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译享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The Revolution in the French and global context

玛丽安娜“法兰西之母”

 首先，如果说我们从对法国大革命的阶段性分析中得到了什么启示，那即是：在这一时期，主宰法国命运之人在其政治和决策过程中受到了外交和内政双重压力的驱使。这并不是要论证大革命前夕的特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著作认为，自旧制度诞生以来，这种国际国内政治压力的交相作用在不同时期，也就是说，在许多特殊时期都对法国政治生活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总的来说，当法国人专注于国际安全和外交声誉问题时，这种现象最为明显。由于大革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对外政策主导的时期，因此外部和内部动力也是预料之中的。这种意义上将，1789至1799年的革命是法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缩影，尽管时段狭小，但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具有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和显著性。

此处，我们没有必要回顾法国政治家在大革命前夕所面临的内外窘境。我早先的综述认为，十七和十八世纪是法国在欧洲大陆和海洋逐渐从针对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防御转向扩张主义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国内政治的交相作用便成为关键因素，鬻官制的泛滥、军队分歧的加深、免税权的削减，以及王室与议会间由征税权日益加剧的宪政对抗，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旧制度的统治精英们为了实现其建立一个持久安全和强大的法国的愿景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与支撑专制主义和特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相调和。简而言之，穷兵黩武的卡佩王朝自掘坟墓，最终引发了大革命。

 学者已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详细探讨。这种分析视角也可以用于解释后大革命时期法国政治和决策中外交与内政间的相互作用，且在拿破仑时代（1799-1815）和1870-1945间似乎最有成效，前者是法国对外战争取得最辉煌成就的时期，后者则是统一的德国迫使法国外交政策转入守势的时期。

 在拿破仑波拿巴主政的年代，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十分明了，因此我们不必详细讨论。有学者认为，“执政官和帝制，不单单是在'现代化'的专制下稳定国内政治的做法。从制度上讲，拿破仑的政权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与军事的融合，并让国内政策从属于外交政策，这一过程始于雅各宾派，并在督政府（Directory）时期进一步发展”。拿破仑将“国家战略”（High politics）与市民社会的需求高度融合，在组建他的大军时，拿破仑巧妙地发掘了革命的民主和精英主义潜力，在全欧洲的战场上集结了庞大的军队，他展示了如何有效地发动革命所释放的国内群众的能量，使之为超越国界的地缘战略目的而服务。此外，在政治文化领域，拿破仑帝国实际上将旧制度的官僚军事价值观“民主化”，从而“让人民进入曾经专属于贵族的领域”。拿破仑的统治不仅没有使旧法国的这些价值观丧失合法性，反而强化了这些价值观。并且，后来的法国将会不断巩固这种“旧制度下的法国专制主义和国家官僚化社会”价值观，而非新兴的“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精神。

  当然，法国人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规模如此浩大的战争，1815年之后，国内政策便再也无法屈从于如此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出现的最显著的受益者中，部分与现代财政军事“机构”（establishment）的运作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牵连。在对这些受益者的盘点中，有产者的身影都占据重要位置。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资产，尤其是农村资产，将决定统治法国的政治精英。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复辟贵族仍将在大地主中占主导地位，但经历革命土地改革的小农和从出售的王室和教会土地中获利的 “资产阶级”（bourgeois）才是最大受益者。因此，1815年后的法国精英阶层（notabilitá）实际是由土地所有者（和各种专业人员）以及政治家、官僚和士兵所组成的。

  但在1870年后，即便土地所有者与专业人员继续享受着革命-拿破仑时代遗留下来的财富、地位和权力，他们也会发现国际事务再次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长长的阴霾。在普法战争大败后，地缘战略又一次成为法国的紧迫问题。这实际意味着1815年前的旧日重演：即法国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陷入了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交相影响的困境。  

第三共和国福利制度宣传画

没有哪个领域比福利制度改革更显著了。与我们的论点尤为相关的是，引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福利国家兴起的史学研究“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三共和国通过养老金、意外保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建立了福利国家，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安抚扩张而好斗的工人阶级”。然而，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新观点所取代，即认为世纪之交前的亲家庭改革（pro-family reforms）并不完全出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而是对出生率下降、种族退化以及欧洲竞争力丧失的焦虑”的反应。

