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公元前44年2月15日的牧神节公共表演上，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曾三次给凯撒献上王冠。牧神节是罗马最为古老的节日之一，起源于罗穆路斯和雷穆斯以及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的比赛。在传说中，这一传统在罗穆路斯还没有当权时就已经存在了。共和时代后期，两支队伍会从帕拉蒂诺山的卢佩卡尔洞穴开始赛跑，赤身裸体，用山羊皮鞭抽打观众，尤其是年轻女性，以祝福她们正常孕育，并减轻分娩的痛苦。公元前44年的一项改革就是组建了以马克·安东尼为首的第三支队伍——尤利乌斯派。这个队伍为纪念尤利乌斯·凯撒而建，也隐晦地将凯撒与罗穆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相提并论。

  安东尼在比赛中获胜后，将一顶王冠献给了凯撒，凯撒拒绝了象征着王权的王冠。无论凯撒是否有意撇清自己的权威和王权之间的关系，这一动作还是点燃了一部分人的怒火。僭主政治以露头角，共和派元老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凯撒必须死，正如数百年以前那妄图凌驾于罗马人民的暴君“高傲者”小塔克文一样。

  所以，那条被称为“自由”的红线在哪里？它是否真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罗马的历史中，它又从何而来？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共和国末期著名的雄辩家和思想家，他对凯撒之死的反应也许可以说明一些情况。当时，关于罗穆路斯之死也起了争论：有些人认为，罗穆路斯在死后成神，成为战神奎利努斯（Qurinus），而另一些则认为，罗穆路斯是在主持公共祭典时，在浓雾之中被愤怒的元老们碎尸万断的，为此，当时还流传着关于罗穆路斯晚年残暴统治的证据。西塞罗毫无疑问是支持后一种说法的，显而易见，他把远古时期最伟大的国王的结局和凯撒的死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否认凯撒的权威本身，他否定的是过大权威加于一身。不受贵族群体节制的权威只会变成僭主的工具，而诛杀僭主是合理合法是当时无数罗马人的共识，因为僭主会侵犯人民的自由。

  事实上，西塞罗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中就不只一次尝试去构建一个贵族政治体制，比如西塞罗提议赋予所有官员占卜权（原来的占卜权只有高级官员才拥有）以随时阻止“他们不喜欢的提案付诸表决。”而这实际上反对的是人民大会和保民官，因为由保民官提案而召开的用于立法的人民大会可以被宗教理由所阻止。而这两个元素，常常被认为是民主制的因素，在波利比阿的混合政制论中，是罗马共和国政制中冲突的几个重要要素之一。有趣的是，在共和国末期关于民主制和罗马人民的评价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凯撒，准确讲，是凯撒和罗穆路斯，这两个拥有（现实或传说中）无上权威的人都很受人民欢迎，而且不如说，他们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人民赋予的。出于对晚期共和国“暴民”政治的厌恶，贵族派元老将人民称为“罗穆路斯的渣滓”，而民众领袖则同样通过罗穆路斯来赞扬人民政治的古老和伟大。

    由此，从上面几个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暴里，持不同政治目标和利益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传说）人物的构建如此丰富多样，但最终的效果却殊途同归：将事件和人物往自己希望的方向推去，一切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正因如此，我们能在这些意见领袖们的言论中看到自相矛盾的几部分：对于人民这一部分，贵族派元老反对僭主政治的理由是对人民自由的侵犯，却又要求将权威集中在贵族及其体系之内以反对人民“过当”的自由。而在这些矛盾显露的过程中对历史传说的解读构建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历史传说的真正面貌，恐怕就不得不对古老画像上的各式涂鸦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将从罗马起源的故事讲起。

  关于罗马起源的故事发端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希腊世界”另一端的特洛伊。特洛伊被毁灭以后，特洛伊的王子埃涅阿斯逃离了毁灭的城市，最终来到了意大利，遇到了年长的厄凡德尔（Evander），厄凡德尔接受神的使命，指导埃涅阿斯去建立定居点。在这个过程中，埃涅阿斯与当地国王拉丁努斯（Latinus）发生了冲突，而冲突结果是和解：埃涅阿斯与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妮娅（Lavinia）联姻。为了向拉维妮娅致意，埃涅阿斯将他和他的族人在拉丁姆的第一个定居点称为拉维尼姆（Lavinium）。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Ascanius，又名尤路斯Iulus）在阿尔巴山建立了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它在之后成为了拉丁人的圣地。

