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笔·观点】难以名状的邪神：张献忠屠川与其“疯”“魔”形象的历史建构

明清易代之际，多方势力为争夺四川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战争及其引起的社会秩序动荡导致了四川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场“灾难”深刻的影响了之后四川地区的历史走向，给四川地区的居民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在这段历史记忆中，“张献忠屠川”一事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对“张献忠屠川”一事的记叙，从事件发轫始，历时数百年，或集中或散布于官修史书方志、文人笔记、民间家谱与外人游记之中，我们深入探究历史真面目提供了诸多宝贵资料。但对“张献忠屠川”一事，不同史料的笔触趋向又各不相同，进而为此事件树立起了不同的历史形象。那么，史料作者在历史书写时缘何采用不同的笔触？本文将从历史书写本身出发，分析记载该事件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异同，从文本出发探讨影响历史叙述的原因，拓宽对“张献忠屠川”的认识。

晚星Herodotus往期视频“张献忠疯魔形象背后的史学建构与网络传播”封面

对“屠川”一事，民间有一种历史记忆：杀人如麻的暴君张献忠在四川滥杀一气，杀光了四川的百姓——这一事件的历史形象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如今在民间询问老者“湖广填四川”一事的由来时，老者往往都会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1]。尽管前人的研究早已指出，在四川残害百姓的不止张献忠的大西军一方，但由此也可看出，张献忠在“屠川”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被民间牢记。

与大量民间传说类似，清代民间文人也留下了诸多记叙“张献忠屠川”的文献材料。其中，在明清易代之际依据自身经历撰写的文献就有沈荀蔚《蜀难叙略》、李馥荣《滟滪囊》、欧阳直《蜀警录》（又名《欧阳氏遗书》）、张烺《烬余录》、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等。或许由于这些作者多亲历“屠川”，他们书写“张献忠屠川”一事时往往受到个人亲生经历影响，不免花了大量篇幅记载大西军残忍屠杀的场景。

譬如，《蜀难叙略》记载的“张献忠屠川”，在张献忠建政之初是“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有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2]这种用恐怖镇压的手段来稳固统治的措施；到张献忠败亡之际则是“逆以蜀民多阻险自固，益恨之，令闭诸郡邑城门，悉行斩戮”[3]这种张献忠遭遇川民反抗便与之玉石俱焚的报复性屠杀。此外，《蜀难叙略》中还大量记载张献忠部下破城屠城、用各种酷刑屠杀川民来震慑大众的书写，此处省去不表。在《蜀难叙略》书写下，“张献忠屠川”既是张献忠用屠杀维持统治的手段，又是张献忠军事失败时滥杀无辜的泄愤之举。可以看出，在沈荀蔚笔触下的“张献忠屠川”一事，主要是通过记叙张献忠施行的各种屠杀政策来体现的，并用这些屠杀事例来强调张献忠这个“流寇”的统治既蛮横又残忍。

与《蜀难叙略》的记载类似，《滟滪囊》记载张献忠建政之初“各城门设一兵部，二部督、千人为门军，出入挂号按验，倘违期及姓名异者，连坐十家俱死。别罪轻重,轻者割耳、劓鼻、断手足；次重斩首；再重凌迟，或当磔，别定刀数，割肉如鹅眼”[4]用恐怖屠杀手段控制震慑百姓；张献忠连番遭遇军事失败后，又“且云天书降令屠民，谕贼渠所在士民尽剿，凡起营搜金玉尽弃，妇女尽杀。夜辄升高望林谷，烟火处必捕获杀尽。贼尝云，金宝投之水，宫室焚以火，蜀必自吾覆之，不留毫末与他人也”[5]，等等。《滟滪囊》记载“张献忠屠川”的书写与《蜀难叙略》类似，把“张献忠屠川”描绘为张献忠为维护统治而施行滥杀政策造成的大屠杀；《滟滪囊》与《蜀难叙略》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描写张献忠败亡之际的大屠杀不仅是单纯的泄愤之举，还是张献忠为达成军事目的而执行的一种焦土战术。《滟滪囊》记叙的屠杀事例同《蜀难叙略》有所差异，但同样大量描摹了张献忠所部残忍血腥的屠杀事例，并把这些负面事例缀连起来，构成了作者笔下的“张献忠屠川”一事。为何要进行这番书写安排，《滟滪囊》作者李馥荣在序言中便道出了自己的见解：“乱不生于乱，而生于治；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乱。治乱相寻，理也，数也，独巴蜀哉！不大乱则不大治，以予所见，质予所闻，数之否者，莫若明季；祸之惨者，莫若巴蜀！”[6]这番序言把“张献忠屠川”与所谓“治乱兴衰论”联系到了一起，将其视作大乱大治循环下的一个子事件，把明代清代的统治视作大治，并把张献忠的统治视作大乱，进而用张献忠治理下对蜀地的大屠杀同清军“奉命取残”、“锄暴安民”[7]及作者写作时的“治平之世，时和年丰”[8]作对比，一方面突出张献忠统治的负面，另一方面颂扬清朝治世的正面。

