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恩里克·阿吉拉尔·加维兰
科尔多瓦大学
我们引用了一份报纸的标题作为开头以纪念夺去一位伟人、一位伟大政治家生命的罪行的一百周年，这份报纸也许是卡纳莱哈斯和他的政治计划的最大认同者，因为这毫无疑问代表了他最大的爱好：新闻、司法，当然还有政治。
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代表了1868革命原则向波旁复辟现实之间的妥协，前者是他的政治起点，后者则是他不得不经历的苦涩现实。同广大希望西班牙复兴重生的民众一样，挣脱一切教条主义的卡纳莱哈斯渴望拯救20世纪初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挣扎的西班牙。
新闻界对他的行动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以支持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在议会不得不面对的强硬反对派。在卡纳莱哈斯遇刺几个月后，路易斯·安东·德尔·奥尔梅特在他的传记《卡纳莱哈斯传》中，点名批评了那些在卡纳莱哈斯被安那其主义者曼努埃尔·帕尔迪纳斯暗杀之前制造仇恨和紧张气氛的报纸和议员。
我们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有关暗杀的细节，当时的媒体《公正报》《先驱报》《ABC》等等，以及由他的朋友何塞·弗朗科斯·罗德里格斯和被卡纳莱哈斯亲自提拔进《先驱报》领导层的记者兼作家胡安·帕洛莫在六年后所著的传记提供了详尽的信息。上述来源提供的资料非常详细地收集了罪犯曼努埃尔·帕尔迪纳斯生活和冒险的所有细节，他是一名激进的安那其主义分子，与佛罗里达的坦帕组织（即亲墨西哥革命复兴团体，译者注）有关。西班牙警方对这个人非常了解，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里，警方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逗留到他在欧洲多个城市的出现，警方的记录一直到1912年9月初才因消息中断而不得不停止。卡纳莱哈斯本人也知道警方提供的这些信息，在他被谋杀的前夜，当他得知帕尔迪纳斯在进入西班牙后失去踪迹时，他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当他的妻子问他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他回答说：
无论卡纳莱哈斯被杀的预谋是否属实，也无论谋杀是出于偶然——为此目的展开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帕尔迪纳斯出现在太阳门广场显然是因为他想袭击当天早上计划经过的国王。事实上，这次刺杀破坏了这位自由派领袖的政治计划，如果他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他本可以使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制变得更为稳定和长久，并避免它在1923年破产后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
鉴于何塞·卡纳莱哈斯在其生命最后时刻所经历的这些情况，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他的人生轨迹，在文章结尾，我们将提及那些激励他做出重大政府决策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使他与安东尼奥·毛拉一起作为阿方索十三世统治时期的两位伟大政治家载入了我国的史册、当我们授予他们政治家的称号时，我们想指出的是，他们是当时各政党中唯二能够提出真正的政治计划的政府首脑，如果这些计划能够付诸实践，可能会避免三十年后阿方索君主制的毁灭。
在整个伊莎贝尔二世统治时期，左翼自由派的一位特殊人物何塞·卡纳莱哈斯·门德斯在埃尔费罗尔崭露头角。1854年7月31日，正值西班牙的进步两年期（1854—1856年），他出生于加利西亚，他的父亲何塞·卡纳莱哈斯·卡萨斯是加泰罗尼亚著名的工业工程师，母亲玛丽亚·德尔·安帕罗·门德斯出生在塞维利亚。儿子一岁时，在塞维利亚短暂停留后他们便在马德里定居。
卡纳莱哈斯一家在王国的首都安家落户后，卡纳莱哈斯的智力天赋和非凡的学习能力很快引起了幼教老师们的注意。卡纳莱哈斯学校的校长甚至告诉他的父亲，这个年仅10岁就能向印刷商提供法国小说《路易斯或法国移民》的正确西班牙语译文的孩子，将在他选择的职业中登峰造极：“如果他从军，他将成为将军；如果上帝让他担任神职，他至少会成为红衣主教；如果他决定从政，他将担任首相”；这个预言最终实现了。
卡纳莱哈斯在马德里的圣伊西德罗学院读完高中后，就已经展现出了他的新闻天赋和出色的文笔，他甚至自己创办了一份报纸在同学中发行。1869年，他开始了大学学业，同时学习法律、哲学与文学。在“民主六年”时期，大学的环境较为自由，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费尔南多·德·卡斯特罗，尤其是他的叔叔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卡纳莱哈斯等教授的影响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与此同时，也许是受其叔父的直接影响，他对大学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187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被叔父聘为“西班牙文学通论”的助教。然而，大学生活并不利于他的发展，因为卡纳莱哈斯曾两度尝试竞争文学教授，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是在1877年，他自己承认了遴选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更加优秀，这个人就是D·马塞利诺·梅内德斯·佩拉约。1911年，在他担任政府首脑期间，他提议任命佩拉约为终身参议员。毫无疑问，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对这位坎塔布里亚思想家这样的人物给予学术上的认可，是宽宏大量和高风亮节的典范。卡纳莱哈斯的第二次失败是在1881年，当时他败给了安东尼奥·桑切斯·莫盖尔，“对手的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价值”，我们的人物传记作者费尔南多·桑切斯·阿尔霍纳说，这确实令人沮丧。当时的法院成员何塞·埃切加雷甚至说：“他生来就是当教授的料，而卡纳莱哈斯生来就是当部长的料。”