图注：近代画家笔下的埃涅阿斯

 在十几位语焉不详的阿尔巴隆加的国王之后，罗穆路斯两兄弟的故事起于一次杀兄篡位。努米托（Numitor）和弟弟阿穆利乌斯（Amulius）拥有阿尔巴国王的继承权，阿穆利乌斯骗取了努米托的皇位，杀掉了他的儿子，并强迫他的女儿成为维斯塔贞女以断绝努米托的血脉。不过，这位年轻的祭司还是与战神马尔斯结合，诞下了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兄弟。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在弑杀阿穆利乌斯之后来到罗马，建立了罗马城。

  在罗马建城这一经典的传说中，可以看见罗马人自觉地将自己的源流与希腊世界连接了起来，它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佐证这一点的是这个建城故事还有好多其他的版本：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说罗马建城紧跟在特洛伊毁灭之后，埃涅阿斯和奥德修斯一同来到意大利半岛时以一位当地妇女罗玛（roma）的名字为定居点命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罗玛的身份也存在多个版本，还有说法称罗玛是同埃涅阿斯一起出逃的特洛伊人之一，在埃涅阿斯遭遇暴风雨时为舰队指明了方向，使得埃涅阿斯成功登陆意大利，但这种说法很明显有意对照了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

  同时，这些故事中也提到了罗马的宗教源头，同样和希腊世界连接了起来。厄凡德尔是帕拉斯（Pallas）的父亲，他在特洛伊战争的60年前从希腊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Arcadia）来到了意大利，在罗马的帕拉蒂诺山上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据说这座山是以阿卡迪亚的帕拉蒂昂（Pallation）命名的，厄凡德尔被构建出来的意义是建立最古老的赫拉克勒斯崇拜，而这种目睹英雄时代传奇的“继业者”在古典世界的很多地方的传说都出现过，并被当地人视为先祖和起源以此来与希腊文化“血脉相连”。

  更进一步的，埃涅阿斯，拉丁努斯，罗穆路斯都在死后成为了一种象征，受到了崇拜。埃涅阿斯被称为英帝格斯神（Pater Indiges），拉丁努斯被称为朱庇特·拉提阿里斯（Jupiter Latiaris），罗穆路斯被称为奎利努斯（Qurinus）。他们在罗马传统的神话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没有证明罗马人的起源是远古时期的希腊，反而体现了罗马人构建自我历史中的考量：协调意大利本土因素，特别是罗马的传统，和希腊文化。这一系列故事是很明显的倒果为因，但它的确有效地达到了连通希腊和西方历史的目的。

  罗马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从共和国早期的一些证据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市政广场的伏尔甘（Vulcan）神庙里，一个雅典的陶罐被用作贡品，罐子上描绘的是希腊神祗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骑在毛驴上升天的故事。这一时期献祭者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赫菲斯托斯与伏尔甘的联系，也证明了希腊文化对古代罗马的确存在很深的影响力。但在这之中不可否认的是，罗马的宗教体系依旧被认为是罗马的，而不是希腊的，尽管它有时是按照希腊的思路被创作出来的，但是又与罗马的现实情况相适应。

  与希腊文化备受重视的情形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深刻影响罗马的文化被忽视的情形，这就是伊特鲁利亚文化。伊特鲁利亚人从很早开始就参与进了西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之中，并接触到了各类文化，其中有希腊的，也有腓尼基的。公元1世纪，塔奎尼立了一块纪念碑，铭刻该城公元前5世纪，还有公元前4世纪所发挥的作用，铭文详细记录了该城领导者对西西里和其他伊特鲁利亚城邦的干预，包括开雷和阿雷提乌姆（Arretium）。有三块刻有铭文的金牌匾（其中两块由伊特鲁利亚语，一块是腓尼基语）来自伊特鲁利亚城邦开雷的港口皮尔吉（Pyrgi）的一处圣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提法瑞（Thefarie）是开雷的统治者他在牌匾中向伊特鲁利亚女神乌尼（Uni，即朱诺）致谢。在腓尼基语的牌匾中，这位女神被称为腓尼基神明阿施塔特，而乌尼也被称为乌尼-阿斯特拉（Uni-Astra）。而早在公元前8世纪，伊特鲁利亚人就已经借用了希腊人的字母表，这是意大利半岛上第一次出现文字。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半岛有将近20种语言以及相关方言有了字母表，其中大部分源自伊特鲁利亚的字母表。