这两份史料都将记载张献忠用屠杀手段震慑百姓、张献忠败亡之际大肆屠杀百姓等事例连缀相扣，以此凸显作者的书写目的：把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同连番不止的屠杀划等号，把张献忠的统治塑造为单纯的“屠川”。这样的笔触突出了张献忠统治的极端恐怖残忍，并在塑造张献忠负面形象之余，也从侧面折射出作者认为所谓“屠川”是一个蛮横残忍的暴君为了维护统治等缘由发动的人祸——“张献忠屠川”不是张献忠无缘由的杀人，而是他这个暴君残暴统治导致了“屠川”。将“屠川”塑造为张献忠暴君残酷统治的书写趋向，固然与作者曾亲自见证张献忠大杀百姓的“屠川”行径有关，但主要反映的还是作者在书写文本时迎合了封建正统意识形态：一方面作者塑造的“张献忠的残暴统治即为屠川”的这种负面形象，暗示了农民起义者的统治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暗含否定农民起义的意味；另一方面把“张献忠屠川”视作一个治国的反面教材，把张献忠塑造为不合格统治者的典型，借此反差来凸显对圣明天子的追求。

若说《蜀难叙略》和《滟滪囊》仅是在书写的笔触中轻轻触碰了作者的写作倾向，那么以个人自传形式写作的《烬余录》则是在文中直接点明了作者的这番书写意识。张烺的《烬余录》是一份纪年形式的个人自传，其记叙的内容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因此对宏观层面的“张献忠屠川”少有描绘。而具体到张烺经历的与张献忠有关“屠杀”，在《烬余录》中也不过寥寥数语：由于作者张烺自叙“余未尝见一贼”[9]，其对张献忠所部屠杀的记载仅有“贼屠遂宁城”[10]、“又掳其丁壮千余人，带至西洲坝，尽杀之。余诸兄及族姓之在城者，悉遭其厄”[11]、“丙戌顺治三年余年二十岁。时贼分布蜀中者,率以屠戳为事，遇人即杀之，裂肢刲肠，备极诸惨”[12]等。这寥寥数语从张烺亲历和听闻的角度记叙了张献忠施行屠杀政策的残暴，进而引出了他写《烬余录》的主旨：记叙乱世劫后余生的“烬余”之幸，抒发“感戴皇恩于以绵世系于无疆，乐升平于未艾也”[13]的感恩戴德——作者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暴行，自然要感叹升平之世的皇恩。在《烬余录》中，作者将自己经历的若干事件加以投射，用自身经历来说明张献忠“屠川”是多么的负面消极，进而用这十分负面消极的“屠川”来强化对乱世的否定，最终用乱世与治世的对比来塑造对皇恩荣宠的太平盛世的肯定。

