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苏秉琦（1909年10月4日—1997年6月30日），河北高阳人。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于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并在毕业后先后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解放后，1952年至1982年期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工作，并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在苏秉琦漫长的学术生命中，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如“一万年文明起步”、“六大考古文化区系”和“满天星斗说”。这些观点为中国考古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从学生时代考古见习的“斗鸡台”到晚年提出“漫天星斗”，苏秉琦学术生命是在一次次与考古现场及文物实物的对话中完成的。1934年11月至1935年5月期间，其随徐炳昶参加斗鸡台遗址第二次发掘，后因七七事变中断考古发掘，而转移至云南昆明，不其在抗战中所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也只得在抗战胜利后交印出版。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研究院系调整，北平研究院并入中国科学院，苏秉琦随原单位调入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工作。1954年~1955年，苏随中国科学院于洛阳地区进行考古，他对洛阳中州路遗址发现的260座东周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出版《洛阳中州路》考古报告。在50年代对关中、河洛地区的考古研究中，苏秉琦注意到仰韶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在对陕西、山西、河南地区的考古遗址进行区域型的归类划分后，1965年，他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第一次指出考古类型学在利用考古学手段寻找中国文明起源时的重要作用。
“文革”后，全国考古学焕发新生，长期停滞的考古发掘工作得到恢复，苏先生以70高龄之躯，走遍半个中国大大小小的不同遗址，在1977年~1980年间就不同地方区系的研究问题发表一些文章，并在1981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类型的问题》中第一次将碎片化、本地化的研究纳入宏观视野当中，对中国文明起源进行整体化的探究。在七八十年代，全国考古学界聚焦于本地化研究的大趋势下，苏秉琦先生率先提出将多层面的考古发现进行六大区系的整合，以整体的视角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一个“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梦，逐渐在苏先生的脑中浮现。在90年代，苏先生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逐渐构建完整，并在此基础上对早期文明的组织形态进行研究，实现了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到“古国、方国、帝国”的飞跃。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书影
在他逝世前，苏秉琦完成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出版，这部著作对中国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人利用考古学手段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秉琦先生的一本以考古学视角论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原书成书于1997年，版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后2000年由三联书店引入大陆。引入大陆后多次再版，按时间顺排列，有三联初版（200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版与2011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及最新的三联再版（2019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为苏秉琦主要学术集三部曲中最后一本，为作者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笔者的阅读版本为人民出版社（2013）版，故笔记论述也以该版为参考。
1975年夏，苏秉琦先生为吉林大学师生讲授《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一、全书梳理
全书正文七章，前有序《开头的话》，后补作者两位学生所添后记《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及《捕捉火花》。全书论述先有《两个怪圈》开始，开篇提出在中国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及“把马克思提出的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这两个怪圈。在第二章《学读“天书”》中，反思自己长期学习、考古生涯，叙述“鬲”的分类学在辨析斗鸡台遗址中文明演进的重要作用。全书关键部分在第四五章。作者先是在第三章《解悟与顿悟》中，作者通过对仰韶考古的总结，归纳出应80年代分子化考古学研究发展需要所需采用的方法论“文化区系”，并在占全书篇幅最大的第四章《“条块”说》中通过运用考古资料，将不同遗迹中演化、交流、融合的时间线归纳为“条”，在此基础上在总结出一定空间范围内互相联系，互相交流的“块”，将中国考古学区域按此分为北方、中原、东方、东南、西南、南方六大文化区系。（有大段话引用，可能考虑把序号放标点符号之后，文章有多处）作者在分析六大文化区系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华文明上古起源的多样性，由此跳出中华文明的中原起源路向，于第五章《满天星斗》中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否认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路向，转而指出应用更广阔、多元的视角分析上古中国的文明兴衰。第六章《三部曲与三模式》则是在概括前文的基础上，作者自己就中国历史演进的结论和思考。第七章《双接轨》则更像是作者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展望，总结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建设应走“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路向。