显然，正如安第斯伯爵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莫雷诺·德·埃雷拉所说，对于卡纳莱哈斯来说，他的大学经历“肯定留下了一种空虚和失望的感觉，这凸显了他性格的严肃性，但并没有影响他内心深处的崇高抱负”，他的这一抱负会在他最热衷的新闻和法律领域找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他很快就在马德里科学与文学学院和法学院等论坛上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主持这些机构，而在波旁复辟初期，这些机构是所有那些政治和社会理想与马拉加政治家（即时任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译者注）设计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相左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必争之地。那些年，卡纳莱哈斯刚刚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德·圣奥宾结婚。一直到1897年丧偶的这段时间里，他公开倾向于共和主义，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的一些导师（尤其是鲁伊斯·索里拉）所主张的结束君主制复辟的政治方法和程序。
萨加斯塔（普拉克塞德斯·马特奥·萨加斯塔，共和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译者注）于1881年2月上台，这是十九世纪第一次左翼政治家在没有发生革命或军事起义的情况下被波旁君主授予最高权力，这对整个西班牙左派产生了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对于激进分子卡纳莱哈斯所在的共和党队伍来说。许多领导人因此选择走可能主义道路（寻求与复辟政权合作，不质疑君主制特征并试图使其民主化），接受卡诺瓦斯设计的制度框架，其中一些人，如卡斯特拉尔，完全融入官方政治生活，但没有放弃共和意识形态；有些人则干脆接受了偶然论（偶然论者认为，国家的问题不在于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在于其行政体系，译者注）君主制。以克里斯蒂诺·马托斯为例，他是卡纳莱哈斯第一步晋升体系（原文为拉丁语Cursus Honorum，原意为罗马帝国时代为有政治抱负的成年男性设计的担任公职的顺序，译者注）的导师，两人都更致力于在西班牙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一味捍卫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
1881年，在鲁伊斯·索里利亚领导的进步民主党解体前几周，卡纳莱哈斯首次当选索里亚区议员。他在圣赫罗尼莫街一直待到去世，这让他有机会在每次发言时都能展示其卓越的议会技巧和非凡的辩证能力。
1883年10月13日，何塞·波萨达·埃雷拉出任左翼内阁首相，这标志着卡纳莱哈斯进入国家高层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克里斯蒂诺·马托斯的明确要求下，卡纳莱哈斯被任命为首相府副秘书长，内阁首脑本人也注意到了他的管理能力，并先知先觉地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将成为政府首脑，他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波萨达·埃雷拉的预言成真之前，卡纳莱哈斯的政治形象在1888年所谓的“萨加斯塔长期政府”期间被明确推向最高权力领域，当时他被委以农业、商业和公共工程（1888.06.14—12.11）的重任。从那时起，他开始担任恩典和司法部长一职，直到1890年1月21日。在这短暂的任期内，他在两个部委都表现出了他对公共管理的道德感，以及对其政治思想重要方面的坚定捍卫。他在1890年普选权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卡纳莱哈斯是萨加斯塔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特别是在1888年因个人意见分歧而与克里斯蒂诺·马托斯决裂之后，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在这些年里将政治活动与繁忙的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他曾两次领导皇家法理学和立法学院（1893—94年/1903—05年）；在法律方面，他的事务所在马德里司法领域享有公认的声望，在法庭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是D·雅辛托·贝纳文特的作品《既得利益》中的灵感来源。