不过，同样是由屠川亲历者撰写的文献，也有书写取舍与前述史料的不一致的。譬如，欧阳直《蜀警录》与《蜀难叙略》、《滟滪囊》类似，都从宏观的角度书写了张献忠治川期间的暴政。尽管《蜀警录》同样记叙了大西军攻城屠城[14]、为镇压反抗屠杀逃亡百姓[15]、败亡前后屠杀士子、百姓、士兵[16]等等由张献忠主导的暴行，但《蜀警录》叙述的是自崇祯年间到康熙初年蜀地连番遭遇的浩劫，“张献忠屠川”一事的占比并不突出。在《蜀警录》中固然记叙了张献忠的暴政杀戮，但作者书写现实事例并不单纯用于谴责某方势力。《蜀警录》开篇即提出，由于蜀地社会风气败坏到了“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忌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17]的地步，明末蜀地已是“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致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憾天诅地，泣鬼愁神”[18]，造成“上干天怒”[19]并招致了“爰降凶魔，震赫扫除，竟成劫难”[20]的天罚。简而言之，作者叙述蜀地从明末起经历的摇黄军、大西军、明军、清军的一系列事例，目的是把这些史事塑造为上天对蜀地降下的天谴。作者固然认可这些负面事件受到现实因素的推动，但其书写却强调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与上天有关：“张献忠屠川”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是张献忠这个暴君犯下的暴行，但本质上却是上天对蜀地降下一连串天罚中的一部分。欧阳直这样书写的目的不言而喻，正是要“愿凡我蜀人，自今以往各图修省共回天意”[21]——用“张献忠屠川”这样的事例告诫蜀地百姓，要修身养性尊奉天道，否则便会被上天降下像张献忠这样的“凶魔”并让“屠川”这种惨剧重演。

与《蜀警录》的笔触趋向类似的还有《五马先生纪年》。虽然《五马先生纪年》与《烬余录》类似，都是自传形式的文献，但《五马先生纪年》的笔触倾向与《烬余录》大有不同。《五马先生纪年》作者傅迪吉从大西军的屠刀下侥幸逃生，在他的笔下，大西军将人视同货物般挑来捡去后再尽行屠杀[22]，外出作战肆意杀人砍手割鼻记功[23]等。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中虽然花费了大量篇幅描写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但傅迪吉未进一步用这些事例去抨击张献忠或者大西政权。大抵是由于傅迪吉本人著述《五马先生纪年》的目的是作为家史告诫子孙[24]，因此其他写作这些事例时，更侧重展现的是乱世中人命轻如鸿毛的特质。换言之，《五马先生纪年》中记载张献忠的屠杀事例时，主要是强调“乱世”社会秩序崩溃的恶果，以供后来人参考借鉴，而未进一步用来建构“张献忠”的负面形象。

上述史料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以负面的笔触书写了张献忠大西军具体的屠杀事例；通过书写“张献忠屠川”下的子事件，作者构拟了蜀地因被张献忠统治而陷入极悲惨境地的历史形象。在对这个历史形象加以引申发散的过程中，作者一部分的价值取舍导向在其书写中流露了出来。

前文曾经提及，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许多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中自然不免有超自然因素存在，如张献忠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的一星宿[25]等。在这类民间传说中，张献忠的事迹与传说中的形象紧密相连，即张献忠是玉帝派遣代行天罚的使者[26]，他的存在本身就与杀伐有关。这一形象与上文谈及的《蜀警录》中塑造的张献忠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民间传说中的张献忠的形象更偏中立或正面，而《蜀警录》中的张献忠已经被形容成了“凶魔”。抛去传说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不谈，传说中张献忠“替天杀伐”的叙事显然为他塑造了一种“存在便为杀人”的杀人机器形象——既然如此，屠川一事，似乎也是一个杀人机器的手笔。有趣的是，民间传说中这种“杀人机器张献忠”的形象，不仅与《蜀警录》类似，也在清代部分文人乃至官修史书的书写中有所体现，进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张献忠屠川”形象。

将张献忠塑造为杀人机器，无现实缘由便妄行屠川的书写在清初便已大量出现。譬如，清初士人毛奇龄的《后鉴录》中，在书写“张献忠屠川”之前对张献忠个人进行了刻画：“献忠黄面长身而虎颌，人号黄虎......性嗜杀”[27]。通过写张献忠异于常人的长相与性格，把张献忠塑造为一个天生的杀人狂。随后《后鉴录》又把“张献忠屠川”的受害者数目发明到了天文数字级别：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28]

或许是援引了同样的史料来源，同一时期彭孙贻的《平寇志》的记载也同《后鉴录》极其相似。《平寇志》在强调张献忠的身材长相“黄面长身而虎颌”[29]的同时，还专门刻画了张献忠到了“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怏怏不乐”[30]的地步，这种书写与《后鉴录》一致，都是要打造一个杀人狂的形象。在《平寇志》中，张献忠占领蜀地后不久，便派兵四处“草杀”屠川，屠杀受害者的数目与《后鉴录》几乎一致：“平东一路杀男子五千九百八十余万，女子五千九百余万。抚南一路杀男子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九千四百余万。”

