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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网站】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zweiter-weltkrieg/article253783048/Niederlande-1944-So-wurde-Putten-zum-Dorf-der-Witwen-und-Waisen.html
【原作者】斯文-费利克斯·凯勒霍夫（Sven-Felix Kellerhoff）
【编译】安提柯/Lrbg
【审校】安提柯/鲁道夫
1944年10月1日夜，一支荷兰抵抗组织小队对一辆德国占领军汽车发动了小规模袭击。其后果却是极其惨烈的：近600名男子被送往集中营，只有大约50人活着回来了。![]()
图1：1944年10月1日，皮滕燃烧中的房屋冲起的烟云
这是夏末一个寻常的周日早晨——至少第一眼看上去如此。“日光微微闪耀。”当阿尔特·范登贝克（Aart van den Beek）回忆起1944年10月1日小镇皮滕（Putten）（位于海尔德兰省）（Provinz Gelderland）时如是说。然而就在四天前，在东南方向不到40公里外，经历激战的阿纳姆战役（Schlacht um Arnheim）刚刚结束。这是盟军在欧陆作战的首次失利。因此，相较于已解放的地区，那些依旧由德军占领的地区中的气氛格外紧张。![]()
图2：1944年皮滕被摧毁的房屋
大多数皮滕居民并不知道前夜发生了什么事：在南方通往奈凯尔克（Nijkerk）的路上，一小队抵抗组织战士向一辆德国占领军的汽车开枪。车上坐着两名军官和两名军士长（Feldwebel）。一个在阿纳姆战役中拒绝投降的英国伞兵加入了“境内武装力量”（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Binnenlandsstreitkrften，BS）。但袭击的过程并不如愿：一名德国军官和一名抵抗战士丧生，另一个德国人被“境内武装力量”带走。车上的另外两名德国人则逃脱了，其中一人受了伤。当四人的上级军官弗里茨·富尔里德（Fritz Fullriede）上校得知此事后，他首先例行公事地下令对皮滕“及周边立即进行封锁”。从原则上看，这没什么可指摘的：就像占领军的成员要预料到会受到抵抗组织的攻击一样，追捕他们的行动在国际战争法上也是允许的。但向当地的荷兰宪兵通报要求抓捕十名人质，并宣称如果失踪的军官没有被释放就会将这些人质处决，这便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扣押人质的行为在一战过后于国际上受到普遍谴责，而一战时尚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然而，1940年初，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委托其法律部门负责人鲁道夫·雷曼（Rudolf Lehmann）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像扣押人质这样的报复措施被视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是合法的。![]()
图3：德国警察部队押送来自阿默斯福特中转营的荷兰男性前往驶向诺因加默的火车，图摄于1944年10月11日。其中大部分人是10月2日从皮滕驱逐来的
依靠这份意见，在二战期间，德国更高级的军官在欧洲大多数被占领的国家都下令进行了随意的逮捕和处决——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战争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944年3月24日在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ische Hhlen）对335名意大利人的屠杀。尽管有这些命令，但仍然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因为根据国际法，这种行为显然属于战争罪行，而国防军的规定则宣称其合法。在封锁皮滕和宣布非法扣押人质后，富尔里德向他在德占荷兰的最高上级询问接下来的措施。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将军——他在1931年底就加入了纳粹党——随即决定，将驱逐皮滕所有的役龄男子，并将村子夷为平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尽管被绑走的军官在10月1日清晨就已被释放。在皮滕，所有年龄在17到50岁之间的男性都被聚集起来并关进了村校（Dorfschule）；1944年10月2日，“赫尔曼·戈林”团和党卫军西北警卫营（SS-Wachbatallion Nordwest）的士兵将他们送往附近城市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的一个中转营（Durchgangslager）。58人在这里获释，其余601人则被强迫登上开往诺因加默集中营（KZ Neuengamme）的火车。![]()
图4：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强迫劳工。他们必须挖掘粘土用以烧制砖瓦在火车行驶途中，有13人成功逃脱，最后共有588个皮滕男人抵达了这座位于汉堡附近的主集中营，随后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卫星营地（Auenlager）。只有53人挺过折磨活了下来，其中5人在返回家乡后不久死于集中营监禁的后遗症。加上10月1日被枪决的7名居民，皮滕共有552名男性和青少年男性死亡。普滕因此很快获得了“寡妇孤儿之村”的别称。此外，1944年10月2日，富尔里德还下令点燃皮滕的多条街道，超过一百栋房屋被烧毁。该村被称为“荷兰的奥拉杜尔”（Oradour der Niederlande），以纪念1944年6月被一支党卫军部队摧毁的法国村庄格拉讷河畔的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战后，当为此事负责的指挥官在荷兰被起诉；克里斯蒂安森被判处十二年监禁，但在服刑一半后于1951年被遣返回德国；而当地指挥官弗里茨·富尔里德仅被判处两年半监禁并在1949年返回了德国。在当时的德国，皮滕事件被视作党卫军的又一罪行。正如《世界报》（Welt）在1949年7月28日的报道所称——然而实际上，“赫尔曼·戈林”团对此也负有责任。这支由空军人员组成的步兵部队正是由前警察富尔里德指挥。“二战结束后不久，在荷兰的‘歼灭战争’（Vernichtungskrieg）的规模还鲜为人知。在国内，责任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叛徒与通敌者身上。”乌得勒支的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德·赫拉夫（Beatrice de Graaf）解释道，她是1944年10月1日和2日事件的一名见证者的孙女。她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普滕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但人们当时难以理解。”村民们更多通过教堂和信仰寻找安慰，而非公开发声。对于富尔里德轻判，这位历史学教授解释说，这与其文明的举止和他声称“实际上保护了皮滕免于更糟糕的事情”有关。“不幸的是，荷兰司法系统和之后的女王都相信了‘清白国防军’（saubere Wehrmacht）的神话。”这一观念一直到1990年代“歼灭战争”展览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图5：皮滕的搜捕袭击纪念碑
早在1950年，便出现了第一次的和解举动：一个来自皮滕的代表团前往北弗里斯兰（Nordfriesland）寻找当地为纪念短暂设立的拉德伦德卫星营（KZ-Auenlager Ladelund）受害者而自发设立的纪念碑。在1944年晚秋的约300名受害者中，有110人来自这个荷兰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皮滕幸存者及其后代与拉德伦德及德国的其他地方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共同的信仰为联系提供了可能。”比阿特丽斯·德·赫拉夫说：“在拉德伦德和皮滕的教堂中设有刻着相同圣经经文的纪念碑。同时，人们在一起唱诵同一首诗篇，即第84篇。这种联系之后从未有过中断，甚至得以深化，最终发展为教区之间的伙伴关系。”![]()
图6：“人之尊严不可侵犯”，拉德伦德卫星营纪念碑
编辑：Danti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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