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叙事的成型：托勒密二世时期的政治举措与第一次、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三)

而这种双重叙事也并非完全是托勒密王朝主动推行的结果，上述的腓尼基铭文便是塞浦路斯主动对托勒密王朝进行王室崇拜的案例，这证明了普遍认同有时候并非是强加于希腊或者腓尼基城邦的。（Vgl. Roger S. Bagnall,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tolomaic Possessions Outside Egypt, E. J Brill, Leiden 1976,71 ）双重叙事的影响同样也会被这些城邦选择性地接受。相对的，这些城邦也会得到相应的城市豁免权，较早的缔结于托勒密一世时期的一份条约可以说明城市豁免权的问题。

“伊亚西亚人和那些住在城里的人向托勒密【发誓】，虽然他们是【自由的】、自治的、不驻军的、免于纳贡的，但他们将永远与托勒密及其后裔结盟。”

一般观点中塞浦路斯，奇里乞亚，卡里亚等地都是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范围区域。但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城邦高度自治的，托勒密王朝在早期就确认了希腊化的埃及作为一个区域霸权和这些重要的城邦之间所缔结的关系是通过豁免权，保护义务，纳入托勒密埃及贸易循环体系来决定的。通过免除这些埃及本土以外的城市的税务，贡品，驻军要求并给予高度自治权力后，为埃及本土提供有保障的粮食，木材，贵金属等基础战略物资。（Vgl. A.M.Honeyman in JEA 1940，91）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媒介，托勒密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奇里乞亚，卡里亚，甚至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一些希腊城邦，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种来自马其顿-埃及混合化的王权。在这种接受过程中，通过文化，社会层面又将其转变为希腊化的产物。对埃及内部的马其顿-希腊统治群体，这样的双重叙事过程也同样存在。

托勒密时期的经济政策延续自古埃及传统的经济体系，在概述中我们提及过希腊化时代一书将托勒密二世时期的高度垄断经济政策称作大胆的政治实验。这样的定性是有所偏颇的，托勒密王朝绝非颠覆了现有的经济体制，只是在个别领域做出了小心翼翼的改善。（Huß, Werner. “Die Wirtschaft Ägyptens in Ptolemaiischer Zeit.”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204 (2017): 166）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托勒密二世时期的大规模修建新城和王室崇拜的政策。两者需要被纳入经济行为中去考量，但两者并没有改变托勒密王朝经济运作的本质结构。此外，托勒密时期对埃及省份的细化和对各产业部门的高度垄断，实际上是埃及传统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项政策被提出的前提在于试图缓解过于独立的神庙经济体制带来的税收不足，王室土地不足等问题，而修建新城和王室崇拜。

站在埃及化的角度看待。也是在祭司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开拓了更多的土地，在积极吸引希腊化移民的同时也寻求更广泛的外部贸易。

当这些经济政策和托勒密二世时期的外部政治被视作一个统一的动态过程来看待的时候，对于被统治的埃及本土居民和神庙祭司来说。托勒密二世至托勒密四世时期的埃及几乎拓展到了埃及人世界观中的整个世界。这样的动态过程构建出了一个以埃及为中心，所谓的利比亚部落，海上民族，波斯人，努比亚人皆臣服于埃及的叙事体系。而这样的叙事框架维持运转的基础，也在于托勒密二世时期这些地区大部分置于托勒密埃及的控制或者影响之下。

“根据亚历山大的同僚和阿那克西克拉特斯的记载，阿拉伯湾沿阿拉伯一侧的部分，从阿兰尼特凹地开始，有一万四千斯台地，尽管这个数字过大；与特洛格罗迪亚国相对的部分（从英雄城驶出时在右侧），直到托勒密和捕获大象的国家，向南延伸九千斯台地，略微偏东；然后，直到海峡，向东延伸四千五百斯台地。  ”

Strab. Book XVI.4, 4. 

http://penelope.uchicago.edu/Thayer/E/Roman/Texts/Strabo/16D*.html#4.5

上述语段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托勒密二世时期频繁的猎象活动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象源以投入叙利亚战场。托勒密时期在努比亚地区的探险和活动远比本土法老时期要更加深入，并沿海岸修建一系列以贝勒尼基(Strab. Book XVII.2, 45.)为首的城市。而在埃及化叙事上这样的行为可以被解释成自古王国便发展起来的远征经济。探险队带回的贡品和寻找采石场在古埃及一直都被视作是两项重要的经济行动。如此，托勒密二世时期的经济行动也承担了塑造和保障双重叙事能够维持运转下去，但正如H. Werner的观点所提及的内容一样。托勒密埃及时期的经济无法被作为一个长时间的整体看待，经济的繁荣和衰败交替是极其不稳定的。（Vgl. Huß, Werner. “Die Wirtschaft Ägyptens in Ptolemaiischer Zeit.”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204 (2017): 169）这同样也与托勒密时期埃及的政治有关。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本文将要谈及托勒密埃及双重叙事崩溃的关键问题，同样也是托勒密埃及经济政治走向崩溃的问题之一。

但在此之前，笔者将回到上述有关王室崇拜的话题额外论述一个托勒密时期的文化现象，来探讨所谓埃及化与希腊化的双重叙事之间的界限如何界定之问题。

从托勒密时期的私人奉献铭文谈起，OGIS21作为对塞拉皮斯神的私人奉献铭文的出现时间是非常早的，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一世时期。

“托勒密国王

和孩子们

萨拉皮迪、伊西迪

尼卡诺尔和尼坎德

尼科诺斯-波吕丢克斯”

