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笔·观点】双重叙事的成型：托勒密二世时期的政治举措与第一次、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二)

托勒密一世在公元前285年任命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为共治者。在上述语段中，这样的行为被称作是反常的。也就是说共治者传统并非来自马其顿-希腊统治者的统治传统，而是来自埃及的统治传统。譬如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与其子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共治。又或者是第三中间期末普萨美提克一世和其父尼科一世的短暂共治。除了上述文本之外，众多古代作者的记述也可以确定托勒密二世作为共治者的身份，比如保萨尼亚斯（Vgl. Paus 1.6 8）的记述中重点指出了继承托勒密一世帝国的托勒密是贝勒尼基和托勒密一世的儿子，而非安提帕特的女儿与托勒密一世的儿子。继业者时代的国王崇拜源自于在伊普苏斯战役前后继业者们的先后称王，对于托勒密王朝来说称王的外部政治动机在H.Braunert看来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皇权这一遗产由众多继业者重新组建的中央政权接管，进而希腊城邦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主题。正如城邦的进一步命运取决于是否接受普遍的皇权一样，反之亦然。各个统治者对希腊城市的控制对于整个帝国的继续存在至关重要（Braunert, Horst. “Hegemoniale Bestrebungen Der Hellenistischen Großmächt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3, no. 1 (1964) 85.）。在希腊化叙事中，托勒密王朝如同所有继业者国家一样，有着一个对皇权的普遍诉求。但这样的诉求无法让选择与其合作的埃及祭司以及埃及本土人民信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希腊化的所谓对立面，托勒密二世开始就大规模采用对其希腊化政务的另类化叙事，给出了一个独到的埃及化解读。在这一点上，笔者优先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叙利亚战争说起。

图1 公元前264-246年，托勒密二世时期铜币 笔者摄于2024年1月

改制后发行，正面为带桂冠长羊角的宙斯，反面为抓住闪电的雄鹰。
可见埃及化过程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已经开始

关于第一次叙利亚战争的经过不必赘述。但值得提及的是，叙利亚战争是托勒密家族内部关系向希腊化世界事务拓展的结果。其原因在于托勒密二世对待其他兄弟的态度，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叙利亚战争。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托勒密克劳诺斯便是在宫廷斗争失败之后被流放。

“娶了塞琉古之子安条克的女儿阿帕梅的马加斯劝说安条克打破其父塞琉古与托勒密签订的条约，进攻埃及。”

Paus 1, 7, 3.

上述语段中记述了第一次叙利亚战争的起因，笔者认为托勒密二世同母异父的兄弟马加斯的核心动机就是因为托勒密对待其他潜在继承人的态度是极为负面的。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马加斯还是托勒密二世都选择了参与进入希腊化世界的国际政治秩序中来扩大化自身家族的继承问题。而同时安条克一世作为塞琉古的儿子，自然在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其父和托勒密一世围绕科尔叙利亚地区所产生的私人恩怨。先前文章中提及过，这些问题的扩大化无疑是对于希腊化国际秩序的一个回应，一个在主要外交政治上仍然保持希腊化秩序的认可确保了继业者国家能在其统治层面上继续良好地运转下去。

“此外，他还将腓尼基、阿拉伯、叙利亚、利比亚和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所有的海洋、陆地和咆哮的河流都由托勒密统治，在他周围聚集着大批骑兵和装备着闪亮铜器的盾兵。”

Theokr. XVII. 

Austin, M. M. 2006.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5.

“托勒密的将军迪昂率领一支强大的守军，在大马士革抵御安条克的进攻，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以至于安条克对通过正规围攻夺取大马士革感到绝望，因此不得不使用计谋......通过猛烈的进攻，他出其不意地夺取了这座城市。”

