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笔】共同体的“肃剧”：雅典瘟疫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
文摘
历史
2023-11-12 12:30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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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与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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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伍德的著作
柯林伍德（R.G.ollingwood)曾经由于修昔底德言辞的客观和医学式的作为特殊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历史学”风格，对修昔底德发出过编年史式的“反历史”写作的指控[1]。修昔底德著名的“我所写下的并不是为了博取一时听闻的竞赛作品，而是万古长青的永久财富”和“关于战争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所记述的事件，要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要么是从别的亲历者那里听来的，这些我都要尽力探究其中每一个细节，以求符合事实” [2]的自白似乎也坐实了关于他“特殊的科学”的指控。与此相对的，热衷于为古代史学辩护的莫米利亚诺则认为修昔底德具有线性叙事的、“历史的”意识，他将零散的历史事件串成了“历史”[3]， “对于他（修昔底德）来说，过去只是现存的政治状态的开始；而“现在”则是了解过去的基础。了解“现存”就能够了解人性的作用，“现在”的经验可以为将来所用（尽管还不能肯定具体如何使用），或者是开启过去的钥匙。…然而“现在”是人们唯一能够获得可靠信息的时代，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从“现在”开始，而且只能够在证据允许时才能深入到过去”[4]； “在修昔底德对历史确定性标准的方法论反对的背后是他的生活兴趣的不同取向”[5]； “修昔底德让历史主要成为了当代史”[6]。 同时，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书写也体现了他浓烈的价值倾向，“历史写作没有变成政治写作，但政治思想却成了历史思想。”[7] 施特劳斯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对修昔底德而言）外部政治对“我们”来说便是首要的，尽管它‘本身’或‘自然’上并不是首要的”；“他（修昔底德）更关注‘first of us’的事物，而不是‘first of nature’的事物”；“政治理解或政治科学不能始于将城邦看作是洞穴，而必须始于将城邦看作一个世界，看作是世界中最高的东西；它必须始于将人类看作是完全沉浸在政治生活中的人：‘现在的战争是最大的战争。’” [8]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的书写中，客观性的因素被抛弃了，除了少量有着明显证据可以证伪的内容（如米洛斯对话、弥提勒涅辩论和关于克瑞翁的描述）以外，他的书写都有着较高的可信度。当面对“自由虚构之物”、“真实的改写”和“逐字逐句的如实报道”三种对修昔底德理解的不同态度时[9]， 我们需要意识到，比起作为待批判的古代材料而言，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更类似于我们当代的历史书写。 ![]()
在意识到了修昔底德书写的目的性之后，“被修昔底德放大了的、与实际重要性不符的”[10] 雅典瘟疫的突兀出现使得对雅典瘟疫书写成为了理解修昔底德的重要切入点[11] 。虽然他在对瘟疫的书写中展现了自己著名的“医学”的忠实写作[12] ， 但是希腊人的迷信因素仍然在其中有着自己的影子。一方面是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的，他们大多数相信瘟疫是神灵降下来惩罚他们发动战争的[13] ；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的暗示，他在此引用了两个古老传说：一是与多里斯人（即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开始将伴随着瘟疫，二是如果神圣的珀拉耳癸枯（Pelargikon）墙被占据（在围城期间大量涌入的居民的确占据了该地），灾难就会随之而来。欧文解读修昔底德时暗示“雅典沦为神降罚的遭难，…雅典在米洛斯“亵渎神圣”，而后又在西西里遭受'报应'，这难道仅仅是偶然？”[14] 当我们在阅读修昔底德关于雅典人鼓动下的科基拉内战中神庙被亵渎、德摩斯梯尼让军队驻扎在涅墨奥（Nemean）的宙斯神庙、雅典人在进攻波奥提亚时对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的世俗化使用等不敬时[15] ， 我们不难看出作奸犯科之事（不敬）会导向神罚（战役的失败）。同时，“地震的区域比过去大得多，也更强烈；日食比以前人们记忆中的更加频繁了；有些地方发生了干旱并引起饥荒；最后是杀多、给人们带来最大伤害的瘟疫。所有这些灾祸随着这场战争一齐降临了” [16] 的描述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罗德“严格地说，他（修昔底德）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极端的自然现象与极端的人类斗争会同步增长。但是，一位理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选择提及这些极端的现象呢？是他的笔在这些华丽的辞藻中失去控制而‘跑调’了呢？抑或是他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真相呢？”的问题。我们不妨曲解罗德的意思，将极端的自然现象和极端的人类斗争相联系起来，即神罚和作奸犯科之间的联系；雅典瘟疫和雅典人发动战争之间的联系。雅典人发动战争于修昔底德而言是雅典失去德性的体现之一，“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雅典在非正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道德人格沦丧的最朴实的意义上，辉煌的扩张是一种自我毁灭”[17] ， 而不仅仅是因为发动了战争，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得到更充分的探讨。在这些隐喻中，修昔底德暗示了对希腊人迷信观点可能的赞同。就如修昔底德的同代人欧里庇得斯所说：“你们实在是愚昧无知，你们蹂躏城市、烧毁神庙、破坏墓地——这未受践踏的神殿安眠着你们古老的祖先，你们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 [18] 除此之外，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也可以被视作雅典瘟疫的侧面描写。