二、从“斗鸡台”到“漫天星斗”：
学术史回顾
本书成书于二十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从“文革”当中复苏已有20年。全书讨论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点：1.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梳理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展望；2.文化区系学的提出与思考；3.考古学层面论证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性。在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考古学习经历的插叙回忆中，对中国考古学界发展的脉络从自身角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其中作者的两个回忆值得注意，其一是作者早年于大学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工作中学习到的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考古学；其二则为1949年后，高校改革全面学习苏联浪潮中成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办法。
1983年7月，苏秉琦先生在辽宁朝阳博物馆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绕不开欧陆考古学的传入。20世纪三十年代，作者于北大毕业后，通过保定府高阳县同乡李石曾的关系结识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后受徐推荐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职。国立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学会及中德学会关系密切，院长李石曾即为中法勤工俭学项目的倡导者之一，在党政初期的大学院制的引入过程中，李石曾也参考了法国大学院制的经验。作者同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考古组组长的徐旭生交往甚好，徐旭生早年毕业求学于巴黎大学哲学系，后回国。一九二七年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组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出版《徐旭生西游日记》，转向考古学。徐旭生是考古学界回应“古史辩论”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指出：“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使用的材料，甄选西周、春秋、战国人的早期传说，不敢轻易离析这些传说”。作者在抗战初期于中德学会学习过一段时间德语，并长期参与中德学会活动，与负责中德学会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长期保持密切交往，双方交流藏书及文稿，作者从中吸收了相当的治学经验。在1949年前，欧陆考古学交流同新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对作者早年学术观点的塑造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后，随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贯彻，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唯一的金科玉律。郭沫若、吕振羽等3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学人组织对中国史的唯物主义编写，考古学在中国长期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学科也经历此转变。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选用苏联教学大纲，即“五段论”叙事，将社会发展阶段分为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五个阶段。关于“五段论”能否概括中国社会的复杂状况的讨论从社会史论战到改革开放从未停息，经历过“五朵金花”时代的辉煌，“五段论”在改革开放后的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淡化。作者在开篇提出《两个“怪圈”》，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近十年来历史教育绕不开的两大怪圈”。作者在本书中指出跳出“两个怪圈”的必然性，但同时，作者的历史认识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作者所提出的“三部曲、三模式”说，仍可见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影响。从史学理论的分析角度来说，将历史本体切为不同程度的断代，极有可能存在认识论反噬本体论的可能性。但同时，细化的历史学研究又离不开细分，在从“五段论”到作者“三模式”的认识转变中，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在深化。跳出“怪圈”不仅要跳出“五段论”的怪圈，更要跳出历史分期的怪圈。
三、从傅斯年到苏秉琦：
旨在重建古史的中国考古
中国考古学自萌芽以来，其就与民族主义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即是对作者影响颇大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921年，北洋政府地质专员瑞典人安特生率先开展仰韶考古。1923年，古史辩运动兴起，“疑古”思潮猛烈反思中国古史，古史辨派尤其对夏商两代并没有符合现代历史学的史料确证发出质疑，怀疑三代历史的真实存在。1928年，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开展殷墟考古，证明商作为一个历史政权的存在，而夏的存在至今仍为一悬案。长期以来，傅斯年被认为是德意志历史主义的东亚倡导者，被视作“东方兰克”。傅氏史学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欧陆人文教育，但同时民族主义又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生命中。此种民族主义随民族危机的加剧更加深化。历史编撰方面，傅本人为抵制日帝侵略而撰写的《东北史纲》中救亡的民族主义尤为明显；在考古学领域，傅氏中国文明起源论战中的言论及同中研院开展殷墟考古的过程中，这种民族主义色彩也亦十分浓厚。傅斯年的考古学方法同态度对后世考古学人影响颇深，徐旭生之“三集团说”及苏秉琦“漫天星斗”说都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影响。