  许多主要关注社会改革中性别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不仅关注法国的妇女与儿童，也关注男性工人，她们在最近这场史学“巨变”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对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法国立法者的看法与我们基于“全球主义”（globalist）视野对革命者的看法如出一辙：即他们的行为动机出于地缘战略与国内双方面的考虑。此处的关键动力是人口：从1850年至1910年，法国的人口只增长了约340万，勉强超过3900万，而德国的人口则从万猛增到5840万。尽管在此期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法国在绝对值和相对值上的损失都是最大的。从1870年起，这一趋势可能带来的战略后果必然困扰着法国的决策者。“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并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痛苦地认识到了人口下降对国际地位的影响；德国的胜利体现了人口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至少是军事方面的”。

  法国在欧洲无休止竞争中“失利”的危机感，成为福利制度兴起的催化剂之一。逻辑上讲，妇女地位是最直接的问题。正如Rachel Fuchs所说：“为了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改革者将生育置于文化危机的中心，并将妇女定位为母亲、退化种族的再生者。对母性的珍视转化为立法，法国官僚和社会改革者在制定涉及男性的福利法规之前，就已经颁布了家庭改革方案”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法律规定向未婚以及已婚母亲和寡妇发放养老金，保护儿童，并规定了产假。然而，正如Fuchs和一些持相同观点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法国，陷入战略焦虑的政治家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母亲的地位。他们强调“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身体素质和生产效率”。他们对“退化”、疾病和贫困等问题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寻找增加人口数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方法。雇主当然希望工人身体健康，并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实施福利政策，通过改善工人的生活来提高“国家效率”（national efficiency）。

显然，法国的情况不仅出于对普法战争结果的怨恨和对统一德国的恐惧。研究这一领域（福利国家）的学者已经很好地强调了：国家干预的新理念、延续“自由、平等和博爱”革命价值观的共和主义“团结”哲学、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暴动的焦虑及最近在医学、科学上的新进展对“种族退化”理论的支持，都对福利倡导者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不知何故，这一切最终似乎又回到了法国对世界地位的关注上。例如，共和党人对公共卫生的担忧背后始终蕴含着爱国主义的主题：法国人必须克服在生理上对德国人的劣势。与旧制度和革命时代的决策者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领导人也无法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压力隔绝开来。

当然，正如其他史家指出的那样，法国对外部环境的焦虑在一战后只会愈演愈烈。Sarah Fishman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140万名法国男性在大战中丧生，出生率持续下降，法国在德国重建时期的外交地位日益孤立，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那些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巩固家庭和重建民族的政客。经过保守派、女权主义者、共和党人、生育倡导者、天主教徒等团体多年的游说，第三共和国终于在1939年7月颁布了一部内容广泛的《家庭法》（Family Code）。该法典旨在加强家庭中的传统性别定位，从而法国女性履行传统的生育功能。达拉第总理在介绍这部法典时，通过转述Fishman的语言敲响了爱国主义警钟：“人口减少意味着适役人口减少，分担军事和社会开支的人减少，劳动力短缺，农场荒废，甚至殖民地萎缩；孱弱的人口还打击了法国的知识和艺术声望”。再一次，国际和国内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法国岌岌可危的阴郁背景下，古老的（外交-内政）辩证关系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种辩证关系一直持续到占领时期的惨淡岁月后。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近期的妇女和家庭史学家。1980年，Michel Chauviere仍能通过论证占领时期的维希政权关注“心理失调(maladjusted)的儿童”和其他家庭生活失调的问题而引发大众争议，虽然不断积累的新研究成果使这场争论失去了许多热度和火药味。因此，现在Miranda Pollard可以简单地将维希政权按照传统性别界限组织法国社会（从而保护妇女的生育角色）的努力描述为受国家主义和社会焦虑所驱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解释。维希的家庭政策既是“解决19世纪30年代弊病的灵丹妙药”，也是“对战败和占领创伤的直接回应”。

1940-44年间的政治家们可能会诋毁失败的第三共和国，而几年后的继任者们则会争先恐后地与维希那耻辱的岁月划清界限；尽管如此，国际和国内压力对法国治理的相互作用仍然是公共事务中的主导现实。这或许就是戴高乐在战后演讲中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组织我们的国家工作、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甚至是我们的安全，……只要法国人民不再繁衍，法国就只能是一盏消失的明灯。”法国的宪法和政治可以如过往云烟，自1789年以来就一直如此，但那些被委以重任的政客，至少在1870年以后的岁月里，会不断发现自己被国际和国内相互交织的困境所袭扰。

有鉴于此，当前许多关于二战后法国的著述也谈及了这些相互交织的困境，一些研究认为，其中有两大相互交织的主题：“一，法国人在‘现代化’方面的经历，他们为促进、应对和抵制战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社会和文化变革所做的努力；二，‘国家认同'，即法国人为确立国家独特性和法兰西民族性所进行的长期斗争”。