修昔底德知名的发言“至于不同的人所发表的演说……对我来说，难以原原本本记下演说者的发言。故书中的每一个演说人……在我看来，不过说出了我认为的在各个不同场合必需的话罢了，同时，我尽量贴近实际发言的大意”[19] ， 已经阐述了他所记载的演说辞中的两大重要因素：一是原意、二是他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复述，“每一篇演说辞都是修昔底德言辞的一部分——特殊的一部分。”[20] 伯里克利在修昔底德的书写中有着非凡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更进一步阐释，而国葬演说又是伯里克利在染疫病逝前的最后一次出现，因此这一段文本有着自己独特的重要性。一方面，从伯里克利的意图出发，瘟疫对雅典人的损害已经到了他们无法维持战争的地步。“所有政治演说辞都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它们试图通过劝勉和劝阻，控告或开脱、赞扬或谴责。恳求或拒绝来达成这一目的”， 国葬演说成为了伯里克利鼓舞雅典人的重要机会[21] ，“如果不是看到那么被灾难击倒，过分消沉，我现在也不愿提及。”[22] 既然劝勉被需求，那么雅典群众的“瘟疫于战争同时降临……思想上起了变化，他们谴责伯里克利”[23] ， 这很明显的指出了瘟疫对雅典的后果远不止修昔底德自己不疼不痒的“德性的沦丧”，而对雅典政治起了直接影响。而修昔底德自己在这段演说中也有着自己的暗示，他借伯里克利之口看似赞扬了“雅典方式” [24]，实则将雅典“霸王城邦”[25] 的实际态度揭示了出来。随后“神明所降之灾必须甘于承受”[26]， 则再一次暗示了雅典的扩张与瘟疫之间的罪与罚的关系，“换言之，他们违逆了瘟疫所特意表达的神的告诫。” [27]同时“公民必须把城邦认作他们私人财富的唯一保证者，并全力支持她，每个人的安全和财产都取决于共同体的存活，更进一步说就是这场战争的成败” [28]也暗示了全体雅典公民需要对此负责，瘟疫的“罪”不止在于政治家们，更在于整个城邦共同体。修昔底德热爱雅典，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修昔底德）认为爱国主义是理所当然的”[29]， 但他对民主制度——这一雅典最显著的特征和他的雅典同胞缺乏兴趣。“他（修昔底德）在国外至少居住了20年，他喜欢的雅典人不多，无论如何，他又不是为了爱自己的同胞才到这世上来的。” [30]卡根（Donald Kagen）在描述雅典政治派系的时候使用了“左派”和“右派”两个具有现代意味的词来描述激进派和保守派[31]。依此定义来看，修昔底德是毫无疑问的右派。从家庭出身来看，“他（修昔底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弥尔提阿得斯（Miltiades）的后代……首先是的儿子喀蒙（Cimon），之后是修昔底德的外祖父，另一位修昔底德”[32]， 家族之中有两位右派中心人物[33]， 且有伯里克利的直接政敌墨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这位与修昔底德同名的政客[34]。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反民主的言论也并不罕见，如他对雅典的寡头政府的肉麻称颂以及他对西西里远征中民众盲目的不屑[35]。 而与之相对的，伯里克利则是民主制度毫无疑问的左派代言人。他“使宪法变得更加民主”、“使人民的力量壮大”[36]。在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之中为陪审团提供津贴[37]、 拨出国家土地和津贴戏剧演出、 并且始终与阿[38]那克萨戈拉、芝诺等象征着雅典启蒙的思想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39]。 但也许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完全对立，如伯里克利被认为是民主城邦中的僭主[40]、 真正民主制度的阻碍[41]。也有观点认为伯里克利的平民支持者不认可他的理想，也不认可他伟大的国葬演说[42]。修昔底德也有着明显的“雅典方式”的特色，“然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雅典人会说的说，他所有的才智都用来了解作为、一个雅典人所必须面对的战争的意义。” [43]不仅他的生长环境是民主的雅典，“修昔底德属于伯里克利的雅典——属于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泰戈拉教育下的雅典。” [44]而且修昔底德所致力于的历史学也有着民主雅典的影响，“史学在公元前5世纪十分成熟的爱奥尼亚和阿提卡民主社会中发展起来，这并非偶然。民主的胜利是社会变动和改革的胜利，是自由和理性选择的胜利，它刺激了人们对政治理论和宪法改革的兴趣，吸引人们去比较希腊和非希腊制度，比较各种希腊制度。”[45] 但是大体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对立的政治立场。在这一对比下，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生活的作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不寻常的夸赞则显得奇怪。“他（伯里克利）最稳妥地展示了他天生的力量，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人更值得钦佩。…他最擅长通过最少的焦虑来了解眼前的情况，又善于在最大程度上估计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他最善于在尚不明显的情况下遇见好事和坏事。总之，由于天性所赋予的力量和处事简练，他最擅长应对急难之事。”[46] 这样直白的褒扬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是罕见的。修昔底德在行文时也存在对伯里克利的明显偏袒，“他对于那些通过菲迪亚斯、阿那克萨戈拉、阿斯帕西娅等人施加在伯里克利身上的间接攻击也只字未提。” [47]这种论调也显得不符合修昔底德以往的思路，罗德的总结很到位：“在赞成伯里克利时，修昔底德脱离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总体的政治态度。他夸大了一个领导人（无论他有多么伟大）能够控制民主制下雅典的程度，他也夸大了有绝对权威的伯里克利和其后互相竞争的政客之间的差别。他不赞成之后雅典的冒险，便使伯里克利的战略看起来更具有防御性，其目的只是为了长期生存，而现实可能并非如此。” [48]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拿出修昔底德笔下另一位很有特色的人物克瑞翁与伯里克利作比较。修昔底德对克瑞翁的评价显然有失公正[49]， 甚至被称作“最暴戾的人”[50]。