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笔·观点】​身份与国际关系

       约翰·赫兹（John Herz）从未写过关于希腊人的文章，但他的思维方式却与希腊人相似。希腊人重视基于“中庸”（meden agan）的人生观和政治观，这可以翻译为“中间道路”（middle way）或“不求甚解”（nothing in excess）。而约翰的战后著作倡导一种与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和外交政策相关的实践方法，试图在现实政治和理想主义之间搭建一条中间道路。他的现实主义观点包含了自由主义的内容，约翰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普遍重要性，但也试图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来限制权力的行使。正如约翰在他的一部著作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忘记了自由主义理想，人类事业就会失败。正如人类事业如果留给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也会失败一样。”

       该文实际上是在向约翰致敬。因为作者认识到，中间道路虽然略显复杂与不雅，而且更难以从思想层面为其辩护，但总体而言比一味坚持某种世界观来说更能指导政策。该文主要是从荷马的著作中分析了中间道路的表征。如果说《伊利亚特》蕴含着教益的话，它的主要教益就是人需要节制和妥协，尤其是对于强者而言。对于大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心态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阻止他们进行可能导致灾难的变革性国际项目，因为这些项目根植于意识形态的确定性（ideological certainty）。之后，作者将注意力转向约翰从未详细讨论过但对他的职业和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他者”概念。对外来群体的刻板印象及其所助长的敌意使得人们对战争、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支持变得更加容易。虽然约翰在他的祖国德国成为了一个令人憎恨的“他者”，但他勇敢地反对他祖国的种族偏见和发动的帝国战争。效仿约翰的例子，作者试图对身份以及“他者”在身份的建构和维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提供更合理的理解。为此，作者首先利用了心理学相关调查和实验研究的经验证据。然后作者转向荷马的《伊利亚特》（这是文学传统的奠基文本），它对身份和“他者”问题的界定与康德、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截然不同。这一传统以罗马时代的维吉尔和二十世纪的乔伊斯等人为代表，非常值得强调，因为它的身份认同方法更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发现。最后，作者讨论了这一传统与心理学证据同现代实践之间的一些联系。

当代社会身份的断裂与冲突更加要求人们了解“身份”的内涵

身份的哲学

        身份是含义模糊且多变的一个概念，但为了避免“本质主义”的指控，它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指出了这一术语的五种主要用途。身份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或政治行动的基础或依据，是一种集体现象，表示某一群体或类别成员之间某种程度的相同性，是个人或集体“自我身份”的核心方面，是社会或政治行动的产物，或者是多种相互竞争的话语的产物。他们还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如此流行的建构主义身份概念并没有深入探讨利用胁迫手段强迫身份认同的过程。他们对多样且多变身份的认可，也与政治家们常常追求的单一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试图将具有多样身份的群体转变为统一的和具有排他性的群体。

       在哲学、政治学和现实政治中，身份建构通常被认为需要创造“他者”，甚至需要将他者妖魔化。最极端的说法来自卡尔·施米特，他断言政治身份最好是在与对手的暴力斗争中形成。从古时的以色列人开始，这种说法就有大量历史证据。在现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制造或利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来推进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治议程。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将拉丁移民视为不可同化的“他者”，还将伊斯兰教视为威胁美国经济安全与物理安全的外部“他者”。“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成功地动员了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以及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许多美国人相信世界分为“热爱自由的人民”和“懦弱的恐怖分子”。

       “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18世纪，西欧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借助外部冲突来凝聚国内力量，而“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首次被概念化。康德的理论认为，人们的“非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将他们吸引到社会中来，但又导致他们以威胁社会解体的方式行事。康德认为这种对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也是国家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战争将人类驱散，但人类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这迫使他们团结起来，服从法治。每个政治单元都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就像在社会建立之前个人拥有的自由一样，因此单元们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维系个体秩序的代价就是群体之间会频繁爆发冲突。“我者”的维持是以“他者”为代价的。

