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共和国（Rheinische Republik）国旗
阿登纳的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国内动荡不安，意识形态冲突层出不穷，地方分离主义进而死灰复燃。特别是巴伐利亚，由于其独立地位历史悠久，加之巴伐利亚人民负有一种独特的“优越感”，该地区多次公开对抗柏林。在此背景下，莱茵兰分离主义也蠢蠢欲动。
莱茵兰分离主义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我们的老熟人康拉德.阿登纳。
1919年2月1日，应科隆市长、天主教中心党的康拉德·阿登纳的邀请，莱茵兰的60多名公民领袖与当地的普鲁士国民议会成员在科隆举行了会议。议程上只有一个项目：“创建莱茵共和国”。阿登纳在向代表们发表讲话时指出：普鲁士霸权主义的失败是普鲁士制度的“必然后果”；普鲁士是“欧洲的邪恶幽灵”，并且“被一个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贵族统治”。他还进一步宣称：“德国其他州不应该再忍受普鲁士至高无上的统治”，“普鲁士应该被瓜分”，西部省份应该分离出来，形成一个“西德共和国”，而“这将使未来普鲁士的东方军国主义精神不可能再次统治德国”。当然，阿登纳也由衷地认为这个“西德共和国”可以成为一个非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多尔滕博士的奇妙冒险
战后初期的莱茵分离主义的另一位重量级选手则是多尔滕博士。多尔滕是一个富有的赛马饲养场场主，还是一名前检察官和预备役军官。他创办了一个“莱茵人民联合会”的社团，并提出了相应的纲领性目标。根据这一主张，计划成立的“莱茵共和国”只不过是德国内部的一个新的联邦州。但人们普遍怀疑所谓“莱茵共和国”只是个幌子，而多尔滕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德国之外的、符合法国利益的“法德间缓冲国”。
在建立“莱茵人民联合会”之前，1919年6月1日，多尔滕在威斯巴登发表演讲，宣布成立“莱茵兰独立共和国”，该共和国将领有莱茵兰省以及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上莱茵兰省的部分地区。其还计划在美因茨的莱茵河对岸发动一场非暴力政变。
然而，他的演讲并未掀起什么波澜，加之行动不力，在舆论上也未能吸引到民众支持，因此其尝试很快就失败了。莱比锡最高法院以叛国罪为由对多尔滕发出逮捕令，但由于多尔滕留在法占区内，因此德国警方无法执行逮捕令。
在此之后，多尔滕和他创立的“莱茵人民联合会”在主流政党圈子内逐渐变得人厌狗嫌。党刊《德国立场》和政党的基本运作亦只能依靠法国资助。当然，在鲁尔危机后，多尔滕成功创立了“莱茵共和国”，但不久后又被抛弃。（其具体活动见下文）
鲁尔危机
由于此前德国政府因国内经济问题而拖欠战争赔款。作为回应，1921年3月8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1923年1月9日，赔偿委员会认定德国故意不支付到期款项，两天后，鲁尔地区的其余部分亦被占领。
德国政府对此消极抵抗，法国则决定以压榨鲁尔工业区的方式代偿拖欠的赔款。由是，德国的赔款重担落到了莱茵兰地区人民的肩上。在随后的法国军队与德国平民冲突中，有一百多人丧生。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进入到了鲁尔区，并驱逐了原先在鲁尔区工作的德国工人。
那些突然被驱逐并被剥夺生计的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大多被迫流落街头，除了加入德共或右翼，少部分人最终加入了各种活跃的莱茵河分离主义团体。而尚未失业的普通莱茵兰人对他们衣冠不整的外表感到震惊，将分离主义分子斥为“怕工作的小偷”。
鲁尔危机恰逢德国货币信用崩溃的临界点，在许多评论人士看来，鲁尔危机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恶性通货膨胀就在德国全境蔓延开来，商业活动几乎停止。著名政治评论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1929年8月发表在《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做出了评价：“莱茵兰没有兴趣与法国联合，也没有兴趣继续与普鲁士联合。人们想要的，也有权得到的，就是结束恶性通货膨胀的噩梦，建立一个拥有自己货币的自治共和国。”
1923年底德国西部的行政区划和占领区
莱茵兰分离主义的顶峰
自1822年以来，科布伦茨一直是普鲁士莱茵省的行政首府。1923年8月15日，在经济崩溃的动荡中，由几个现有的分离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统一莱茵运动”(De Vereinigte Rheinische Bewegung)就是在这里成立的。该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莱茵人民联合”的多尔腾和“莱茵独立联盟”的马特斯以及来自亚琛的利奥·德克斯。“统一莱茵河运动的”明确目标是将莱茵省从普鲁士完全分离出来，并在法国的保护下建立莱茵共和国。该共和国的建立将在莱茵兰各地公开宣布。
在莱茵兰分离主义者的潜意识里，总部设在美因茨的法国占领军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他们。然而，后者对于前者的运动似乎并不太知情。法方虽大抵对莱茵兰分离主义持友善态度，但尚未就此一案制定什么明确的政策，占领当局与分离主义者之间亦产生过一定的摩擦。
不过，由于法国占领军在不久后明确了对莱茵兰分离主义的支持态度，莱茵兰独立运动达到了顶峰。
10月21日，在利奥·德克斯的领导下，亚琛市政厅被占领，并在那里宣布成立“莱茵兰自由独立共和国”。10月22日，亚琛剧院附近的分离分子向忠于柏林方面的示威者开枪，示威者随后攻入了莱茵分离主义者的秘书处，并将其摧毁。自10月23日上午以来，分离主义者们开车在城市中开枪射击。眼看事态即将恶化，比利时占领军封锁了亚琛市。