  由此可见，伊特鲁利亚人在早期意大利很可能是充当了文化传播中介的角色，他们先将外来的文化本土化，然后进一步传播给了意大利中部的各个实体。而伊特鲁利亚人对罗马的影响是尤其大的，先不必说罗马王政传说中伊特鲁利亚王朝的三位国王（其中老塔克文和小塔克文更是来自塔奎尼的伊特鲁利亚贵族），在公元前8世纪迦太基与罗马签订的条约中，罗马被与伊特鲁利亚人相提并论。

  然而，在罗马人的语境里，伊特鲁利亚文化在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什么好词。奥古斯都时期的名臣梅塞纳斯（Maecenas）因生活奢华而闻名被归因于他的祖先是伊特鲁利亚人。而罗马东北部的萨宾（Sabine）地区则被视为朴素美德硕果仅存的地方。在共和国早期反抗伊特鲁利亚的僭主时，伊特鲁利亚势力被描绘为专制，暴虐，强大的霸权者，和相对弱小的罗马人以及拉丁势力相对。在罗马和伊特鲁利亚势力的长期冲突维爱战争中，对伊特鲁利亚方的偏见则是抨击他们野蛮的仪式，并以此与受过努马·庞庇利乌斯改革后的罗马宗教体系相对。同时，罗马早期受到伊特鲁利亚文化的影响也被人为地减轻了，塔克文家族在很多版本的传说中被描述为受驱逐或者仅仅是“搬迁”到了罗马，并由此带来的伊特鲁利亚的各类技术和文化，而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和老塔克文的改革则被奉为罗马的独创性成果。不过在下面我们看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在伊特鲁利亚的武尔奇墓地中出土的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它描绘了向前追溯200年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事件：埃弗里（Avle）和凯勒·维比纳斯（Caile Vipinas）兄弟和其他武尔奇人正在与来自沃尔西尼，索瓦纳（Sovana）和罗马的一群人战斗。在武尔奇人中，一个名叫马斯塔那（Mastarna）的人，他正在解开凯勒·维比纳斯的束缚，另外一个人要杀害卡纳卫·塔丘乌斯·卢马奇（Cneve Tarchunies Rumach）即罗马的格涅乌斯·塔克文（Gnaeus Tarquinius）。这描绘的是贵族武士之间的战斗。而这种贵族武士式的战斗在罗马的传说中也存在，是第三任罗马国王图卢斯·荷斯提利乌斯进攻阿尔巴山时派荷拉提（Horatii）家族的三兄弟与阿尔巴库里亚提（Curiatii）家族的三兄弟决斗，但是在这个传说中，贵族武士决斗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拉丁人对彼此的伤亡”，并且这个故事成为了罗马政治中上诉权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伊特鲁利亚人和罗马人及拉丁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战斗被罗马人认为完全不是一回事。

图注：近代画家笔下荷拉提兄弟的决斗准备

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长期从事研究伊特鲁利亚，他说：“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是凯利乌斯·维文纳（Caelius Vivenna，即凯勒·维比纳斯）最忠实的同伴，参加了他所有的冒险。后来他被驱赶出来.....带着凯里乌斯的人马占领了凯里安山（Caelian Hill），以凯里乌斯命名的）....并修改了自己的名字（在伊特鲁利亚语里，他的名字是马斯塔纳）.....最后并成为了国王。”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群伊特鲁利亚贵族冒险家最终占领罗马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与不同版本的塞尔维乌斯身世完全不同，其中一个故事主张塞尔维乌斯是“战俘欧克勒斯亚（Ocresia）的儿子”，与另一个罗马传说的矛盾更大：塞尔维乌斯是一个女奴与神明结合的结果。