       黑格尔以康德的表述为基础，提出了他的见解，即现代国家与其前身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凝聚力与其说是建立在已有的文化、宗教或语言认同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公民对提供共同防御的中央政权的忠诚之上。公民凭借国家的外部冲突和国家要求他们自身做出的牺牲来形成集体认同。黑格尔在《德国宪法》（The German Constitution）中写道，“国家彼此处于一种强权关系中”，这种关系“已被揭示并成为普遍的关系”。康德认为这种情况是悲剧性的。与之相反，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在人类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认为，国家间的冲突不仅有助于公民的自我认识，也有助于每个国家认识自身。它可以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伦理学上的目标。黑格尔之后，和平开始被视为欧洲国家间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而不是某种文明进程的结果。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将国际关系概念化为主权国家间的交往，进一步使国际关系作为冲突和战争的领域合法化。17世纪，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道夫赋予国家以道德人格，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对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约束国家。18世纪，瓦泰尔进一步将国家纳入万民法。主权的概念为国家奠定了法律基础，并为国家领导人在其疆界内随心所欲地行事提供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利。只要符合战争法，它还为国家在边界之外以武力谋求利益提供了正当理由。主权是一个起源多样甚至模糊的概念，最早在16世纪得到普及。当时，人们更重视其国内含义而非国际含义。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中许多是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的德国人（如希伦、克劳塞维茨、兰克、特雷茨克），对主权进行了论述，使中央政府的权力累积合法化，并将国家描绘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主体。主权巧妙地将各行为体划分开来，使“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显得自然而然，甚至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发展。

       这种二元对立还体现在欧洲或基督教社会的概念中，它最初将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作为政治和文化上的“他者”排除在外。直到18世纪末“国际”的概念出现，它的发展影响并加速了欧洲社会在下个世纪向国际体系的转变。拿破仑战争后，新的合法性标准扩大了国际社会的边界。到1900年，非西方国家开始被接纳为国际社会的成员，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非殖民化进程，国际社会成员数量激增。近几十年来，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推动了一种更具世界性的民主理念，这种理念延伸至国家以外的单元，并对许多公认的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扩大共同体概念的努力总是遭到强烈反对。1859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假定在一个文明国家与另一个文明国家之间，以及在文明国家与野蛮部落之间，可以有相同的国际惯例和相同的国际道德准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也做出了同样令人反感的区分。民主和平论的倡导者以康德为依据，但实际上是继承了密尔的传统，他们更新了康德的二分法，将世界划分为自由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他者”。与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大相径庭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为民主国家的经济渗透或军事干预辩护，他们认为上述行动为被渗透国及其人民传播了民主。“9·11 ”事件以来的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表明，政治领导人利用民众对“他者”的恐惧在国内制造团结是多么容易。

       尽管康德、黑格尔和施米特的观点存在诸多差异，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都是构建自我的民族身份。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他者”身份建构的后果，并记录或证明了排斥和刻板印象对其发展和自尊的负面影响。康德和黑格尔都不是单一维度的思想家，他们不仅把身份认同视为差异的建构，而且视为与先前存在的差异的相遇。在文化差异和其他差异之下隐藏着共同的人性，通过个人及其集体的相互承认过程，“我者”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可能会被克服。对康德和黑格尔以及赫尔德的这种解读，在米德和皮佐诺那里得到了体现，并为伽达默尔和列维纳斯的计划提供了灵感。

       对于现代思想家来说，身份认同问题不存在可证实的形而上学真理。威廉·康诺利指出，尼采和施密特在关于“他者”的辩论中提供了截然相反的基础文本，他们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哲学现实。尼采试图通过对话来超越现实，在那些坚持相互竞争的人之间建立共同体。施米特则求助于国家，通过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寻求确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如果说尼采将美与个人自由和联系在一起，那么施米特则将美与同一性、团结和力量联系在一起。

内群体与外群体

       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n Brewer）感叹道，即使在心理学界，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内群体团结一致和外群体充满敌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对种族中心主义和刻板印象的奠基性研究。他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出发，推断出内群体的自豪感、忠诚感和优越感与对外群体的蔑视、仇恨和敌意呈正相关。最近关于“群体实体性”（entiativity）的研究发现，建构“他者”的需求在群体中普遍存在。亨利·塔杰菲尔（Henri Tajfel）认为，社会身份可以让个人沉浸在群体成就的荣耀中，从而缓冲焦虑并建立自尊。内群体认同会导致对内群体成员的偏爱，以及对非内群体成员的偏见。有证据表明，即使对自己不利，人们也会依据这种偏见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资源分配。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加入和维持群体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是强化性的。不过，自尊作为一种动机的证据仍然很充分。研究表明，低地位群体的成员通常会采取以下两种策略之一：采取集体行动以提高其群体的地位，或者投奔地位更高的群体。譬如，以运动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认同排名靠前的运动队，而与排名下降的运动队脱离关系。再如，跨文化研究也表明，人们更愿意认同地位较高的群体，尽管不同国家的群体认同模式（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各不相同。群体和环境变量使自尊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从而使认同维护策略的选择对环境极为敏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家行为体也表现出类似的偏好。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于 1954 年发表了关于偏见的开创性研究报告，这是第一部提出内群体依恋并不需要依赖外群体敌意的重要著作。奥尔波特推论说，内群体是比任何外群体的概念都更早形成，内群体团结与对外群体的积极和消极情绪是相容的。奥尔波特还发现，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改变的；内群体的认同会根据具体情况变得更具/不具包容性。随后的一些实验和跨文化调查证明，内群体认同与对外群体的负面情绪无关。调查尤其表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都是内群体团结的表现）在概念上有别于对外群体的成见和对他们的攻击。用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话来说，“反对意识”是指基于对外部群体的敌意而产生的认同感，这种意识在实践中可能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