第三帝国的崩溃以及战后法国的“婴儿潮”，可能最终平息了莱茵河以西早先几十年中普遍存在的战略焦虑；然而，可以说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塑了旧有的辩证关系。诚然，法国学者在研究战后这一辩证关系的表现形式时，并不像他们的一些美国同行那样位于领先地位。但当他们和同僚努力分析欧洲一体化、移民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新近发展对法国的影响时，他们迟早要为这一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如果以具体的法国历史来回顾法国大革命，我们就会意识到1789至1799年的社会政治巨变并不像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决定性的历史断裂”。在革命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找到并分析外在压力和内部压力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那些被这种互动所影响的那些为权益而战、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看到了与旧制度相同的基本动态，这种动态最终毁灭了旧制度，并在1870年后法国的新形势下重新焕发了昔日活力。

这绝非否认法国大革命所有的新奇性和历史独特性。毕竟林恩·亨特曾正确地断言：革命“是一个发现政治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运动的时刻，是一种有意识变革的推动力，是塑造性格、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模具。”当然，她可以认为“民主共和主义”是革命的遗产之一。正如我在早期作品中所认为的“普通法国人……在1789年后那几年，通过语言、仪式和人类活动，为自身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无疑是法国革命十年中最迷人和最有预示性的故事之一。”没有任何理由推翻这些判断。

维希法国时期的家庭宣传画

革命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关键意义。例如，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会不禁将其视为现代社会政治革命历史中的“过渡性剧变”。这里所指的过渡是指从基本上处于外部压力较小的封闭社会中发生的革命（如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和18世纪末的英属北美革命），转变为20世纪在承受极端外部压力的社会中发生的革命（如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法国革命在内部某些方面可能与前二者革命有所不同，但差异最大的是地理和衍生的地缘政治方面。诚然，我曾经提到，国际信誉在1640年对查理一世而言并非可忽视的考虑。然而，1789年的法国人不同于其英美前辈，他们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延续旧日的霸权，并在在面对大半个欧洲的武装反抗时竭力实现这一目标。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就不会惊讶于1793-94年出现的，不同于任何早期革命的“恐怖”时期了。另一方面，法国的革命比之俄罗斯或中国革命要温和得多，其中涉及的社会政治变革也不如后者彻底。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要比18世纪末法国人所面临的威胁大得多，而且科技和基础设施落后程度也比当时的法国要严重得多。

因此，1789至99年间席卷法国的变革之风在我们所谓的世界革命史上具有关键性地位。尽管法国革命有时被视为最后且最深刻的一次早期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或前社会主义革命，但它也预示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推动法国走向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并非来自一个或几个扩张主义且极为先进的对手国家对法国延续的严重威胁，而是始于其“自内而外”的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恢复法国霸权的愿景。这是一种动力，亦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此外，革命的法国向当时的君主制“封建”世界发起的挑战，在许多方面与后来俄罗斯和中国革命向自由的“资本主义”世界发起的挑战相似。同那些革命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小规模运动一样，尽管敌人施以毁灭性打击，但它仍然坚挺了下来。

当然，无论是从特定的法国视角对大革命进行再诠释，还是将其置于更大的世界视野中，我们都可以合理地强调它对传统的延续与首创。但为了结束这一探讨，我可能最好重申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核心观点：即法国大革命的最终意义超越了本国范畴。没错，大革命革新了法国大众政治文化领域，并奠定了“民主共和主义”政治的基础。没错，它预示并奠定了19世纪法国地产者“显贵”统治的基础。没错，它消除了或削弱了至少一些法国步入资本社会道路的障碍。并且，没错，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央集权、官僚化国家的建立，这可能是1789至99年革命中最典型的“现代”创造。革命完成了这一切，但它也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一件具有真正全球历史意义的创举：它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在这个竞争无情的世界中，所有保有良善之心的现代领导人将会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调动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并恢复其在国际事务中受到重创的威望，这就保证了他们会同情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不满，并在施政上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前提是这样做必须符合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法国大革命预示了未来的许多事情，最显而易见的是法国的未来，但也或多或少地预示了欧洲各国乃至全球的未来。在当代，也许更加如此，即使是最仁慈的政治领导者，在思考能为其人民做些什么时，也要考虑这对其国际地位的影响。通过点明这充满挑战的现实道路，并以戏剧性的、令人难忘的方式进行，法国大革命给现代法国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