯特·伯克与卡尔·奥特弗利德·穆勒通信集》(Briefwechsel zwischen August Boeckh und Karl Otfried Müller),收录伯克的107封、穆勒的105封书信。

陈默在其学位论文《互动中形成的德国古典学——以“通学派”古典学者 A.伯克与K.O.穆勒通信为中心》中翻译了1836-1837年间的相关信件,编号分别是020836B,210936B,261036M,181136B, 030137M,050237B,160337M,050437B。在1836年9月21日发自耶拿(Jena)的信件中,伯克发现古埃及“尼罗河水位测量标尺”(Nilmesser/nilometer)的一尺(Fuß)与古巴比伦尺相同,由此受到启发,得出与埃吉纳(Aegina)塔伦特重量相当得巴比伦塔伦特的重量恰好为一立方尺(Kubikfuß)雨水的重量,伯克由此感慨,在计量学的研究中,有时并不需要从现代思维和科学视角去推理,更多地要从古人的视角,从古人的实际生活环境中寻找灵感:“在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埃吉纳或者巴比伦的塔兰特恰好为我们确定的这个数值?答案并非通过我们按照今天的视角所设想的情况得出,而是与古人的记载相符,即埃吉纳-巴比伦塔伦特恰好等于 1 巴比伦立方尺的雨水的重量。” [11]



图三 1819年,K.O. 穆勒前往哥廷根任教,他与伯克的交流都需要经由通信完成。

图为哥廷根大学附近的一个艺术品,笔者摄于2024年1月。


这封信件里的自白不经意间再次透露了一个伯克在《雅典国家财政》中就已形成,却一生都没有亲口说出来的懵懂信念,那就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处在一个结构之中,无法单独进行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的德国研究员顾斯文(Sven Günther)这样阐明:“他将结构视为历史的推动力。因此,《雅典国家财政》不仅仅是一本经济学书籍。该作品还致力于探索古希腊的日常生活事务。通过这种方式,伯克树立了一个榜样,促进了古代历史的科学化。”[12]


三、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纲要》

(1868)对钱币史料地位的确立


伯克史观的未竟之意在其柏林大学的弟子J.G.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史学理论专门著作《历史知识理论纲要》(Historik)中得到解释。洪堡大学的哈克尔(Christiane Hackel)对比了伯克在柏林大学口头讲授的方法论讲座课程与德罗伊森的书面出版物,得出结论:“德罗伊森在其方法论中详细讨论了历史材料,博克在(讲座的)引言中仅顺便提及这一问题。”  [13]“希腊化之父”德罗伊森是研究古希腊的古典学家中,唯一一个将其“方法论”(Methodik)单独总结出版的学者。
    《历史知识理论纲要》第三章题为“历史知识理论的任务”。在这一章中,德罗伊森认为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启发”(Heuristik)。钱币是足以引起“启发”的“历史资料”(Materialien),类型是“纪念物”:


§17 部分历史资料是从我们试图理解的那个时代直接遗留下来的(流传物)。部分资料是转移到人们的表象中、经由变形而流传下来的(文献)。部分资料兼具以上两种形式(纪念物)。
……

§19 引起或连带引起持续回忆效果的流传物就是纪念物。

因此包括某种意义上的证书。

接着是一切种类的艺术作品,包括有铭文和没铭文的。

铭文(碑铭学)

钱币(发现钱币,钱币需求等,钱币学)
纪念章。徽章(纹章学)等。[14]


德罗伊森自己的钱币学历史研究实践可见其著《希腊化史》第一卷,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前的备战工作中,他利用钱币和币制研究了许多马其顿的军事经济问题。亚历山大东征的物质基础本就是一个待解决的谜题,与波斯帝国庞大的资源储备相比,亚历山大可以动用的物质资源实在太少;况且,东征开始前征服希腊的战争已经耗尽了马其顿的国库。在论述的开始处,德罗伊森就说:“史料特质所限,我们不能期待从现存文献中为此处涌出的问题找到答案……我们拥有的那个时代的直接残遗是上千枚有亚历山大印纹的金币、银币、铜币,研究终于教会了这些沉默的物证开口讲话。” [15]