新闻活动方面，1893年5月2日，《马德里先驱报》创刊，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当时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1895年3月，卡纳莱哈斯再次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出于道德上的顾虑，他决定放弃在上述报纸编辑部的工作，并出售了自己在该报的股份，这也为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1897年将永远铭刻在卡纳莱哈斯的生命和良知中。7月27日，他的妻子玛丽亚·德·圣奥宾去世了，这是一场纯粹的悲剧，导致他一直沉浸在深深的绝望和抑郁之中，甚至拒绝与周围的人交谈。12天后，政府首脑在圣阿盖达温泉被谋杀，他是安那其主义者安吉奥利罗的受害者。这一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卡纳莱哈斯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促使他决定前往古巴，他一直对古巴问题的一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想通过这次旅行来缓解自己的悲伤，他打算实地核实和分析引发古巴叛乱的原因、岛上居民可能的需求以及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丛林中与叛乱分子作战的西班牙军队的处境。10月21日，在他的姐夫、《先驱报》记者亚历山大·圣奥宾和他的私人朋友、海军军官巴尔多梅罗·维加·德·塞瓦内的陪同下，他们沿着法国港口勒阿弗尔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卡纳莱哈斯访问了包括纽约和华盛顿在内的多个城市，并在那里会见了麦金利总统，他捕捉到了古巴战争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哗众取宠的媒体赫茨和普利策的刺激下，公众舆论迫使美国政府向可恨的西班牙宣战。在古巴逗留的两个月让卡纳莱哈斯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古巴现实，他与文职和军职当局、岛上人士以及西班牙军事部队保持联系，并与这些部队一起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当然，即使是在战斗行动中，他也没有开过一枪，这为他赢得了带有红色徽章的大十字军功章。他亲身经历了冲突中发生的一切，再加上西班牙士兵所处的战争环境，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班牙在岛上的统治是无法再维持住的，如果北美进行干预，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卡纳莱哈斯通过邮件及时详尽地向萨加斯塔通报了这一事态发展，以便他在政府主席任上采取相应行动。
回到西班牙后，卡纳莱哈斯重新开始政治活动，他并没有对在古巴的经历感到满足，而是全力以赴地宣传局势的严重性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同时他要求自己党派当任的政府承担责任，因为政府没有将局势的真相告知西班牙人，也没有安排适当的措施来防止灾难的发生。
尽管卡纳莱哈斯与自由党的主要领导人意见不一，但他仍然遵守自由党的纪律，甚至在最后一届萨加斯塔内阁（1902.03.09—05.31）中担任农业、工业、商业和公共工程部长、由于与内政部长塞吉斯蒙多·莫雷特意见相左，他辞去了内阁职务。这也导致了他本人的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灾难开创的新局面，将自己打造成王朝左翼对席卷西班牙的复兴主义狂风的最佳诠释者。从灾难发生到卡纳莱哈斯于1910年就任政府主席的这几年，是卡纳莱哈斯塑造自己思想背景的时期，这也是他成为西班牙所需的必要政治改革的伟大倡导者的时期。正如第一位保守的复兴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西尔韦拉在1898年所定义的那样，西班牙“没有脉搏”。卡纳莱哈斯从他的不同政见出发，提议重新诠释旧的西班牙进步自由主义，赋予其民主色彩，而这也是最有活力的现代欧洲自由主义政党正在采用的民主色彩。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政府来迎接新的挑战，卡纳莱哈斯将西班牙社会的复兴和西班牙作为一个国家在“九八灾难”（即美西战争，译者注）后的复兴托付给了这种国家主义：
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惨败，这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
正如莫雷诺·卢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他将国家干预主义视为深刻社会变革的工具，在三个不同但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层面上阐述了这一概念：面对教权主义肯定公民权力、国家干预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其关注点的总和，将所有国民力量团结在君主制周围。