 而在上文提到的图卢斯的故事中，出现了罗马人对自己的身份界定，也就是拉丁人。然而传说也对这一部分产生了一点矛盾，罗穆路斯最开始将罗马城作为避难所，招揽各地的难民，逃犯和奴隶，又通过萨宾战争将萨宾部落并入了罗马，这个传说标榜的则是罗马的包容性起源，并在共和国晚期政治家们希望扩大元老院时被反复提出。

  共同体自我认同的重要原则是和其他群体进行差别，那么早期罗马的情况可以稍微清楚一点了。在罗马早期的政治中，有一段时间很可能是被伊特鲁利亚人主导的，而这群伊特鲁利亚人不会是通过什么和平的手段而可能是通过像克劳狄乌斯皇帝所说的那样一群冒险者占领的方式实现的。不管怎么说，伊特鲁利亚人的统治最终遭到了当地罗马人的反感，罗马人赶走或者为了赶走伊特鲁利亚人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投靠了拉丁人，以此来抗拒伊特鲁利亚人的各种影响，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以此为出发点，罗马人开始构建自己祖先的拉丁血缘，而罗马人对其希腊血缘的构建则更可能是在中后期受到更频繁的希腊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实可以明显地见到，伊特鲁利亚人对于罗马人社会的介入要远胜希腊人，但也可以说伊特鲁利亚人过于介入了，罗马人在地缘上遭到威胁的情绪反映到了文化上，特别是历史构建和身份认同上。这一点还可以从希腊人的身份上寻找到类似的地方，希腊人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和波斯等外族相对，而这种身份也是为了和波斯人对抗而构建出来的。希腊世界观中的地理构建也是如此，和罗马人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后面会进行讲述。

  在这些传说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那就是宗教。罗马人自己在生活中对信仰的态度相当实用和纯粹：宗教目的不是为了寻找神圣真理，更不是操纵神力，而是构建一个有限的，以适合凡人的方式和神祗进行联系的系统。罗马人的宗教反映的是罗马人在生活中与各方面客体的互动，原来只限于自然，后面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甚至人的各个方面，这一过程和希腊文化的发展很像。进一步的，在罗马人取得西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后，罗马人的宗教自信也被建立起来，以解释罗马人的崛起。这种宗教自信反映在传说中就是诸神对罗马的命运的指定，更甚者有对罗马某一传奇人物命运的指定。在埃涅阿斯逃亡意大利的过程中，朱诺向埃涅阿斯揭示了他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的命运，罗马人自认罗马是伟大的。还有埃涅阿斯和迦太基女王狄多纠葛的爱情中引申出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对抗的命运，而朱诺和朱庇特保佑罗马的胜利，也就是罗马人自己说的“背负了必定胜利的命运”。具体到个人，罗马共和国第一位执政官卢修斯·尤利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曾在和小塔克文的两个儿子前往德尔斐神谕所时受到神谕，神谕揭示他们说：“谁最先亲吻母亲，谁就可以成为国王。”布鲁图斯假装摔倒，双唇亲吻大地，因为大地是万物之母。这又令我们想到了希腊神话中的盖亚神。可以说，在罗马的宗教决定论的历史构建中，希腊神话的观念广泛地参与了进来，不过罗马建立宗教自信的过程和希腊（特别是雅典）建立宗教自信的过程也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推翻霸权者的霸权，不过罗马人要快得多，也迅猛得多。所以罗马人对于天命更加强调，也更加自信。公元前193年.....罗马当局回复提欧斯（Teos，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同意宣布它的土地是神圣的，并提升该城主神狄俄倪索斯的威望时，罗马人说：“我们确实绝对地，始终如一地崇敬神灵，认为神灵才是重要的，我们因此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恩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在历史传说构建中体现的宗教自信毫无疑问属于建立霸权的罗马人。因为在布匿战争之前，罗马人还在努力地证明自己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切实地给了罗马人好处。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赛杰斯塔（Segesta）决定屠杀当地迦太基驻军，投靠罗马。赛杰斯塔人觉得他们与罗马人有亲缘关系：他们都是埃涅阿斯的后裔。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在意大利连吃败仗之后，罗马人从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埃里克斯（Eryx）引入了维纳斯·厄里希那（Venus Erycina，即埃里克斯的维纳斯）。那里的‘庙妓’之风甚至有违罗马人的风俗。埃里克斯的建立者是阿芙洛弥忒的儿子埃里克斯，罗马人希望利用这种联系。