       布鲁尔总结了最近的研究，发现内群体在团结、敌意和歧视等各种情绪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模式，但人们对这些模式的理解还很不透彻。内群体偏见和外群体敌意与内群体成员间的彼此优待相比，与针对外群体的歧视或暴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即使没有强烈的负面刻板印象，美国和西欧对民族和种族偏见的研究也表明，“微妙的种族主义”普遍存在，即对少数群体缺乏好感。微妙的种族主义强化了内群体成员胜过外群体成员的心理倾向。反过来，歧视也不需要内群体的忠诚或依附，甚至不需要对外群体的负面成见。调查和比较政治研究表明，在群体争夺物质资源或政治权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最为明显。

       总之，有大量历史证据表明，身份建构往往伴随着刻板印象中“他者”的产生。然而，几乎没有经验或实证证据可以支持身份认同或民族团结需要“他者”的说法，更不用说以暴力手段将他们排斥在国内或国际社会之外了。

案例分析：《伊利亚特》

       根据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是帕里斯与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海伦私奔导致的直接结果。其主要焦点在于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的冲突，这是出于荣誉。贪婪的阿伽门农从阿喀琉斯手中夺走了一个女奴，以代替他必须归还给父亲的女奴。阿喀琉斯恼羞成怒，退出了战斗，拒绝了阿伽门农随后送给他的礼物，只身重返战场，为心爱的帕特洛克罗斯报仇。特洛伊将被攻陷，居民将被屠杀或奴役，但在此之前，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以及其他许多希腊和特洛伊英雄都将死去。墨奈劳斯将带着海伦回家，但他的兄弟阿伽门农将被他不忠的妻子克莱特涅斯特拉杀害，因为后者从未原谅他牺牲女儿的行为。

       特洛伊人是希腊人的主要“他者”。与特洛伊人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场战争团结了希腊各地的城邦，帮助建立了他们共同的希腊身份认同。就像阅读荷马对战争的描述一样，后世的希腊人认为自己是特洛伊人的直系后裔。希腊勇士对特洛伊对手充满“仇恨”（misei）。仇恨是战争的产物，这场战争将希腊人带离家园，使他们面对严酷的军营生活，以及因疾病和敌军而失去越来越多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领袖阿伽门农贪婪且专制，他的行为嘲弄了希腊人追随他前往特洛伊的价值观。阿喀琉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仇恨的焦点：“特洛伊人从未给我造成任何伤害，丝毫没有，他们从未偷过我的牛和马，他们从未糟蹋过我的庄稼。”阿伽门农将他的女奴布里塞伊斯据为己有，他怒不可遏，大声喊道：“不，你这个无耻的巨人！我们都追随你，为你而战，为了从特洛伊人手中夺回你的荣誉——墨奈劳斯和你，你这个狗东西！”

       这件事之后，阿喀琉斯和他的米尔米顿人退出了战斗。阿喀琉斯有资格这样做。其他战士不能在帐篷里生闷气，也不能打道回府，否则就会被斥责为懦夫和逃兵。他们也不能像诗中唯一有发言权的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那样公开抱怨，他因为敢于直言而被奥德修斯打成了肉酱。贵族战士必须压抑自己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恐惧，并将其转嫁给特洛伊人。在这种情况下，《伊利亚特》的真正非凡之处在于它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描绘成本质上相似且同样值得尊敬的民族，这种描写揭示了希腊人的仇恨是一种心理防卫，并为战争及其无法阻止的屠杀增添了凄美色彩。听众和读者同样为双方英雄的死亡而悲伤，这种情感反应与诗歌最初似乎设定的二元对立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感。

       第三卷着重描写了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两个人：帕里斯和墨奈劳斯。帕里斯是史诗中最不值得钦佩的人。他带着墨奈劳斯的妻子潜逃，而且是个懦夫，甘愿让他的兄弟们承担战争的重担，自己却在宫殿的密室里与海伦幽会。墨奈劳斯直率而乏味，一心想救回海伦并摧毁特洛伊，以报答特洛伊对帕里斯和海伦的帮助。在赫克托耳的怂恿下，帕里斯同意与墨奈劳斯单挑，胜者将得到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在宙斯面前发誓从此和平相处，承认除了海伦之外，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将他们分开。甚至墨奈劳斯也同意这一安排。两支军队聚集在一起，献祭一只白色和黑色的母羊，象征他们达成的协议，并祈求诸神保证他们在战斗结束后和平共处。希腊人不信任普里阿姆的儿子们，因此请他为休战协议盖章。

