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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典谐剧、民主政治与历史
图一 阿里斯托芬胸像
雅典谐剧是源自于泛雅典娜节庆这一城邦中的重大事件的表演。泛雅典娜节庆本身对于雅典的城邦共同体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喜剧体现着古代阿提卡人的喜悦[1]。考沃拉基（Athena Kauoulaki）甚至认为“泛雅典娜节庆具有‘重大的政治性’庆典的特征。这样的定位引入了现代的区分，虽然不同于古代的理解，但仍然能够说明这一盛典对雅典城邦的重要性，它不只是为了颂扬城邦的守护神，也是在庆祝当时城邦存在的形式。” [2]古人在将阿提卡谐剧叫做“生活的镜子”时，意指它提供了反映人性及其弱点的永恒视角……阿提卡谐剧同时也是对它那个时代的最完整反映，在其丰富性和准确性是超过了任何其他类型的文学或艺术[3]。 谐剧为雅典人提供了关于城邦的认同，同时也充分展示和影响了雅典城邦民主的政治特点。在泛雅典娜节庆列队游行的一个特征就是可以“自由谈话”，自由谈话仍然是喜剧引以自豪的特权[4]， 这很明显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显著特征，考沃拉基论述过：“通过游行会实现一种不同的平等，即在全能面前无能的平等，也就是一种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中，德莫的权力在于，它能发起共同的运动，从而给所有人求得护佑。” [5]谐剧诗人可以自由嘲讽戏说城邦中被认为神圣或者是权威的人或事，如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骑士》、《马蜂》中对雅典政治领袖的讥讽，在《阿卡奈人》、《鸟》、《和平》、《吕西斯特拉忒》中对于雅典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消极看法，《地母节妇女》、《公民大会妇女》中对公民政治的不满，和《云》、《鸟》、《蛙》中对宗教神明的亵渎；另一位谐剧诗人忒勒克勒得斯（Telecleides）也表达过对战争的不满：和平——一切之中最要紧的东西——像水一样总是在人们手边。大地带来的不是恐怖，不是疾病，一切必需品都自动地备人使用[6]；克瑞提努斯（Cratinus）对伯里克利的著名讽刺也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谐剧对公众——雅典民主政治决策的主体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德尚内尔(M.E.Deschanel)提到过：“古老的喜剧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现代的新闻业，是超越官方权力局限的一种真正力量，是一种使得其他机构更完善的自由机构。” [7]同时谐剧在雅典的地位也不止于插科打诨，而也有着一定和肃剧类似的宗教意义[8]。 因此，能反映雅典的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喜剧也出色地再现了古代雅典城邦的历史形象，J.怀特(J.W.White)认为谐剧剧本可以被视为构成希腊历史、传记和制度的可靠资源[9]。一方面谐剧被动地作为充分汲取了雅典民主社会的养分的谐剧反映了雅典民主制度的状态，罗念生写到过：“于是古希腊喜剧从此随着民主政治的衰落而衰落。” [10]一方面谐剧作为古代雅典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即使目光更聚焦于古代史学文本的莫米利亚诺（Arnoldo Momigliano)也不得不承认谐剧的这种作用和意义：“即使某些传说的起源来自喜剧诗人，但喜剧诗人能够影响严肃的历史学家仍然非同寻常”[11]， 这更加证明看谐剧本身就蕴含了它对城邦的巨大影响。
图二 带有阿提卡谐剧特色的面具，制作时间约为公元前4-3世纪，目前在雅典古代集会博物馆收藏二、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倾向
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位经常甚至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政治诗人，在他完整流传的十一部谐剧之中，有高达七部有关政治，再次他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欲求达到的政治目的也成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位常在谐剧作品中使用粗俗下流的词汇或者笑话的诗人[12]， 甚至时常出现矛盾的态度[13]， 这是否意味着他创作的目的如他的语言一样无的放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谐剧对阿里斯托芬而言具有着道德说教而不止于插科打诨的意义[14]， 有着“力图模仿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中反映人性的要求”[15] 甚至“人类与处在人类控制之下的力量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政治腐败、社会邪恶、贫富不均、个人和国家同样具有的侵犯欲、战争、性的欲望和浪漫的幻想、文艺趣味的庸俗、微不足道的烦恼担忧和紧张状态、人物的性格瑕疵和乖戾反常” [16]的非凡意义。并且他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也体现了他的严肃性，如他的政治讽刺对象仅限于那些有公职在身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习惯能影响人们的政治[17]。他的严肃性蕴含于他插科打诨式的语言，可笑之事无处不在；严肃之事只以可笑的面目出现；严肃寓于可笑之中[18]。在阿里斯托芬怀着严肃的心境创作的背景下，且在他具有目的性的语言之中[19]， 苟姆和《剑桥古代史》中关于阿里斯托芬没有明确政治观点和政治创作目的的看法似乎有些立不住脚 [20]。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讽喻明显有着自己的意义和更高的目的。学界内一般认为，阿里斯托芬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21]。默雷（Gilbert Murray）是此观点毫无疑问的持有者之一，他认为“以及（阿里斯托芬）一贯厌恶穷人一事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个富人。他有偏见，也有一种富裕得无须为生计操劳的‘上等人’的胆识”[22]；“（阿里斯托芬）常常反对时代中最好的东西，或以极不充分的理由，为时代辩护；同时也必须承认：他的诽谤难以形容，一般来说，他只攻击穷人和穷人的领袖” [23]，但苟姆在解读《马蜂》时则认为阿里斯托芬对“马拉松精神”代表的保守派有着明显的敌意，且“不接受爱国主义的传统含义”[24]。