关于所谓的“宗教问题”，我们不必详细描述西班牙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年里围绕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展开的政治辩论，我们只需记住：从社会党人、共和党人到自由党领袖，整个西班牙左翼都承认天主教会的存在令人窒息，并认为它是西班牙现代化和进步的障碍。自1885年克里斯蒂娜执政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天主教在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卡纳莱哈斯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他来说，西班牙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不仅包括根除专制主义和选举过程的透明化，还意味着要制止西班牙社会中盛行的教权主义，并将其置于国家主权机关的法治之下，直到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只有这样，公民才能摆脱教士的有害影响，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除了构成西班牙自由主义反教权纲领的各个方面：规范公证结婚、自由公开展示非天主教的宗教标志和仪式、开办世俗学校、规范和控制宗教教义之外，卡纳莱哈斯在1910年执掌政府时试图做出政治回应的最紧迫问题是对宗教教团的存在和职能进行必要的规范，由于第三共和国的反教会立法，大量法国教士被驱逐出境，法国神职人员大量涌入，自本世纪初以来，宗教教团的数量大幅增加。
毋庸置疑，卡纳莱哈斯在西班牙社会各界得到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西班牙天主教的极端教权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而全国主教团本身也通过示威游行和公开祈祷鼓励所有这一切。1911年6月在马德里举行了著名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圣体大会”，全国主教团通过示威游行、公开祈祷、新闻宣传，甚至利用会议期间的机会，对西班牙天主教进行了空前的动员。西班牙和梵蒂冈紧张关系达到了极点，前者与罗马教廷（其国务秘书是西班牙红衣主教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交换了非常严厉的外交照会；最后，西班牙大使亲自向教皇提出磋商要求，卡纳莱哈斯的这一决定得到了王室的默许。尽管如此，在与梵蒂冈达成极端协议后，政府还是将其提案，特别是著名的“挂锁法”提交给了国家官方公报，根据该协议，上述法律将规定，如果在两年内，西班牙的教会这一棘手问题没有受到新结社法的规范，那么，原有的挂锁法就会生效。
如果说卡纳莱哈斯政府以非同寻常的力度面对宗教问题，那么它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社会领域，也同样强调国家干预。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做法相反，他认为公权力的干预应是实现和谐与社会安宁的主要手段，为此，作为国家执行部门的政府应制定旨在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规范，促进社会团结，防止强者欺凌弱者。早在1902年，卡纳莱哈斯在担任农业、工业、商业和公共工程部长的短暂任期内，就试图通过其部门的两项重要举措来实践他关于国家仲裁作用的想法：一方面，土地政策改革项目特别强调土地的社会效用，这是一个比公共效用更为宽泛的概念，目的是通过对非生产性财产施加税收压力来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弊端；另一方面，他计划成立一个劳动研究所，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在收集信息和编写有关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研究报告后，向政府提出具体的社会行动法律措施，以及控制遵守情况的公共检查机制。这一举措起到了示范作用，一年后，由安东尼奥·毛拉担任首任主席的保守派内阁推动成立了“社会改革研究所”，这是西班牙社会行动史上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古梅尔辛多·德·阿斯卡拉特一直担任该研究所主席直至去世。
除了这些举措外，卡纳莱哈斯在被任命为行政首脑后，开始实施他最雄心勃勃的国家干预计划。他首先回应了西班牙人民的两个旧有要求：取消消费税和建立义务兵役制。关于“令人憎恨的消费税”，卡纳莱哈斯从其政治活动一开始就主张必须取消这一税种，因为对西班牙进步自由主义而言，自19世纪初以来，这一税种综合了社会的不公正，用他的话说，这一税种“对富人来说非常轻，对无产者来说则是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因此，他认为1911年在法律上最终废除这一税种是他的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尽管他建立的城市收入累进税会虐待自己党内的一部分人。关于义务兵役制，政府在1912年通过法律，结束了那些有能力向国家缴纳大笔金钱的人免于服役的特权：这是真正的“血税”。自1836年以来，“血税”一直压在人民头上，卡纳莱哈斯通过让所有男性公民在战时平等服兵役，结束了这一现象。尽管上述法律规定，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向所谓的士兵配额缴纳现金的方式来缩短服兵役的时间。
除了这些获得西班牙社会大多数人喝彩的法规之外，卡纳莱哈斯政府还批准了王室在1910年立法机构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一系列规定，涉及学徒合同的管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条件（著名的椅子法），禁止妇女上夜班、工人诉诸工业法庭、工人养老金、采矿业的工作时限、工人廉价住房等。
指导卡纳莱哈斯政治管理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对实现所谓的西班牙君主制国家化的执着追求。要做到这一点，君主制度必须扩大其基础。这样，大众对君主制的憧憬就能成为国家前进的动力，使西班牙摆脱灾难后的一蹶不振。