同一时期的冯甦在其著作《见闻随笔》和《劫灰录》中也采信了这种惊人的数据。《见闻随笔》中记载“可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文秀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国一路杀男七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能奇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名为御营老府，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31]，《劫灰录》中则为“可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文秀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能奇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各为御营老府，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32]。

此外，吴伟业《绥寇纪略》中写张献忠“此贼天性特与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33]虽然也把张献忠描绘成了一个天生的杀人狂，但描写“张献忠屠川”的第十卷《盐亭诛》中并没有采信六亿这一数字，仅写了张献忠派人四处屠杀川民的行动：“其一念之动于恶，不过曰：蜀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尔。诈其众曰：有天书夜坠庭中，上帝命剿绝蜀人，违者谴。不细与汪兆麟谋，遣张能竒、马元利等，分劖郡邑并长吏面诛之，捜岩洞，发窟室，登髙处以望突烟，兵所过而炊火有存者，将吏必斩其偏禆。”[34]讽刺的是，或许与未引用六亿这个数目有关，《绥寇纪略》被清代叶梦珠认为“于通城盐亭以后叙事略而不详”[35]。而叶梦珠在他为《绥寇纪略》所作的《续编绥寇纪略》中，再一次引入了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路屠杀共杀川民六万万[36]的书写。叶梦珠的续编再次加上这一数字，也反映了“六万万”之说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上述材料都重点强调了“张献忠屠川”的受害范围之广，受害者数量之多，仅在屠川杀人数目上有所区别：如《后鉴录》载“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见闻随笔》记载“定国一路杀男七千九百余万”，而《劫灰录》中则直接略去了李定国一路的屠杀数量。但无论是哪个史料，都称张献忠在蜀地杀人无数，被害者数目甚至达到了“六万万”即六亿人之多，这个数字不用细细考证便可知是妄言，因为直到今天，川渝两地的人口也不到两亿人，明清时代的四川显然不可能有六亿人口可供张献忠杀害。更何况，前人的研究也指出，据《明会典》统计，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只有六千多万，崇祯时也不超过一亿。四川一地，何来“六万万有奇”。[37]显而易见，上述材料所谓“张献忠屠川”杀人无算的书写，其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人，而在于强调张献忠杀人的数量之巨大。统观这几份史料，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数目都扩张到了极其夸张的数亿人之多。这些史料的数据近乎一致或许是因为其数据来自同一信源，但采信如此夸张扩大的数字，反映出这批作者在书写“张献忠屠川”时，本就带有着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了强调“屠川”一事的破坏之大、罪行之大，不惜采用明显脱离实际的数据。上述史料通过强调张献忠的天性嗜杀，并夸大张献忠的屠杀数字，把“张献忠屠川”一事书写成了“杀人狂张献忠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样书写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抨击张献忠及其建立的大西政权并暗示叛乱者都是其笔下“张献忠”一般天性凶残的杀人狂，另一方面则是突出“叛乱”的破坏性巨大，进而否定叛乱的正当性。

受到清初这些史料的影响，清代官方编修的正统史书《明史》继承了这种笔触。作为一部官修史书，《明史》自然而然的浸润了官方意识形态，其对张献忠在川屠杀的书写，相较前述史料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明史》中对张献忠屠川的记载为：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38]明史在强调张献忠特异长相与嗜杀性格后，立刻接上了若干屠杀事例，这番安排十分精妙的将这些屠杀事例书写成嗜血杀人狂张献忠无端杀人的“暴行”，强化了张献忠杀人狂的形象。之后“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一句，在引用六万万这个极夸大数字的同时，省去张献忠麾下各路分兵屠杀的过程，把这一过程简化为张献忠部下杀人互相邀功杀满六亿人——这一改动暗示屠川是张献忠麾下争相杀人邀功造成的，将张献忠麾下也塑造成杀人狂。这番书写，把屠川一事简化为“杀人狂张献忠为满足杀人欲望毫无缘由的下令屠川；张献忠麾下的杀人魔们争功屠杀杀尽了六亿百姓”，从而把“张献忠屠川”一事改写打造为了一场“由杀人狂叛军制造的灾难”。《明史》的这种书写彻底无视了屠川的现实原因，单纯强调张献忠及大西军杀人的残暴和杀人之多，其目的不言而喻是要进一步突出张献忠“叛乱”的破坏性巨大、“叛贼”都是天性凶残的杀人狂，进而否定叛乱的正当性。