       阿贾克斯和赫克托耳之间的第二场大战也是不欢而散。赫克托耳展示了自己是一个公正的战士。他对阿贾克斯喊道：“小心！虽然你个头大又虚张声势，但我可不想偷偷摸摸地打你——我会光明正大地与你战斗，而且就是现在！”众神阻止赫克托耳和阿贾克斯自相残杀，两个精疲力竭的战士最终同意休战。赫克托耳告诉阿贾克斯：“来吧，让我们互相赠送礼物。这样，无论是特洛伊士兵还是阿耳吉维人，都可以说‘他们先是带着噬心的仇恨战斗，然后他们在友谊的盟约下和好。’”

       第三场和第四场大战的结果都是死亡。赫克托耳战胜了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耳。在杀死赫克托耳后，阿喀琉斯刺穿他的脚踝，用生皮带子将他的脚踝绑在战车上，然后将他的尸体拖回希腊人的营地，暴露在狗面前。得知儿子的死讯，赫库芭反过来感叹说，她可以“生吃阿喀琉斯”！对希腊人来说，人类的定义之一就是是否能烹饪肉类，因此这两处对“生吃”的提及至少表明了一种动物状态的回归。阿喀琉斯对赫克托耳身体的玷污将这种堕落又推进了一步，使他与自己的身份疏远，并威胁到希腊军队的荣誉。众神出面保住了赫克托耳的尸体，向阿喀琉斯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让普里阿姆潜入希腊军营，赎回了他的儿子。他们感叹道：“阿喀琉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怜悯！真是没有羞耻感的人。”怜悯是人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而羞耻则是文明的标志。

       第 24 卷中，阿喀琉斯和普里阿姆在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巅峰对决中相遇。这场遭遇战充满了危险；普里阿姆必须带着他的马车偷偷穿过希腊人的防线和营地，并只能相信阿喀琉斯会妥善地接待他。而阿喀琉斯必须压抑自己的怒火，因为他随时都可能爆发并以暴力对付普里阿姆。看到普里阿姆，阿喀琉斯和他的家臣们都呆住了。阿喀琉斯看到威严的普里阿姆惊叹不已。他的部下也惊叹不已、交头接耳。普里阿姆看准时机，向阿喀琉斯吐露心声：

       “请记住你的父亲，伟大的阿喀琉斯神——他和我一样老，已经过了垂暮之年！毫无疑问，他周围的同胞们现在正困扰着他，没有人可以保护他，击退灾难。”

       几行之后，他试图将阿喀琉斯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自己身上：“敬畏诸神，阿喀琉斯！可怜我自己，也记住你自己的父亲！”阿喀琉斯心软了，普里阿姆于是立即建议：

       “让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安息悲伤，不再拾起它们，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哀伤......神就是这样编织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这些可悲的人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因为神的生活没有悲伤。”

       普里阿姆实际上为阿喀琉斯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归还他的儿子并减轻他的痛苦。阿喀琉斯同意用赫克托耳换取赎金，并吩咐家臣清洗和包裹他的尸体，让普里阿姆带回特洛伊。最后两人共进晚餐，这是希腊人结束哀悼的象征。

       阿喀琉斯和普里阿姆的相遇并没有结束战争。普里阿姆回到特洛伊，知道特洛伊将被毁灭，他和他的家人也将随之毁灭；阿喀琉斯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也为最后一战做着准备。故事在悲伤的气氛中结束，但却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想法：与阿喀琉斯和普里阿姆不同，他们可以塑造新的身份，并将文本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这正是希腊的情况。荷马史诗的文本在反复的演出中成型。在演出中，为荣誉而战的吟游诗人根据当地的条件反复改编诗歌。这些史诗的历史揭示了分散的传统和方言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激发并促进了操多种不同方言的希腊人的相互自我定义，并产生了明确的泛希腊特性。