不仅于史实上的偏差，在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的名著中，他将克瑞翁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修昔底德肃剧式叙事的证据。“修昔底德刻画出他的主要人物。克瑞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没有个性，没有历史，没有环境，没有不相关的联系。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进入这段历史，就好像在戏单上。” [51]克瑞翁的行事也缺乏逻辑，似乎是单纯的反对伯里克利战略，“修昔底德在这部分历史（克瑞翁）中完全没有描述事实不是由于他的个人动机，而是由于设计原则的影响”、“修昔底德并不是纯粹将克瑞翁看作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类性格。” [52]甚至在关于克瑞翁之死的段落，我们都知道对于希腊人而言死亡是一件神圣的事，修昔底德居然也在此运用修辞术对克瑞翁进行了贬低：伯拉西达之死是身先士卒的战死，并且最终取得了光辉的战果[53]， 而克瑞翁“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坚守战斗岗位” [54]并不光彩地死于一个轻盾兵之手[55]， 克瑞翁死于这场战斗，显然当时的细节修昔底德难以获取，这段大概率为他为了贬低克瑞翁所编撰的。将对克瑞翁肃剧化叙事的方法用于伯里克利，修昔底德的目的就可以被梳理出来了。修昔底德也是通过肃剧化的方法塑造了伯里克利，“他（修昔底德）剥夺了这个人的个性，只留下一个抽象的、一般化的标本。”[56] 伯里克利的一切尽善尽美，修昔底德甚至可能认为只要伯里克利在世，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不可能失败[57]， 而伯里克利唯一的没有预料到的内容就是瘟疫，“伯利克里深谋远虑，估计正确，但他万万没想到瘟疫的发生。” [58]在此他这样书写的动机也很明确：对瘟疫之前的雅典的怀念。瘟疫摧毁了黄金时代的雅典和它的领袖伯里克利，伯里克利之死象征着雅典无可救药的衰落。默雷关于修昔底德对此心态的总结一语中的：“修昔底德……成为伯利克里旧党的残余”；“（修昔底德）的雅典败坏了，难以辨认，他的年老的“爱人”死了，已被埋葬了，但他牢牢地记着他的真正的城市和他的领袖——这个人被他们称为政治煽动家，因为他太伟大了，以至人民无法理解他。” [59]在瘟疫中见证自己两个儿子染病去世，不久后他也追随他们而逝（François Chifflart, Périclès au lit de mort de son fils, 1851, Paris,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第一卷，修昔底德就强调他所记载的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megistos）的战争。”[61]在他后续的叙述中，他也不吝啬于赋予这场战争“最”的名号：“有史以来雅典集结起来的规模最大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雅典城邦牺牲的最优秀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最意想不到的事”、“有史以来最好的希腊军队”、“在希腊人中由最大的城邦参战、耗时最长、最伟大的战役”[62]…… 在先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修昔底德“现在”的意识，他有意识的关注“由过去所创造的现在。” [63]在此处，他以这种无从质疑、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当下的才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64]。 在希腊社会之中，痛苦和苦难常常被视作与伟大相挂钩的因素，“痛苦的经验使人聪明。” [65]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之中，这一关联也并非没有体现，“战争是一位严酷的老师”[66]， 白春晓在此之中察觉到了修昔底德一个特殊的取向：“将自己的叙事权威建立在对苦难的直接呈现上。” [67]修昔底德常用的对比是“话语”（logos）与“行动”（ergon），或者“理论上”、“表面上”和现实之间的对比，点明“最真实的原因”[68]。对修昔底德而言，当今的世界和当今正在发生的事件超越以往的任何时刻，“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普遍的又是最高的，它是全面战争、绝对战争。它是战争本身，是大写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次独特的事件，它以某种无法被超越的方式，向所有时代，彻底揭示出了战争的本质。” [69]这是这场战争的logos。那么这场战争的ergon就是其带来的深重苦难。更具体而言，苦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理解为瘟疫[70]， 瘟疫既包含了人的“罪”又包含了神的“罚”，为修昔底德的“难叙事提供了丰富素材。修昔底德的苦难叙事以他叙述科基拉内战时关于人性的著名论断为出发点：“只要人性保持不变，这类苦难就会继续降临，而且总会降临，只是根据环境的变化，每次的情况的严酷程度或轻或重，形式有所不同罢了。”瘟疫是现在的，即最真实的苦难，因此也具有着最大的“反映人性”的能力。“他（修昔底德）并没有像一个道德家那样说教，而是像一个医生那样检查、探测和诊断，他相信他对公共道德的崩溃的描述是他对战争病理学描述的一种贡献。” [71]古典学家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由Makalesever摄制。修昔底德在修辞时常常使用两组叙述进行对比，如我们先前介绍过的伯拉西达与克瑞翁。而在考察他的瘟疫文本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关于此与雅典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比 [72]。雅典帝国主义能让人与宗教或道德的内容产生联想[73]， 而雅典帝国主义的扩张毫无疑问的有悖于希腊世界的道德准则的[74]。修昔底德在处理雅典瘟疫时也着重于道德的沦丧：“这场瘟疫也第一次让雅典人目无法律…人们看见不论敬畏还是不敬畏神明，都一样是死。” [75]在先前关于修昔底德与医学的内容中，我们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医学写作的目的。沃格林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复：“修昔底德以一种解剖学家解析病体的激情，描述了这一过程和它的结果；经过它的结果；经过他的描述，我们练就一双慧眼，可以辨认出人格腐蚀所引起的后果。” [76]瘟疫侵蚀了人的道德，让雅典人在“野蛮与希腊性的两极”内逐渐摆向了前者[77]。 而整体而言，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兴衰好像一场肃剧，修昔底德叙述下的雅典常被理解为陷入伯里克利黄金时期之后的悲剧性沉沦[78]。