OGIS21

https://epigraphy.packhum.org/text/218964

在上述铭文中，塞拉皮斯和伊西丝一同出现在铭文中被作为私人崇拜的对象尽管不是固定的崇拜组合范式，但在这里对ὑπὲρ这个来自古风时期的词汇的使用转变，意味着在希腊化时期私人奉献从原先的神和奉献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了神，奉献者和国王之间的关系。（Eleni Fassa, Shifting Conceptions of the Divine: Sarapis as Part of Ptolemaic Egypt’s Social Imaginary, in: Shifting Socail Imaginarie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Narrarions, Practices, and Images,Leiden 2013, 115-140, 128）

ὑπὲρ在古风时期使用的前提通常是和神亲密的奉献者在私人奉献中所使用的仪式性用语，但在希腊化时期，托勒密王朝虽然保留了这样的传统，却在文中让该希腊家庭代表托勒密一世和他的妻子，为塞拉皮斯和伊西丝献上奉献。从语法角度上来判断，无疑是赋予了被统治的马其顿-希腊臣民一个新的角色关系。在私人奉献扩展到国王和神的关系上后，无疑国王家庭的身份就通过这样的修辞被神化，而奉献者本身成了联系神和国王的一个中介。通过对私人奉献的性质转化。（Vgl. Eleni Fassa, Shifting Conceptions of the Divine: Sarapis as Part of Ptolemaic Egypt’s Social Imaginary, in: Shifting Socail Imaginarie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Narrarions, Practices, and Images,Leiden 2013, 115-140, 129）实际上从托勒密一世称王之后开始，让马其顿-希腊臣民接受一个普遍皇权的存在的过程就已经开始，无论这个皇权是否是异质的。而托勒密二世时期进一步地扩大了文化迁移的过程。

图1  Gil H. Renberg-Franziska Naether, “I celebrated a fine day”.  An Overlooked Egyptian Phrase in a Bilingual Letter Preserving a Dream Narrative, ZPE 175, pl. 1.

而在Nesisti的墓志铭中被纪念的普塔大祭司则是参与了托勒密二世的妻子阿尔西诺埃的神化过程，因此得到托勒密二世的重用。而这篇铭文同样也揭示了不同祭司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从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祭司势力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仍然也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Vgl. Günther Hölbl,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Routledge, New York 2001,101-103.）

因此，双重叙事在文化上的界定并不是绝对平行的，也并非是单向的。反而它以一种多向的形式出现，尽管在诸多记载中埃及人参与到希腊化时代的事务在托勒密王朝早期非常艰难甚至遭到歧视，但实际上作为统治群体的希腊-马其顿群体和埃及本土祭司群体在政治利益上的诉求是一致的，进而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性双重叙事就有了可行的空间。至少在托勒密二世时期，这种政治诉求上的一致性一直以来是叙利亚战争导致的。

有关第二次叙利亚战争的史料流传并不多，笔者认为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仍然是先前的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延续。

“叙利亚的第一位国王是塞琉古-尼卡诺尔；第二位是安条克-索特尔；第三位是安条克-提欧斯（"神"）......他动用了巴比伦和东方的所有力量，与托勒密-菲拉德尔弗斯进行了多次战争。多年后，托勒密-菲拉德尔弗斯为了结束这场麻烦的战争，将女儿贝勒妮丝嫁给了安条克，尽管安条克与前妻拉奥狄斯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另一个是小安条克。”

Porph: Fr 43 

https://www.attalus.org/translate/daniel.html#43

图2  Gil H. Renberg-Franziska Naether, “I celebrated a fine day”.  An Overlooked Egyptian Phrase in a Bilingual Letter Preserving a Dream Narrative, ZPE 175, pl. 2.

安条克二世成为了实际的胜利者，但他和托勒密二世的女儿进行政治联姻，这实际上进一步表明了叙利亚战争作为希腊化世界的国际事务，仍然是从第一代继业者的个人恩怨问题在希腊化事务的框架下形成的一种法理性宣称。在这一点上仍然可以从之前所提及文化双重叙事上去进行考察，下面一段来自公元前二世纪晚期至公元前一世纪早期的铭文提供了这一可能性的视角：

“人们按照【神谕】献上了一面盾牌，神谕预言，只要把盾牌献给雅典娜，当时与托勒密欧斯-菲拉德尔弗斯的战争就会结束。蒂姆奥克里托斯在他的《编年史》第四卷中这样写道。盾牌上刻有  ‘罗迪亚人按照神谕向雅典娜致敬’。”

Burstein 46.C, 37. Stanley 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 60-62.

在进行对雅典娜的奉献之后，塞琉古帝国与托勒密帝国之间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就此结束。上述材料具有典型的希腊式叙事特征，但以往城邦之间的战争在希腊化时期却转化为王国与王国之间的战争，这本身就加剧了一种不稳定性。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在《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中给出的观点：希腊人更喜欢一个虚幻的，永恒的埃及，而不是他们当代的埃及思想。（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晏绍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 第5页。）尽管这样的论调已经过时，但在第三次与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托勒密家族领导的希腊-马其顿统治集团已经统治埃及将近百年，以往通过贸易和殖民地城市才得以间接了解对方的两个群体，现在通过战争所塑造出的双重叙事得以共存。而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正是第三次与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埃及化开始逐渐占据双重叙事的主要层面后，战争和内部政治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双重叙事的概念开始走向崩溃。在失去希腊城邦对托勒密家族的广泛支持后，普遍王权的希腊基础不复存在，而埃及本土也开始反对一个外来的王权体系，尽管它在多方面都完全融入了埃及的叙事逻辑中，其内部根本性问题是神庙祭司政治的问题仍然没有被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