“在那里，强大的洋流把欧洲和利比亚分隔开来”这句话引自罗马诗人恩尼乌斯（Ennius）在公元前2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编年纪》（Annals）。三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人迈向霸权的最重要一步，它确立了罗马在西地中海无可争议的掌控地位，并使得罗马真正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干涉东方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而在与迦太基人的斗争中，一种对古老斗争的全新理解从恩尼乌斯的诗句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欧洲和利比亚的斗争。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地理政治的概念，它的源头表面上来自特洛伊，实际上来自希波战争后的希腊世界。在建立了宗教和历史自信的希腊人中，逐渐开始将他们所能达到的世界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就是欧罗巴和小亚细亚，同时也是西方和东方，希腊人将自己与波斯人的斗争归纳为亚洲和欧洲的斗争，西方和东方的斗争，也是专制霸权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斗争。在后来亚历山大铁蹄向东时，希腊人称之为是西方对东方的复仇，甚至一直到中世纪后期，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这种斗争的划分依然被老调重弹，穆罕默德一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反攻。古典时期，这种理念在希腊人的文化认同中存在重要地位，但是在希腊化时代来临，希腊人逐渐泛化的时候，这个概念被逐渐抛弃掉了。

  在希波战争的时候，意大利还只是赫拉克勒斯冒险的背景板。但在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争霸的时候，西方已经成为了意大利的代名词。罗马人将斗争定义为了欧洲和利比亚的斗争，进一步的，意大利和利比亚的斗争。这个时候的罗马元老院已经有了意大利天然疆界的概念，并将意大利人的政治身份也逐渐扩展到了这个疆界。在这个时期，罗马人以及意大利人的身份认同毫无疑问是与迦太基人和利比亚人相对的。而且在罗马人叙述迦太基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既视感：罗马人指控迦太基人的宗教传统十分野蛮，甚至使用孩童作为祭品去活祭两位腓尼基的神明，分别是巴力哈蒙（Ba’al Hammon）和‘巴力的面孔’坦尼特（Tinnit）。在突尼斯被发掘出来的现在被称为“萨朗波”的迦太基圣所遗址里，发现了很多婴孩的骨灰和动物骨灰，这似乎说明了罗马人所说不谬，但是这些骨灰大多数是夭折的婴儿的骨灰，和罗马人的说法有本质的不同。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战败，领导者的妻子自杀。这个城邦的神灵被召唤到罗马，迦太基被“献祭”给下界诸神。而献祭某个城邦的神明是罗马人对被征服城市的惯常做法，相反的是罗马帝国在对整个帝国城邦的整合中会将相关城市的守护神请到罗马或者奉为神圣。这也体现出了古典世界对于神明符号代表历史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很大程度上也是希腊文化传播的体现。

  在迦太基终结之时领导者妻子的自杀被认为是受到了埃莉萨公主记忆的影响。按照腓尼基人的说法，推罗内部发生了战争，失败的一方先是逃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迦太基。利比亚的国王允许他们的首领埃莉萨（Elissa）公主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迦太基（Carthage，新城）。埃莉萨是推罗梅尔卡特神（Melqart，城市之王）的祭司阿克尔巴斯（Acherbas）的遗孀，在利比亚国王要求埃莉萨嫁给他之后，埃莉萨最后投火自焚。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将现在发生的事与人们共同的记忆（比如说历史，传说甚至就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联系起来，以帮助自己思考未来发展的走向。可以说，记忆是很重要的，记忆是思想的基础，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共同的记忆就更是重要，甚至可能会决定共同体的存续与否。在公元前80年，伊特鲁利亚人发生内战，一些战败的伊特鲁利亚人逃到北非，到了迦太基西南方向大约50千米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他们的首领可能来自克鲁休姆（丘西）。这里的居民被称为“达尔达诺人”（Dardanii），这个名称源自特洛伊城创始人达尔达诺斯（Dardanus），伊特鲁利亚人为他们的特洛伊起源而骄傲。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特洛伊”恐怕也与迦太基的建立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在罗马，这样的例子也存在，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布鲁图斯刺杀暴君的戏码，被自然而然地与另一个布鲁图斯推翻塔克文统治的故事联系起来，贵族派元老也许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共和国的第二次诞生，但是另一位“共和保卫者”屋大维明显不这么想。一方面过往的记忆会影响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也会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尝试去修改过往的记忆。就像共和国末期对罗穆路斯的结局的修改那样。