既然官方正统史书中对“张献忠屠川”的记载都已经如此意识形态化，那么清代中期开始由士人著成的史书，承袭这种极为夸张的记载也不足为怪了。刘景伯于咸丰年间成编纂而成的《蜀龟鉴》[39]和嘉道年间孙錤编纂的《蜀破镜》，都承袭了张献忠面如黄虎天性嗜杀的书写[40]，并按“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路屠川把张献忠的屠杀数目书写为六亿余人[41]，仅在具体杀人数目上有略微差距。对此，谢国桢先生在评价《蜀破镜》时有过精辟的评价：“破镜，兽名，如虎豹差小而食人，以之取譬于明季之农民起义。大抵记明季农民起义之书，明季遗老怀有报君父仇之意，对于李自成、张献忠，虽所不满，然据事而书，尚不为丑诋。至清康、乾而后，记载益失其真，盖詈闯献，即所以献谀贡媚于清朝也。” [42]一个例外则是乾隆年间由彭遵泗著成的《蜀碧》，虽然《蜀碧》同样用张献忠在蜀的一系列暴行将他塑造为了杀人狂形象，但是他在记载张献忠屠杀数目时，却没有采信过于夸张的六亿，而是做了模糊化处理：“可望一路杀男女若干万，文秀一路杀男女若干万，定国一路杀男女若干万，能奇一路杀男女若干万。献忠自领者名为御营老府，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43]《蜀碧》作者尽管也认为“张献忠屠川”造成“蜀民无孑遗”，同样强调张献忠屠川的手段残暴、屠杀的破坏巨大，但可能是为了增强史料的可信度，却将张献忠在川杀戮的数目定为“若干万”而非极夸张的六亿，这可能显示了彭遵泗在意识形态与著述可信度之间的取舍。

这种把张献忠塑造为杀人狂并用极夸大笔触书写“张献忠屠川”受害者数目的历史书写，目十分显而易见，就是要建构一个极为负面的“屠川”事件来否定张献忠和农民起义，乃至于不惜让书写与史实有抵牾。而这种历史叙事体系建立后，后人又会如《蜀龟鉴》、《蜀破镜》那样以史实为基底加以附会和再创作，对这种历史叙事体系加以完善。在这种趋势下，这种杀人狂大屠杀的“张献忠屠川”历史形象便会愈发深入人心，乃至于在后世中形成了张献忠颁布“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的“七杀碑”的历史记忆——尽管张献忠很难说是一个杀人狂，四川也不可能如那些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的史书说的被屠杀了六亿人。

“张献忠屠川”一事，由于其发动者张献忠的特殊身份，也由于其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受到了多方关注，产生了许多文献方志。尽管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对此事的记载各不相同，但就前文所述的史料来看，清代对屠川一事的历史书写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回归历史本初，以顾诚先生为代表的前人早就对“张献忠屠川”的历史真实作了多番探讨，基本得出了所谓张献忠一人杀光四川是无稽之谈：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确实对明清易代之际四川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一定责任，但四川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与盘踞川北的摇黄农民军、明军、清军、瘟疫、野兽、灾荒有关；张献忠在四川确实杀人无数，但这个数字绝不会有六亿那般夸张；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政策，要么是处于军事需要的焦土战术，要么是为消灭反抗施行的恐怖镇压措施，而非一个杀人狂滥杀无辜的暴行。[44]