本书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抗战前中国文明起源论战中所提理论的诸多问题，其指出“近代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修国史”，并列举傅斯年、王国维、徐炳昶观点均无法绕出“大一统的怪圈”。提出中国考古学发展仍需建设自己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自傅斯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长期作为重修古史的辅助学科，在与历史学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编年资料与考古证据相实证的“二重证据法”，但总的目的仍是修古史。“考古学”同“历史学”的定义阐述，在我国认识中并未得到明显的区分，独立研究道阻且长，但与历史学相辅助研究仍为良性互动。
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学术报告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人文学科兴起一股由马列主义规范转向百花齐放的风潮，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态度也发生转向。1988年，费孝通于香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中率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同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又是在长达上千年的民族交融中形成的。此后“多元一体”思潮逐渐成为90年代对待民族问题的重要学术思潮和官方意识形态，常见于90年代、00年代的学术著作中，本书就“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萌芽结论的论证中，亦可见此种观点影响之深。70年代初，受政治运动影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体干部下放至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下放期间，作者同学部同事夏鼐先生对干校附近的陶片进行“业余考古”式的分析。这段经历对作者重返“专业考古”岗位后提出“区系考古学”很有帮助。作者在第三章指出，“区系考古”想法最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此时段起了关键作用。后在文革时期得以深入，“文革”结束后正式形成。作者通过使用“鬲”这一广泛出土于各大文化的陶器遗存，按照图案、形制变化、器物传播等研究视角将单个遗址与周边聚落相联系，形成一个一个“类型”，再在已成“类型”的基础上延伸，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考古学遗存建立空间上的横向联系，形成“区”；同时，将不同区之间建立纵向时间演变上的“条”，构成总体的“条块说”。在条块说的基础上，将中华大地上的考古类型总体划分为6个不同区块，将其总结归纳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源头。其中，作者尤为关注北部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尤其关注桑干河流域遗址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作用。此点跳出了传统中原起源的中原文明说，而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角度置于更广阔的视角当中。傅斯年早年对中原起源论亦有同样相似的观点，其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商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后迁徙于（山东地区的）亳地，再历经三朝拓土，由盘庚涉河迁殷，方形成殷墟考古中所发掘证实的商王国。但在两者比较中，又可以发现六大区块的不足。傅斯年将商的演变置于“东西向”的流变讨论中，并没有由此发散，讨论更多文明的整体性问题；而在苏秉琦的讨论中，由单个区系类型的研究拓展到了更大的区域整体。在古文明有限的生产力之下，区域的不同分支间是否能存在一条完整的线性发展链；区域内部又是否存在如此之强，能形成跨越广阔地区的整体的统一性，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前辈学人基础上，还能够更加细化，以今日考古成果之新材料新见解去探讨更细致的类型演进问题。
四、“双接轨”与视野更加辽阔的中国考古学展望
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双接轨，要求“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与世界接轨”重视在世界考古中认识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地位，作者以六大区系的对外联系举例，指出六大区系与世界整体都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作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强调环渤海考古的重要性，这与“夷夏东西说”和作者本人对红山文化的高度关注有关。作者认为从渤海出发，不仅能研究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也对亚洲大陆与朝鲜半岛与日本早期文明的关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古与今”接轨，则是探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在此种视角研究下，我们应尤其注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界定。对于横跨现代边界的历史政权研究常引发“何为中国？”的思考，此种思考也须带入至跨越千年之久的古人类文化研究中。频繁迁徙的古人类族群中，究竟何者为“中国文明”仍需我们深入研究。
在笔者看来，本书也为考古学界“多元一体”思潮影响的集大成作，为90年代考古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以“多元”和“跳出五段论”为基础的更广阔研究路径，在旧世纪末为中国考古学的现代化发展夯实了基础。但另一方面，本书仍没有跳出“一体”的国史研究框架，认识上出发的“分期”和“领域区分”倾向也仍有可完善之处。作者“现代考古学就是为了修国史”的论断同“跳出大一统”的观点仍在研究中不断发生着碰撞，与“满天星斗”一道持续影响20年后今天的中国考古学。
作者：丘山
编辑：Dantio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