先前提到的克瑞翁在自己的肃剧中扮演着小主角，也在雅典这场大肃剧中扮演着小配角，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出修昔底德双重比较的修辞[79]。在这场肃剧之中，“得意时飞来横祸”是最显著的肃剧情节要素[80]， 在被盛赞和怀念的伯里克利的黄金年代之后，瘟疫如同机械降神一般打断了这一切。希罗多德曾经如此描述过波斯人：“一个人同时君临亚细亚与欧罗巴——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邪恶而傲慢的人——这个人把神圣之物和日用之物同等对待，他烧毁并且抛弃了神像”[81]， 而在修昔底德笔下这一特征反而到了起初反抗波斯的雅典人身上。在肃剧中，有着必然性的力量推动着主角走向肃剧式的转变，这一要素同样可以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被找到[82]， 整个共同体都在迈步走向衰败的结局，无论是雅典的启蒙、繁荣还是修昔底德笔下民众的狂热，都在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普通大众…将毫无防备的人带向毁灭。” [83]康福德对此做出了悬若日月的总结：“他（修昔底德）觉察出这些宏大的原则正将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塑造一种美丽与恐惧并存的事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肃剧。” [84][1]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30.[2]修昔底德，1.22.4；修昔底德，1.22.2。[3]“修昔底德的同代人，却对这一事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不甚了了。他们只知道一场阿喀达穆斯战争或称十年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11年。他们还知道一场德刻拉奥战争战争或称爱奥尼亚战争，从公元前414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这些零星的次要冲突，只不过是习惯地打断了希腊人所谓的城邦之间的和平。”（Erik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 of Eric Voegelin, vol.15:Order and History, vol.Ⅱ, The World of the Polis, Athanasios Moulakis(ed.),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424.）[4]Arnaldo Momigliano,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G. Bowersock(ed.), Oakland: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p. 41.[5]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96, pp. 214-215.[6]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 130.[7]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I.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86, p. 384.[8]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239-240.[9]David Grene, Greek Political Theor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20.[10]A. J. Wo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32；莫米利亚诺也提到了瘟疫在修昔底德文本中的突兀：“他几乎完全没有描绘过异国的土地、不寻常的事件（除了瘟疫）、名人轶事、神话和崇拜。”（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96, pp. 214-215.）[11]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The Ten Years’ War, vol. Ⅱ,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46.[12]关于修昔底德是否直接运用了医学语言的问题在近年的学术界再次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欧文（Clifford Orwen）通过对“prophasis”一词的使用进行分析，认为尽管医学使用的语言与修昔底德相类似，但两者都在日常用语范畴之内，并非医学所独有（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4）；罗德（P. J. Rhode）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尽管修昔底德很可能受到了医学著作的影响，但并没有直接使用医学的语言（P. J. Rhodes:《修昔底德》，白春晓译，武汉：武汉大学，2021，第93页）。具体的用词虽然使得医学的因素减少了，但是不能彻底抹去修昔底德语言中医学的风格，故笔者在此依旧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尤其是对雅典瘟疫的写作有着医学的风格。[14]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1.[15]修昔底德，3.81.5；修昔底德，3.96；修昔底德，3.98。[17]Erik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 of Eric Voegelin, vol.15:Order and History, vol.Ⅱ, The World of the Polis, Athanasios Moulakis(ed.),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436.[20]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163.[21]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166.[24]修昔底德，2.62；关于“雅典方式”参见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p. 148-240。[27]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 20.