实际上，就算是那些书写“杀人狂张献忠在四川屠杀六亿人”的史料，在记叙屠川时也有自相矛盾的记载。比如记叙张献忠屠杀六亿人的《蜀龟鉴》，在写下“张献忠屠川杀害六亿人”后，又写下：“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45]在《蜀龟鉴》的记载中，先是张献忠杀杀光了四川人六亿人，但又说四川百姓不光是张献忠一人所杀光，老虎、瘟疫和摇黄农民军也造成了四川人口大量死亡。如果作者不是想表明四川受害者不止六亿的话（这更是无稽之谈），那便是作者的记载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与之类似，《蜀破镜》虽然谈及了张献忠天性好杀，但其也谈及了张献忠四路派兵“草杀”川民的原因：“世祖章皇帝□□□□□□即帝位，颁诏九州（四海）普与臣 □□□□□□□□包知县以抗张献忠，被获膊诸涂。□□□□□□逆陷成都，所属州县封常平仓库，望风送款投降，厥肋稽首罔敢后。惟新都与崇庆州不下，逆自川北回，始获包于锦官驿，磔之。大怒，乃遣养子张可望、张文秀、张定国、张能奇帅贼兵分道四岀，略诸州邑，草杀官吏士女。于是四川糜烂无完郛。”[46]这段话表明，张献忠是因为受到了前明士绅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对抗，所以才派出麾下四路屠杀川民进而杀到六万万人——这同《蜀破镜》前文书写的“天性嗜杀的黄虎张献忠屠川”便不相一致，暗示张献忠的屠杀亦有现实因素推动。从《蜀龟鉴》、《蜀破镜》这两份后世创作的文献前后矛盾的叙述中，折射出清代士人在书写屠川时的一种行为：通过其笔触的侧重不同，清代士人在书写“张献忠屠川”时将史实进行加工描摹乃至重新解释，进而在历史真实之外重新建构了“张献忠屠川”的历史形象乃至于集体记忆。 

屠杀无辜平民这种行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具有极强烈的负面色彩，所以在清代文人书写“张献忠屠川”一事的历史形象时为其赋予负面评价本身并不奇怪。但如前文所述，不论是那些将屠川形容为“暴君暴政”的文献，还是将屠川形容为“杀人狂屠杀六亿人”的文献，却都不仅仅谈及“张献忠屠川”这一件事本身，反而是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具有明显的“不就事论事”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回望下来有若干特点：

首先是书写中的政治叙事特点突出。这些作品几乎全为士人执笔，其书写内容不论取向如何，都有着抨击农民起义者、渴望圣王明君、垂训后人的旨趣。这集中表现为，写张献忠的屠杀，最终指向的要么是对农民起义的否定，要么是对盛世治极的赞颂，要么是对百姓劝善避恶的垂询，就连以个人自传形式出现的《五马先生纪年》和《烬余录》也不例外：《五马先生纪年》作者用自身的经历垂询后人“后之人有可为法者法之，有可为戒者戒之，庶不负余记载之意云”[47]；《烬余录》一方面感恩皇恩荣宠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从作者自己经历的屠杀去估计蜀地人口大量死亡的责任分割为“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48]。以政治叙事为中心，几乎是所有材料的的共同之处。

其次是叙事中明显的英雄叙事和脸谱化倾向。在这些书写中，被屠杀的蜀地百姓“总是刀下觳觫材”，作为被屠杀者的蜀地百姓的心境、想法、行动都没有成为书写的重点，往往是作为“六万万”、“屠某城”这样冷冰冰的数字出现，作为背景板来点缀张献忠暴行的“罪恶滔天”。与之类似，偶尔出现的，负责执行屠杀的大西军官吏，他们面对滥杀无辜的派彷徨等也少有出现，像《绥寇纪略》描写大西官吏在执行屠杀命令时“或不忍行屠，乃至自经于道树，不知法严何以至此也”[49]最终的指向也是张献忠的法令严苛，而没有用于描绘这些历史背景板中的小人物。与之对应的是，强调张献忠对屠川的决定性影响，张献忠的屠川决定、施行残忍的刑罚等个人意志乃至于他的身材外貌却得到了重点叙述，与此同时谈及张献忠的败亡时又宣扬了大清肃王豪格率“王师”救民水火[50]功绩的联系，强调部分“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决定性影响。而对这些屠川中的“风云人物”，其书写又是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单薄片面，如张献忠的杀人狂形象、被杀的士人百姓烈女“不屈不降不从而遇害”的形象，均单调乃至刻板[51]。

再次是用道德叙事服务政治叙事。通过抨击张献忠屠川的行为，否定张献忠等叛乱者的道德，进而塑造叛乱者的负面形象。与此同时又用屠川过程中脸谱化的“忠臣烈女抗拒不屈而遇害”的事例来强调忠孝节烈等儒家意识形态中的正面价值观，并用张献忠统治的残暴和清军“王师”平定乱贼来鼓吹正统，强调纲常伦理和忠君爱国。