在科布伦茨，分离主义者也同样试图夺取政权。他们在22日与当地警方爆发了肉搏战。10月23日晚，科布伦茨城堡在法国的支持下下被分离主义分子占领。这座城堡除德皇曾于1914年在那里短暂设立战时总部以外一直都远离政治运作的核心，故这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占领者在次日白天被当地警察暂时驱逐，又在晚上重新占领了城堡。
在杜伊斯堡，分离主义分子则于10月22日在法国占领军保护下较为顺利地接管了控制权。
在威斯巴登，由于地方政府于10月21日获悉了有关政变的情报，该市遂加强了在警察局和市政厅的警力部署。然其他的公共建筑却也因此防备空虚，它们在10月23日夜间被分离主义分子占领。最后，警察、德国政府、莱茵共和国政府、工会和法国占领军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莱茵兰分离主义者的政变大多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首先是驱逐当地政府的代表和官员，随后便是派出武装力量接管重要场所并升起莱茵三色旗，再张贴通知并散发传单以告知公民这一变化。然而，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占上风：在于利希、门兴格拉德巴赫、波恩等地区，分离主义者们占领公共建筑的企图遭到挫败，他们孱弱的武装力量甚至不能击退警察。而其他地区完全没有受到分离主义骚乱的影响。
10月26日，法国高级专员保罗·蒂拉德表示，由于莱茵兰分离主义者们已掌控了相当的力量，为了保持法国占领当局的权威，他们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分离主义领导人多尔滕和马特斯将蒂拉德的干预解释为法方对于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全权授权”，因此他们迅速组建了“莱茵共和国政府”，马特斯担任内阁主席，并任命多尔滕为“莱茵共和国总理”。新政府的运转与权威严重依赖于法国占领当局的支持及其临时组建的武装力量“莱茵兰保护部队”——这支部队装备陈旧，人员则主要由因法国进驻鲁尔区而被赶出家园的人组成，基本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也缺乏战斗与维持治安的经验。因此，除非事先详细指示，他们几乎无法执行新政府的任何命令，其效力甚至远不如魏玛政府的警察部队。
内政上，“莱茵共和国”实行宵禁制度，新闻自由亦受到极大限制。分离主义政府几乎没有得到莱茵兰地区的公务员的支持，他们大多拒绝承认“莱茵共和国”政府的权威，或者干脆“搁车”，远离自己的办公桌。同时，普通民众对“莱茵共和国”也并不感冒。
战后一直统治着莱茵兰地区的法国将军曼金无疑比遥远的巴黎更加理解莱茵兰分离主义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也有可能对法国产生不利影响。由是，占领当局和法国政府内阁在如何对待莱茵兰分离主义一案上逐渐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多尔滕在科布伦茨发动政变后愈发增长。
讽刺法国在鲁尔得不偿失的漫画
莱茵兰分离主义的覆灭
即使面临着内忧外患，小小的“莱茵共和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依然“热火朝天”，其政府运作受到严重影响，加之鲁尔危机逐渐走向缓和，法国占领军态度发生转变，“莱茵共和国”很快便走向了灭亡。
在民众及德国政府的行动下，分离主义分子被驱逐出莱茵兰的大部分城市，在某些情况下还被法国军方逮捕。利奥·德克斯于1923年11月27日宣布辞职。马特斯则在次日宣布他已经解散了莱茵共和国政府。多尔滕则如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润到了法国。
约瑟夫·马特斯后来也前往法国。尽管1924年8月《伦敦协议》签订后他获得了特赦，但马特斯和他的妻子不被允许返回德国。因此，他在法国会见了记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不久后，塔科尔斯基在1929年发表了他的文章《给约瑟夫·马特斯》，该文详细地阐述了莱茵兰分离主义运动的始末，成为了研究莱茵兰分离主义的珍贵史料。
在其他的一些城镇，剩下的莱茵兰分离主义发现自己在1923年底被投票罢免，或者因为从事分离主义活动而被送上法庭。
康拉德·阿登纳在“科布伦茨政府”时期一直与多尔滕意见不合，他向法国将军们提出了另一项建议，即建立一个位于西德的自治联邦国家。然而，阿登纳的提议在此时未能打动法国或德国政府。
就此，随着魏玛共和国初期危机的解除，并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起来，莱茵分离主义基本消失，无人提起。
而莱茵分离主义再次复兴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了。而面对莱茵分离主义，希特勒政府选择重拳出击，在冲锋队和警察的帮助下，轻松扑灭了莱茵分离主义的火苗。
总结
从以上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莱茵兰分离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莱茵兰地区民众的支持。虽说有一定的历史及社会基础，但莱茵兰人民也很清楚脱离德国的后果。
同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融合、经济文化上的沟通以及多次战争的磨练，莱茵兰与柏林的关系绝非“剑拔弩张”，反而绝大部分人都认同“德意志民族”的观念。莱茵兰地区的独立倾向远远达不到像巴伐利亚那样，除非是在德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时。而即使是在一战后的非常时期，莱茵兰分离主义并未得到大部分当地人民的支持。
因此，莱茵兰分离主义自始至终也只能成为少数投机分子的工具，注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924年10月，法军从多特蒙德火车站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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