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托勒密王朝作为一个完全的希腊化王朝是一个来自上个世纪初的观点，尽管德罗伊森有精湛细腻的史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1]。 但实际上希腊化主义仍然带有一种浓厚的普鲁士情结在其中，这也说明了其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宣传大于史学研究的理论。八十年代左右，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在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中综合前人观点提出了文化希腊人和希腊统治者被当地人同质化的观点[2]。诚然，现代的古典学者在托勒密王朝的研究中会更多考虑希腊化与埃及化如何互相影响的问题，因为文化，族群的演变这些概念是动态的双向的综合性结果。尽管以H.Thissen为首的埃及学学者认为埃及化本身是备受质疑的观点[3]。 但纵观同时代的其他希腊化地区，这种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不仅存在于文化概念上，也更体现在希腊化时代的地域便利性上。这也决定了本文所能引用的文献材料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本文试图在前人的观点上更进一步去考察希腊化时代最为典型的案例，托勒密王朝是如何在这种双向文化的交流中发展的。笔者认为希腊化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都必须联结在一起去分析之后，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因而本文并不注重于某一面的文化交流，而是从叙事层面出发，涵盖托勒密埃及的多方面，进而去分析在希腊-马其顿统治者完全和埃及人双向融合之前的一种从概念上来说可能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状态，即埃及化与希腊化的双重叙事。
尽管如此，叙利亚战争仍是托勒密王朝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从古典作家和埃及本土的铭文对这一系列战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作为一个霸权是如何根据不同的被统治者对象去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系列合适的案例。通过直观的方式去展示双重叙事如何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发挥作用。
同样的，相同的政治行为在双重叙事的观点下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作用，至少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之前，托勒密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将这样的一个政治宣传行为控制的很好，也给予其向文化，社会，外交等其他层面延伸的可能性。
此外，笔者也注意到海内外学界对于新清史的争论愈演愈烈。在没有任何硬性束缚的研究前提下，对新清史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去政治化的选用和借鉴，无疑会为推进希腊化研究的开展，因而在跨文化研究和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理论观点层面上也同样有大量积累。
托勒密埃及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推行这种双重叙事，必然离不开实际政治上的政策推行。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学者诸如刘文鹏，郭子林等人皆认为托勒密埃及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高度的计划经济的结果[4]，而威廉.弗兰克.沃尔班克则认为托勒密二世时期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一场大胆的政治实验[5]，并脱离了部分埃及的传统经济手段。笔者在这里认为，前者的观点过多受到时代因素影响进而先入为主，后者则没有考量到托勒密二世治下频繁的猎象活动和在东地中海沿岸的统治和商品交换在埃及化的叙事下是高度符合古埃及传统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至于埃及，托勒密出人意料地摆脱了佩尔迪卡斯和王室军队后，将那片土地视为战利品。看到腓尼基和所谓的科勒叙利亚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进攻埃及，他认真地开始成为这些地区的主人。因此，他派遣了一支充足的军队，由尼卡诺尔担任将军，尼卡诺尔是从他的朋友中选出的。后者进军叙利亚，俘虏了拉俄墨冬总督，征服了整个国家。在他同样赢得了腓尼基各城市的效忠并在其中驻军之后，他在进行了一场短暂而有效的战役后返回埃及[6]。”
“当安提柯正忙着与他交战时，他派往塞浦路斯的特使阿吉斯劳斯带来了消息：尼科瑞翁和其他最强大的国王已与托勒密结盟，但锡蒂翁国王、拉皮图斯国王、马里昂国王和塞里尼娅与自己缔结了友好条约。得知此事后，安提柯留下安德洛尼库斯麾下的三千名士兵继续围攻，但他自己则率军出发，猛攻约帕和加沙这两个拒绝服从的城市。他将俘虏的托勒密士兵分配到自己的队伍中，但他在每个城市都派驻了驻军，迫使居民服从他。随后他亲自返回旧提尔营地，做好围攻的准备[7]。”
安提柯通过这种名义上存在的亚历山大帝国作为战争合法化的借口对另一个帝国下的总督进行战争，证明了叙利亚本身作为帝国的一部分的高度动态性。而这种依靠亚历山大帝国的名义发动继业者战争的行为，本身是用于巩固各个继业者总督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本身来说，无论是之前安提柯以继业者的名义征讨欧美尼斯还是之后卡山德，托勒密和塞琉古以继业者的身份组建反安提柯同盟，本身是对亚历山大帝国这一合法性的滥用，因此在继业者时期，亚历山大帝国在被滥用的同时也走向崩溃。上述内容中第一段托勒密与安提柯对塞浦路斯盟友的争夺，正是走向分化的开始。
托勒密一世称王后发行的五德拉克马金币，正面是他的肖像
而在探寻伊普苏斯战役之后，这种帝国框架下的合法性是如何转化成个人恩怨之前，必须先回到公元前312和311年，去考察托勒密与塞琉古在这一时期的行动。
“因为，当他在布兰奇达咨询神谕时，神迎接他为塞琉古国王，而亚历山大在梦中站在他身边，给了他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领导权注定会落到他的手上[9]。”
[Rev.iv.4'] /同上 [即 亚历山大]和\塞琉古将军，你（复数）将计数。” 被记录的月份Sim[anu（III = 311年5月31日 - 6月29日）.. .. .. .. .. .. .. .. .. . ………………]
托勒密一世的总督石碑，值得注意的是王名圈都做了留白处理
“他是异域的国王，他的威名远播亚洲内陆，他（委派）一位伟大的埃及总督驻扎在埃及，他的名字是托勒密。” [14]
[1]Vgl. Cl. Preaux, Le monde hellenistique, Paris 1978, Band I, 5.
[2]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陈桓 茹倩 译,希腊化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上海, 49-52.
[3]H.-J. Thissen, Studien zum Raphiadekret , Meisenheim am Glan 1966; C. Onasch, Zur Konigsideologie der Ptolemaer in den Dekreten von Kanopus und Memphis (Roset- tana), APF 24/25 (1976), 137-155.
[4]郭子林,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北京, 123.
[5]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陈桓 茹倩 译,希腊化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上海, 90.
[6]Diod. XVIII. 43. 1-2.
[7]Diod. XIX. 59. 1-3.
[8]J. K. Winnicki, Militäroperationen von Ptolemaios I. und Seleukos I. in Syrien in den Jahren 312-311 v. Chr (I), Ancient Society 20, 1989, 57.
[9]Diod. XIX. 90. 4.
[10]J. K. Winnicki, Militäroperationen von Ptolemaios I. und Seleukos I. in Syrien in den Jahren 312-311 v. Chr (I), Ancient Society 20, 1989, 67.
[11]Vgl. Al. Meeus, Diodorus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ird Diadoch War, Phoenix 66, no. 1/2, 2012, 92.
[12]Diod. XIX. 105. 1.
[13]OGIS 5, JHS 19, 330-332 (A), 1899 Skepsis (Kurşunlu-Tepe), https://epigraphy.packhum.org/text/287868
[14]郭丹彤 译著,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全3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长春, 417.
[15]Vgl. J. M. Sliverman and C. Waezeggers, Political Memory in and after The Persian Empire, SBL Press, 2015 Atlanta, 173.
作者：𒈗𒌉𒁕
编辑：林群象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们，您的持续关注将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