与英国君主制相比，西班牙自由派领袖的参照模式是萨伏伊君主制，它在现代意大利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统一作用。卡纳莱哈斯曾多次宣称自己的共和思想渊源，甚至在他于1902年加入萨加斯塔最后一届政府后，他还受到了保守派媒体和议会反对党席位的猛烈抨击。但他很快就得出结论，鉴于复辟政权等机构的运作存在缺陷，其影响力绝对无法渗透到国民意志中，只有1876年宪法赋予君主的调节权力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一个真正的民主化计划，在政权中为处于体制外围的进步和变革力量留出空间。
我坚持我很久以前说过的话。政府的形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西班牙，君主制并不是我们观点发展的障碍，它值得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坚定的忠诚来捍卫。”
除了边缘化他那个时代西班牙盛行的教权主义调控、国家对社会的政策以及国民化君主制改革，在他行使权力的33个月里，他从不回避工作中遇到的巨大挑战。其中最紧迫的也许是所谓的“加泰罗尼亚问题”。尽管他本人认同98年后沸腾的西班牙民族主义，但在不越界的情况下，正是其政府最终回应了加泰罗尼亚主义的要求，并在国会批准了有争议的联邦法。在该项目的辩论中，首相本人出色地捍卫了上述规范的相关性和历史必要性后，并要求他的党内同僚遵守投票纪律，从而保证了他作为自由党领袖的领导地位。卡纳莱哈斯由此实现了伟大的安东尼奥·毛拉努力却在上届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的目标，尽管他因帕尔迪纳斯的致命子弹而无法参加参议院的最后一次议会程序。
卡纳莱哈斯还将以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面对各种问题，如日益增长的社会动荡，这是由结构日益完善的劳工运动（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成立了全国总工会CNT——将革命总罢工作为与政府斗争的旗帜）所引发的；或者是1910年5月的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成功取得联合后的欣喜若狂，以及1910年共和国在葡萄牙的成立。政府知道如何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将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罢工与其他明显出于劳工动机的罢工区分开来，例如著名的北部矿业罢工，该罢工导致行政部门对矿业工作日做出规定。在革命共和主义出现时，卡纳莱哈斯政府在执行法律时也毫不手软，比如1911年8月2日在丹吉尔水域发生的著名的努曼西亚号护卫舰叛变事件。
1911年，努曼西亚号上一群共和派水兵试图发动兵变，他们最终被镇压。其首领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自著名的“流血一周”（1909年7月26日）（因反对政府在摩洛哥的军事冒险而爆发的一系列流血事件，译者注）以来，摩洛哥就成了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之一，它在卡纳莱哈斯政府的行动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尽管西班牙社会强烈反对在里夫酝酿战争，但在法国激进派约瑟夫·卡约政府的侵略和霸权政策导致巴黎和马德里之间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卡纳莱哈斯首相始终表示愿意遵守有关该地区的国际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纳莱哈斯在1911年4月下令军事占领拉腊什和凯比尔堡时采取了与法国人占领非斯时相同的借口——维护城市的公共秩序。马德里和巴黎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1912年11月27日西班牙和法国签署条约，该条约建立并划定了两国在该地区的保护国，结束了冲突，但正如联邦一样，条约的主要推动者也未能看到条约的完成。
继续列举他在担任西班牙政府总统期间的政治生涯中的伟大里程碑将是很长的，正如历史学家大师赫苏斯·帕蓬所写：
诚然，历史学家不应陷入这样的误区，即假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如果在某一时刻没有发生某些特殊情况：战争、革命、暗杀，不管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就会......等等。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在其著作《西班牙》中认为卡纳莱哈斯是唯一能够改变西班牙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也许他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卡纳莱哈斯也许是当时唯一一个为西班牙君主制的政治复兴和民主化制定了合理的国家计划的政治家。卡纳莱哈斯深信，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改良主义者，而历史再次应验了这一点。
作为当代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我认为在卡纳莱哈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用几页纸来缅怀这位伟大的西班牙人、伟大的西班牙政治家是非常公平的。
译者：Carlos. P. Mosseu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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