图四 柏林新博物馆中的亚历山大东征。

笔者2023年12月摄于柏林。   


他请钱币学家、伯克在柏林大学的另一个学生A.撒勒特(Alfred von Sallet,1842-1897)为柏林博物馆陈列室里的三枚亚历山大半德拉克马(银币)称重,得出其中一枚为2.09克,另外两枚分别是1.93克和1.38克。他引用蒙森的《罗马货币史》,指出这与其父的“腓立币”(Philippeer,银币)动辄7克以上相去甚远。在引用蒙森以外,他对货币研究专门著作的引用还有《西亚的铸币、测量和称量系统》(Das Münz-, Maß-, und Gewichtssztem in Vorderasien)[16]。可见,在德罗伊森开展研究的时代,钱币与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关联已经成熟。



四、博雅、研究与理论:19世纪

末的德国古希腊经济史兴起   


维也纳的伊克尔(Joseph Eckhel)在其著作《古币理论》(Doctrina nummorum veterum,1797—1798)中为德语世界的钱币学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使“钱币学”成为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学科。伊克尔以后的钱币学学者都脱离钱币的历史背景,以一种专业却孤立的方法研究钱币,而在另一边,古希腊经济史的研究只能寄希望于古代记述者的只言片语。正是伯克打破了这种隔阂,康托莫维茨这样评价伯克的贡献:“伯克在诗人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首先为古代希腊政府和公共经济运作勾勒了清晰的画面,赋予了详尽的解释……他们不满足于战争、国王和议会的叙述,而是旨在描绘一个完整的文明,不略掉这种文明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17]

伯克及其学生对钱币信息的积累为19世纪末德国古希腊经济史研究的腾飞奠定基础,但后来自信的德国学者却没能践行伯克的历史主义思想,而是对着古代经济大谈现代理论,直到被英语世界的古典学家(以芬利为首)批评。迈尔(Eduard Meyer)、乔治·布索特(Georg Busolt)和贝洛赫(K. J. Beloch)都用比较“现代”的范式撰写古希腊经济史,这种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欧洲经济发展史的复制品。根据这种观点,古代希腊世界经历了一场大的工商业发展阶段,这期间,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得到了扩展,货币经济开始运行。当时,以土地为基础的旧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守旧的土地贵族被金融贵族所代替,地主也让位于“工业家”和商人。迈尔甚至认为,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世界与19世纪的近代世界相对应,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与18世纪的近代世界相对应。[18]

 


图五、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笔者摄于2024年2月。


但无论如何,德国古典学界在古希腊经济史研究的强势地位已然确立,19世纪末德国学者对理论而非事实研究的偏好正是德国学术影响力和自信心强劲的直接体现。古典学界的变动也体现了整个德国学术界的趋势,那就是从文艺复兴式的“博雅”(Artes Liberalles)到工业分工的“研究”(forschen)。从前的钱币学家只是以辨认钱币上的精美图案为技艺所在,但在伯克那一代人后,钱币的图案是通往古代社会真实样貌的桥梁。


| 参考文献 |


[1]Plat. Laws 8.849e.

[2]Aristot. Econ. 2.1350a

[3]王三三:《芬利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3页

[4] [英]休·劳埃德-琼斯:“导言”,载于[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7页。

[5]黄智春:《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威廉·冯·洪堡政治思想研究》,华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6]李灵漫:《19世纪古希腊雕塑石膏复制品收藏与希腊理想化研究》,《美术学报》,2021年第3期

[7]金寿福:《蒙森与德国的古典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51页

[8] A. Böckh,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Berlin: G. Reimer, 1851, Vorerinnerungen, XII-XIV.

[9]Der Neue Pauly, Band 13,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99, Böckh-Hermann-Auseinandersetzung, S. 523–526.

[10]陈默:《德意志古典学“文献派”与“通学派”之争探赜》,《古代文明》,2022年第1期,第59-60页。

[11]陈默:《互动中形成的德国古典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12]Sven Günther, Dorothea Rohde, 200 Years After August Boeckh’s The Public Economy of Athens: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Hist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019, p.130。

[13]Christiane Hackel, Die Bedeutung August Boeckhs für den Geschichtstheoretiker Johann Gustav Droysen, Würzburg:Könighausen & Neumann, 2006, S.90-92.

[14]翻译出自吕和应:《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纲要>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27-128页。

[15][德]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陈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104页

[16]德罗伊森原注27,同上,第105页。

[17]维拉莫维茨:《古典学的历史》,第8页.

[18]侯典芹:《希腊古风古典经济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作者:晚星希罗多德

编辑:林群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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