对阿里斯托芬的这些解读可能并不矛盾，阿里斯托芬想要获取的是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和立场——即作为整体的城邦的立场。这一点在《骑士》中将徳谟斯比作一个在一开始病入膏肓最后荣光焕发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该剧中平民派领袖克勒翁与贵族派领袖尼喀阿斯都遭到了嘲弄，“他希望有理想的最佳公民来临政治国，在这个意义上，他属于贵族党；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希望由‘德莫斯’来统治国家的民主派……但是，如果‘德莫斯’和‘aristoi’（贵族）成为一体，即平民同时也是最佳公民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5] 如果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仅仅由讽刺组成，那么对谐剧叙事有着保守倾向的指控似乎可以成立[26]， 但在《公民大会妇女》、《鸟》、《吕西斯特拉忒》等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谐剧中阿里斯托芬力图超越现有城邦政治的政治倾向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耶格尔的总结很有见地，“当然，写作谐剧不属于参与正规的政治活动，阿里斯托芬几乎不想支持任何特定的个人与党派获得权力，但是他有助于打破紧张局势” [27]重要的是阿里斯托芬很可能代表的部分夹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并妄图超越的雅典公民群体，即超越党派的爱国者， 因此应该更关注他所代表的道德团体(sittliche Gemeinsamschaft)，“借着人物的个性心理，理解这些道德团体，以及这些人物所表现出的该团体的理念。” [29]尽管阿里斯托芬的写作倾向于政治讽刺，但是关于其对公众产生的直接影响对今天而言难以考证。阿里斯托芬对伯里克利战争政策的讥讽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的结束[30]， 他对克勒翁的厌恶并没有阻止克勒翁在伯里克利死后领导雅典。因为阿里斯托芬给雅典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循阿里斯托芬合理而卓越的建议，而那个时候，遵循建议可能会对他们有些好处。雅典人称赞阿里斯托芬崇高的情感，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巨大要按这个建议行事[31]。阿里斯托芬反映出他一部分观众和普通大众的看法，但没有证据说明，对他那些早已不那么有倾向性的大部分观众或读者来说，他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32]。我们仅仅知道克勒翁对《骑士》中对自己的讽刺感到生气，认为阿里斯托芬窃取了自己作为公民的资格， 因此关于阿里斯托芬对政治的影响暂时按下不表。![]()
图三 华威大学学生对《公民大会妇女》的现代演绎（https://youtu.be/GlGKwS3E3iA?si=39xDElTKWo4uRDb-）
三、谐剧中的战争与和平
阿里斯托芬存世的第一部谐剧《阿卡奈人》上演于公元前425年，创作于公元前426年，此时“雅典的特征是灾难性的瘟疫”[34]，并且该剧有着强烈的反战倾向，在理解这部典型的旧谐剧时，联系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很重要[35]，对于读者而言很难不将其与雅典瘟疫之间进行联系比较。《阿卡奈⼈》在勒奈亚节中获得头奖，该剧以阿卡奈地区的农民为歌队、农民狄凯奥波利斯（意为正直的公民）为主角⼀清早来到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讨论战争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农民对和平的无限渴求“我厌恶城市，想念我的村社/那里从来不听见有人叫‘卖木炭啊！’/‘卖醋啊！’、‘卖油啊！’，不知有叫卖/自己生产⼀切，什么都不用买”[36]， 但公民大会辜负了他的请求，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和“嫖客和色鬼”的“蛮族”波斯使节勾结用于希腊⼈的内斗上[37]。因此狄凯奥波利斯为了他和他的家⼈和伯罗奔尼撒⼈单独缔结和约，愤怒的阿卡奈农民们也找上了门斥责他的“卖国行径”，他和歌队展开了争论，阿⾥斯托芬借狄凯奥波利斯之口以戏谑的手法解释战争的原因，解构了这场给雅典⼈带来巨大伤害的战争的“神圣性”。最后通过狄凯奥波利斯的盛宴享乐和饱受战乱之苦的贩卖子女的麦加拉⼈、鼓吹战争而身负重伤的拉马枯斯的悲惨作对⽐，签订和约后的人总比那些在战争的重压下受苦受难的人好些[38]， 展现了作者对和平的追求。在雅典瘟疫之后阿里斯托芬还创作了《和平》、《骑士》（424BCE）、《马蜂》（422BCE）、《鸟》（414BCE）和《吕西斯特拉忒》（411BCE）等以和平为主旨的喜剧并都夺得了头奖。在《阿卡奈人》中有一处有趣的细节，战争的描写控制得非常恰当：绝口不提死人，至于拉马科斯的受伤，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倒霉事[39]。“我们的英雄跳壕沟受了伤，/碰上木桩，脚踝扭伤了脱了臼，/盾牌破了，戈尔工从上面掉了下来。/当我们吹牛大王的羽毛装饰扫到地上时，/……/说罢这些话他又跌进了小沟。”[40] 拉马科斯是战争的代名词[41]， 拉马科斯的可笑就是战争本身的可笑。战争的伤痛尽管巨大，但在与瘟疫的对比之中则显得滑稽可笑。整部剧当中虽然瘟疫并没有直接出现，但至少在此处彰显了自己隐藏的存在。四、城邦的“医师”
从现有的分析来看，狄凯奥波利斯的扮演者很有可能就是阿里斯托芬本人[42]，不同于其他谐剧，《阿卡奈人》中狄凯奥波利斯高于城邦内其他公民的姿态就是阿里斯托芬本人的姿态。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绎读强调了狄凯奥波利斯这一人物的特殊性和超越性，“他（狄凯奥波利斯）已经充分表明，城邦需要他，远胜于他需要城邦”[43]、“《阿卡奈人》的含义在狄凯奥波利斯的名字中得到指示：他就是唯一的公民，甚至就是唯一正义的城邦” [44]，而这种性质的根源是阿里斯托芬自身的愿景。在《马蜂》中，歌队对谐剧诗人的吹捧，对这一倾向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45]。诗人将自己称作“alexikakos（抵御邪恶者）”和“kathartes（国家的净化者）”[46], 这是两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词汇，尤其是前者，是雅典瘟疫流行期间人们用来尊称阿波罗—— 即司瘟疫与治愈的阿波罗的词汇[48]。阿里斯托芬自认为他对国家的政治灾难与民众的生活负担有着缓解者的作用。勒维总结了阿里斯托芬自认为谐剧诗人有的三个任务：一是使人与他所生存的世界形成和谐的关系；二是拯救（治愈）雅典城邦；三是解除人们的烦恼[49]。 