结语：从古时候学到的经验教训

       就负责创作《伊利亚特》的吟游诗人的政治目的而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为贵族创作的。他们炫耀自己的智慧、领导才能以及为荣誉而牺牲物质享受的意愿，这与平民的忧虑、有限的认知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伊利亚特》中，平民（demos 或 hoi polloi）被塑造成一个“他者”，为贵族特权辩护，并在此后的 2500 年里帮助维持了西方的阶级分化。对荷马来说，阶级跨越了领土、种族或宗教的鸿沟，而且往往凌驾于这些鸿沟之上。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洛伊人与希腊人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希腊贵族和特洛伊贵族需要对方来维持和验证他们的共同计划：对“aristeia”（英雄行为，也可指战场上的豪壮举动）的追求。

        尽管如此，特洛伊人仍是《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他者”，但他们的行为式细致入微，与希腊人并无太大区别。特洛伊人的形象是通过各个演员的外表、言行塑造出来的：赫克托耳、普里阿姆、帕里斯、安德洛玛克和埃涅阿斯是荷马塑造特洛伊人形象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特征当然不是本质主义的，希腊人也不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在性格、勇气、价值观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伊利亚特》中的身份建构与康德、黑格尔和施密特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特洛伊人和希腊人是彼此的“他者”，但他们并不需要依靠这个“他者”来建构自己。两个群体在战争之前都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因为战争而实现了更大的内部团结。如果说战争暴露了希腊人的团结有多么脆弱，那么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冲突则有可能彻底摧毁这种团结。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具有不同的功能。它允许双方的贵族战士争夺“aristeia”。这只有在面对具有相同价值观和习俗的对手时才有可能实现。特洛伊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爆发的最初原因是墨奈劳斯需要夺回妻子和荣誉。实际上，这场战争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对地位的竞争，而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在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多少。普里阿姆成功地从阿喀琉斯手中赎回了儿子的尸体，让这位希腊首席英雄在理智和情感的说服下放下压倒一切的复仇欲望，重拾人性。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都强调独特性，但都与荣誉有关。在荷马看来，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严格按照荣誉准则行事。他们共享这一准则，他们的战士竞相表现出卓越的品质，他们似乎并不担心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会使他们几乎无法区分为不同的民族。要赢得荣誉，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那些不遵守相同战斗规则、不那么值得尊敬和勇敢的敌人。在现代人看来，荣誉可能听起来有些过时，但有大量证据表明，现代国家及其领导人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与他们对安全和物质福祉的追求一样强烈。

       康德、黑格尔和施米特对民族的构成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对他者的敌视”是民族认同形成和凝聚的关键要素。经典文献以及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这一假设的可靠性提出了严重质疑。许多历史上的案例说明，对他者的成见和排斥、甚至是驱逐和谋杀是巩固国家认同的一种手段，这些例子在有关认同的文献中常常被放在首位。卡尔·多伊奇从“我们的感觉”的角度描述了民族社区的边界，这种“我们的感觉”基于共同的符号和对共同过去的叙述。他发现，这些符号及其相关叙事可能是在反对和抵制他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冷战时期，作为“他者”的苏联可能是为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和准帝国外交政策赢得支持的必要条件，但对于美国的身份认同来说，苏联并非必不可少，甚至不是核心。非法移民或伊斯兰教等“他者”也是如此，对美国人来说，这两种“他者”似乎都取代了苏联，成为非理性和邪恶的外国“他者”。

       但是，曾经被排斥在外的群体也可以成为国家认同的支柱，新西兰的毛利人就是如此。新西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尾翼上有毛利人的图案，新西兰运动队和各类代表团在比赛或会议开始时会高唱毛利人的战歌，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会学习毛利人的传统。新西兰的情况与荷马的案例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在不妖魔化一个群体或民族的情况下排斥他们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新西兰人把英国人变成了“他者”，作为确定自己独立身份的一部分。然而，英国公民在新西兰受到欢迎，并受到与其他游客或移民同等程度的礼遇。在加拿大，魁北克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法国分离主义（French separatism）的言论可能很激烈，但很少影响人际关系。作者曾在蒙特利尔休假一年，在商店、咖啡馆、社交和职业场合，无论作者说哪种语言，都会受到完全相同的对待。这些案例和其他案例表明，即使“他者化”现象明显，也不一定与刻板印象和对他者的敌意有关。

       总而言之，施密特和亨廷顿对身份的定义很多时候被认为是“邪恶”的。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定义则被视为不切实际。荷马对身份有不同的理解，他的观念对于那些像约翰·赫茨一样希望将包容和宽容作为准则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尤其是荷马，荷马对身份的理解反映了现代心理学的一些观点。身份是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形成和稳固的；而敌意和歧视源于对稀缺资源（在荷马这里是荣誉）的争夺，并不一定源于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和排斥。与物质资源相比，对荣誉的争夺是一种限制性更强的利益关系。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对对手的品格进行纯粹的个人归因，并尊重他们认为值得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