Polyaen 4,15,1 Polyaenus: Stratagems

上述两份材料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前者是狄奥克里图斯为托勒密二世写下的赞美诗，诗中歌颂了托勒密二世征服了包括叙利亚和腓尼基城邦在内的所有土地。后者则是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军人记述的安条克攻占大马士革的文本。前者因为诗歌性质需要谨慎看待，后者因为距离继业者时代时间久远，具体日期不明。因而在这里笔者假定安条克攻占大马士革是第一次叙利亚战争过程中的一部分，而最后的胜利者有很大概率是托勒密二世。因为在泽农档案中一份来自公元前259或258的信件中提及了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男人（Hertog, Cornelis G. den. “Erwägungen Zur Territorialgeschichte Koilesyriens in Frühhellenistischer Zeit.”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1953-) 111, no. 2 (1995): 170.）。因而至少在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开始前，大马士革属于托勒密二世的可能性更高。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论述下去，Pithom（皮托姆）国王纪念碑就自然成为了权重比较高的来自另一个视角的文献，也证实了埃及化视角下叙利亚战争是对第26王朝以来的远征传统的一次回顾。

第 11 行 - 去了南方入口处的特什伊特。他到了波斯，发现了埃及的诸神的雕塑。陛下把他们带到了埃及。他们和托勒密国王一起来到了克姆提特，他们保护国王陛下前往埃及。埃及居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对这些神的到来充满了喜悦。这些事情发生后，国王陛下被推崇备至，因为他把埃及众神的雕塑带回来了。

Edouard Naville,The store-city of Pithom and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London 1885,20.

Pithom石碑中记载了一个经典的叙事桥段，法老从波斯（即近东地区的政权，在托勒密时期大多数情况指代塞琉古王朝）带回了埃及神明的雕像。类似的桥段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各个时期的王室纪念碑中找到，譬如托勒密一世的总督石碑和后续将要分析的托勒密四世时期的拉菲亚石碑中都有记载国王从波斯的地区带回了神明的雕像。“进入波斯”显然在叙事上有所夸大，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胜利让托勒密二世有可能这样来记述自己的功绩。埃及化视角下的叙利亚战争，成为了托勒密王朝皇家的叙事传统，通过这样的方式托勒密王朝巧妙地将希腊化的国际事务转化成了埃及内部的事务。另一方面，埃及化共治传统也被融入到希腊化的叙事之中，在Pithom石碑上可以看见（见图1）位于中间的阿尔希诺厄和两侧的托勒密二世的名字都被写在王名圈之中，这证明了共治传统在托勒密二世时期的体现（Vgl. Edouard Naville,The store-city of Pithom and the route of the Exodus, London 1885,18.）。

除此之外，这种叙事模式也与统治者的神化过程一起被嫁接到希腊化的统治中去。

图2 Pithom石碑

Edouard Naville, The Store-City of Pithom, EEF, London 1903, pl. 8

本文论述的是希腊化与埃及化在托勒密王朝中的形成与崩溃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前是绝对平行的，为了更好地分析后续的内容，笔者在这里要先提出关于双重叙事的定义。首先双重叙事在托勒密王朝的出现必然是希腊化时代的特殊情况，是符合托勒密王朝的政治需求的。其一在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模式是一批希腊-马其顿人和埃及土著祭司开展政治合作的政治妥协。希腊化是为了应对同为希腊-马其顿统治者的其他继业者所共同构成的国际环境所展开的一系列举措，这其中包括和其他继业者的联姻与外交，和希腊城邦的外交政策。这些皆是从希腊化的角度开展的。但另一方面继业者王权在希腊城邦普遍捍卫的公民权利看来是有违普遍认同的。

其二，继业者国王必然会从个人形象的建立和本土化统治的角度去寻求合法性的处理方法，因而托勒密王朝积极的埃及化政策在对内的基础上同样也有所外延。在埃及化的基础上把希腊化的外交事务和政治举措置于埃及的普遍世界观下，进而解释成一个以埃及为中心的传统王朝叙事下的统治举措。

其三，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将托勒密王朝的双重叙事理解为：托勒密王朝对叙事的塑造实际上体现了（Braunert, Horst. “Hegemoniale Bestrebungen Der Hellenistischen Großmächt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3, no. 1 (1964)，104）希腊化帝国依赖商品交易，并寻求实现积极的对外贸易平衡，但由于贸易空间的有限，因此发生了相互之间的冲突。经济动机上的需求导致了托勒密王朝需要用双重叙事的方式去对各个贸易对象和政治实体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其四，托勒密国王在埃及化的基础上仍然也不能忽视继续吸引希腊-马其顿移民的问题，因而就势必要寻求让希腊人普遍接受一部分埃及化统治叙事的方法，因此埃及叙事的希腊化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接下来需要详细解释的内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