在《蛙》中，诗人劝导民众：“神圣的歌队有责任给城邦以忠告，/教会它明智行事。我们首先主张，/让公民权利平等，不再担惊受怕。”[50]他将自己“清清楚楚地”视作城邦的老师和顾问[51]。对城邦安定繁荣的关心，是贯穿在阿里斯托芬全部喜剧中的主题思想[52]。而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形而上的人性的关注[53]。勒维对此整理到，“阿里斯托芬喜剧可以说有两大与宗教有关的主题——调和与解脱……将雅典城邦从灾祸和病态中解脱出来的思想是更有意义的主题。” [54]他自视自己为雅典城邦的“alexikakos”、城邦的医生，面对病症给出自己的药方，“为国家服务！去除邪恶，使城邦从战火连天、灾荒遍地、疾病流行和动乱不安中获得解脱，然后恢复马拉松时代的光荣传统……他（阿里斯托）就是集……医生的多重职能于诗人一身。” [55]既然有城邦的“医生”，自然就有城邦的“病症”。综上关于阿里斯托芬创作动机和对自己“抵御邪恶者”的自夸的分析，雅典瘟疫莫过于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雅典瘟疫一方面揭示了这场希腊内战的可笑，一方面摧毁了旧雅典的德性、文化甚至承载旧雅典本身的雅典公民[56]。面对这一变局的阿里斯托芬并不是想要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 [57]一样狂妄地肆意评判雅典城邦及其人民，而是想要尽力挽回被瘟疫摧毁的雅典城。耶格尔这样评价：“他（阿里斯托芬）并不是一个顽冥不化的反动人物，但他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每一个深思熟虑的人，都因恐惧而不愿被源源不断的创新之流卷入到无法自控的漩涡之中，都不愿看到旧时的美好事物在被同样美好的东西代替之前就被摧毁殆尽。” [58]图四 古典学家维尔纳·耶格尔，于1915由Max Liebermann绘制事实上这位“阿波罗神”能为城邦做的微乎其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和战后，雅典各方面的条件每况愈下，阿里斯托芬认识到喜剧诗人要改变现状是力不从心的，而他能够为休戚与共的受难者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借助想象给他们一个超脱的机会，他的戏剧也就从积极抗争变为消极避世”[59], 但这并不能阻挡阿里斯托芬作为城邦共同体的一份子从未放弃贡献自己的努力来挽回自己钟爱的城邦。作为伯里克利黄金时代文化的遗产，阿里斯托芬充分贯彻了伯里克利在著名的雅典国葬演说中“做她（雅典城邦）的爱人”的理想[60]。注释
[1]Maurice Croiset, Aristophan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at Athens, trans. by James Loeb,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p.7.[2]Athena Kauoulaki, “Proc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democratic polis”,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s. ) ,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03.[3]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Ⅰ.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86, p. 358,[4]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Company, 1901, p.212.[5]Athena Kauoulaki, “Proc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democratic polis,”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s. ) ,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p. 303.[6]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London: Methuen & CO.LTD, 1956, p.77.[7]斯托：《阿里斯托芬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年， 第25-26页[8]柏拉图， 《会饮》， 233d:“苏格拉底逼迫他们承认，同一个人既能写谐剧又能写肃剧，也就是，肃剧诗人也可以是谐剧诗人。”[9]Maurice Croiset, Aristophan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at Athens, trans. by James Loeb, xiv.[10]凯瑟琳·勒维：《古希腊喜剧艺术》， 傅正明译， 程朝翔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 ⅲ；耶格尔也持有此看法：“政治谐剧的兴衰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衰紧密联系”（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Ⅰ.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p. 364-365）。[11]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6, pp.124-125.[12][古希腊]阿里斯托芬， 《〈阿卡奈人〉笺释》， 黄薇薇编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第3页：“旧谐剧处处充满‘詈词’和‘性骂词’的特征”。[13]例如拉马科斯（Lamarchus）在《公民大会妇女》（阿里斯托芬，《公民大会妇女），841）和《蛙》（阿里斯托芬，《蛙》，1039）中被称赞，而在阿卡奈人（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270以下、572、963）中被嘲笑。[14]苟姆：《阿里斯托芬与政治》，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页。[15]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213.[16]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vii.[17]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96.