[28]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p. 20-21.[29]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Company, 1901, p. 199.[30]Arnaldo Momigliano,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41.[31]Donald Kage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33.[32]P. J. Rhodes:《修昔底德》，白春晓译，武汉：武汉大学，2021，第11页。[33]关于喀蒙在雅典右派中的地位，见老寡头，《雅典政制》，2.18。[35]修昔底德，8.97.2；修昔底德，3.82。[40]修昔底德，2.65.4；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9。[42]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p. 24.[43]Arnaldo Momigliano,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 41.[44]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161.[45]Arnaldo Momigliano,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22-23.[47]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 30；更详细的考证见Donald Kage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96-197。[48]P. J. Rhodes:《修昔底德》，白春晓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第74页。[49]卡根关于修昔底德对克瑞翁军事上的贬低有所考证，见Donald Kage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67-368。[51]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p. 146-147.[52]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p. 81& 126.[55]希腊人认为死于轻步兵之手是极不光彩的，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448-449。[56]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 126.原文此处指克瑞翁。[57]“修昔底德相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几乎完全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各国领袖…只要伯利克里担任城邦的首脑，他就能使雅典安全…直截了当的说，修昔底德的信念的精髓是，在伯利克里的领导下，雅典会轻而易举地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见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I.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pp. 405&-406。[58]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 198.[59]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p. 200-202.[60]苦难叙事见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7-54页。[62]修昔底德，2.31.2；修昔底德，3.98.4；修昔底德，4.40。1；修昔底德，5.60.3；修昔底德，5.74.1。[63]Zachary S. Schiffman, The Birth of the Past,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2.[64]Simon Goldhill, The Invention of Pro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2-43.[67]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53页。[68]P. J. Rhodes:《修昔底德》，第89页。[69]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155.[71]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I.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p. 400.[73]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229.[74]David Grene, Greek Political Theor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 Chics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43；莫米利亚诺也总结过：“宣战具有宗教意味”，见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124-125。[76]Erik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 of Eric Voegelin, vol.15:Order and History, vol.Ⅱ, The World of the Polis, p. 437.[77]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157.[78]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 p. 28.[79]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 128.[80]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 223.[82]Donald Kage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57-374.[84]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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