总而言之，这些对“张献忠屠川”的书写，其均在书写历史事实之时，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一事件融入到封建时代的国家叙事体系之中，赞颂治世的和平繁荣、谴责叛乱者的凶残无道，隽永忠臣烈女的深明大义。通过具有导向性的书写，这些史料共同建构起了一种有关“张献忠屠川”的历史记忆并影响了时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大西政权的残暴统治与后来清朝的统治正义[52]，进而强化了封建正统王朝的统治合法性。

更进一步的，我们可以探讨为何这些史料会殊途同归的走上这种有导向性的书写。米歇尔·福柯曾提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53]。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决定了人感知事物的界限，由陈述组成的话语决定了什么是可以感知的和经验的，进而影响什么是可以说的和可以做的。[54]换言之，福柯认为人认知世界的能力总是受到所处的话语体系的限制，不存在于话语体系内的事物自然也无法被人识别和解读；同时，话语体系及贯穿话语体系内部的权力关系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使得人的认识难以主动超脱于话语体系之外。对身处于儒家话语体系内部的撰史者来说，只有将“张献忠屠川”的史实先扭曲为话语体系中“可读”的存在，才能书写出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可认识”的历史文本。由于上述绝大多数的史料作者都出生于封建时代的精英阶级，因此他们在著作中书写“张献忠屠川”时只能用儒家话语体系内部各种话语生产程序生产出的话语进行记载，其生产出的史料也必然会浸染上儒家话语体系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而读者在识读、理解这些被儒家话语体系构拟出的历史形象时，也必然要用儒家话语体系的话语与权力关系去释读。受话语体系的影响，身处单一话语的清代士人们在撰写史料时必然会沾染上这种有导向性的书写，而士人精英群体书写出的这种“张献忠屠川”形象，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后，又与民间的记忆相互影响整合，在推动民间叙事向儒家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靠拢的同时，整合出新的“张献忠屠川”的集体记忆。因此，这些在儒家话语体系内对“张献忠屠川”的书写，会不约而同的倾向于政治性的、强调宏大叙事与道德叙事的书写，进而生成符合儒家话语体系的历史形象。

与之相反的，若作者撰写史料时不在儒家话语体系，其书写的“张献忠屠川”形象，导向自然不会趋于强调忠君爱国与抨击叛乱。如张献忠入川时，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正在四川传教，被投降张献忠的前明官员吴继善举荐后在张献忠近侧生活两年，1651年安文思以葡萄牙文将经历整理为《张献忠记》，民国初年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将其编译为中文《圣教入川记》[55]。在二位传教士的笔下，一方面将张献忠发动屠杀的原因书写为精神病发作[56]，另一方面在书写“屠川”时将若干事由归因于基督教神意报应[57]。我们在此不去探讨张献忠是否真有精神病，但从两位传教士的书写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另一个导向完全不同的“张献忠屠川”——屠川是一个精神病手笔，屠川与上帝的意志有关，这显然不属于儒教话语体系内的权力结构，而是西方已经出现的理性思潮和基督教话语的投射。由《圣教入川记》这一例子，恰好反映出我国文献中对“张献忠屠川”历史形象的导向性书写，与儒家话语体系的关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落到历史书写上，便是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会经由历史书写反映出来。当作者撰史时，他的笔触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将历史事件重新组合排列，建构出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历史形象。

研究历史自然要依赖前人留下的历史书写，但正如福柯的“话语即权力”所指出的，留存于世这些历史书写同样是“权力”的体现：历史书写建构的历史形象，本身就是作者在留存基础史实的基础上于特定社会背景下重构的结果。历史形象，恰恰也是特定时代“可以被书写、可以被认可、可以被识读”的内容的反映。通过对“张献忠屠川”一事的考察，可以一窥儒家话语体系下，“张献忠屠川”的史实是如何被生产为各种历史形象的。若引入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乃至不同形式的叙事，可以进一步反映历史形象的建构性与时代性，反映出历史书写本身对历史形象乃至集体历史记忆的影响。

若想更全面的认识“张献忠屠川”这一历史事件，考察其历史形象的衍化与源流趋势，则需要我们不拘泥于一个角度，多元而全方位探讨历史书写及其对历史形象的塑造作用。为此，不论是选择结合社会学、民俗学、文学等多学科手段研讨屠川对四川造成的影响，还是选择从非传统视角出发、以他者视角切入研究，都是值得注意考量的方向。通过对长期以来不断重构、不断发展的历史形象的探索，我们有望把握历史书写之外的那些抽象存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