[18]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78.[19]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633-660；阿里斯托芬，《骑士》，507-580；阿里斯托芬，《云》，518-562；阿里斯托芬，《马蜂》，1015-1052；阿里斯托芬，《和平》，734-818。[20]苟姆：《阿里斯托芬与政治》，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4页；D.M.Lewis and John Boardman and J.K.Davies and M.Ostwald(eds. ),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V,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60。[21]苟姆：《阿里斯托芬与政治》，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页。[22]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281.[23]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292.[24]苟姆：《阿里斯托芬与政治》，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9页。[25]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 99.[26]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X.[27]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Ⅰ.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p.36.[28]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88.[29]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Vorlesungen über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Rudolf Hübner(Hrsg. ),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60, p.177.[30]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525-535。[31]斯托：《阿里斯托芬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4页。[32]斯托：《阿里斯托芬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5页。[33]Gustav Gilbert, Beiträge zur innern Geschichte Athens, Leipzig: Teubner, 1877, pp.192-193; 厄伦堡（Victor Ehrenburg）也持有类似看法（Victor Ehrenberg, 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 A Sociology of Old Attic Come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3, p.239).[34]苟姆：《阿里斯托芬与政治》，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4页。[35]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72.[38]雅尔荷：《阿⾥斯托芬评传》，李世茂、臧仲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第 49 页。[39]Hans-Joachim Newiger, Dauer und Überleben des antiken Geistes, Athens: 1975, pp.175-194.[40]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1178-1186。[41]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117.[42]Cyril Bailey, Greek Poetry and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pp. 231-240.[43]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70.[44]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76.[45]阿里斯托芬，《马蜂》，1015-1050。[47]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91》[48]Walter Addison Jayne, The Healing God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25, p.309.[49]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135.[51]斯托：《阿里斯托芬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载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6页。[52]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99.[53]Gilbert Murray,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p.213.[54]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p.92-93.[55]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94.[56]见修昔底德，2.53对于雅典瘟疫摧毁公民德性的描述。[58]Werner Jaeger, Paideia, Volume Ⅰ.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p.375.[59]Katherine Lever, The Art of Greek Comedy, 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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