  在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世界最重要的一位构建罗马历史的史家就是波利比阿，他被当作人质带到罗马，并受到了显贵家族西庇阿家族的庇护。而当时，对希腊学者的庇护是一股风潮。显贵的家族们希望将自己的祖先与神话中更加高贵的血脉连接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取权威，在罗马，权威的确可以从古老中获得。最晚从4世纪开始，元老院成员就开始宣传自己拥有特洛伊血统。这很明显就是掺杂了政治目的的记忆构建行为。

不过波利比阿在罗马对元老们的相互竞争的兴趣并不是那么大，尽管他盛赞过元老们的葬礼会唤醒人们对于古老权威的记忆和对美德的敬畏，而这种展示给人看的公共葬礼很明显是元老们昭示自我高贵和家族的古老的手段。西庇阿家族的家族墓葬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模仿的是早期伊特鲁利亚人的家族墓。尽管这一时期流行的是火葬，但骨灰依然会被埋进石棺中土葬，按照地位高低的顺序，家族成员的石棺环绕在家族创始人巴尔巴图斯（Barbatus），公元前298年的执政官）的墓周围。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个墓地被翻新，展示了该家族成员以及诗人恩尼乌斯的雕像。巴尔巴图斯的石棺上写着：“科尼利乌斯·卢基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Cornelius Lucius Scipio Barbatus),盖乌斯（Gaius）之子，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和市政官，他有勇有谋，仪表堂堂，品德高尚。他从萨莫奈人手中夺得陶里西亚（Taurasia）和奇桑那（Cisauna），征服整个卢卡尼亚（Lucania）并且从那里拯救出人质。”除了过往的功绩，元老们也尝试将自己的祖先和远古的英雄们甚至是神明联系在一起。公元前69年，尤利乌斯·凯撒在其姑姑尤利娅（Julia）的葬礼上提到她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国王安库斯·马尔奇乌斯（Ancus Marcius），其父系尤利乌斯可以追溯到神灵。尤利乌斯家自称源自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的儿子尤路斯。“因此，我们家族既有国王的神圣，他们拥有超越凡人的权力，同时也拥有属于神灵的尊严，就连国王也要听命于他们。”波利比阿将主要的目光放在了罗马的崛起——当时整个古典世界最好奇和最震动的问题之一——上。波利比阿切入的角度是罗马的政制发展，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波利比阿这样一个深入参与罗马社会的希腊人开始将希腊和罗马进行对比了，这足以说明，罗马的崛起在当时是令人十分惊异的现象，理由波利比阿也提出了，那就是罗马的强大太过于迅速了。波利比阿认为，罗马的政制是自然生长的，与希腊世界——他特别提到了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而斯巴达的政体与社会生活被很多希腊哲人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推崇——具有明显的不一样。因为是自然成长的，所以政制中的各个因素都存在较为长远的历史或记忆，并由此而足够强大，可以与政制中的其他因素斗争或竞争。这些要素分别是：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政制划分理论的起源同样是希腊世界，著名的代表就是柏拉图关于政制循环的理论，而混合政制理论则在此基础上用来解释更为复杂的情况，上述的莱库古改革就被使用混合政制论进行了分析。到波利比阿这里，相比智者学派的门人们的理论（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波利比阿的理论更加强调了各因素之间的斗争所发生的作用，比如保民官可以否决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决议，执政官可以使用占卜权为理由阻止保民官召开人民大会，元老院可以也利用他的权威去指导高级官员，而高级官员特别是执政官基本上是元老院会议的组织者，在元老院里拥有仅次甚至超越首席元老（这些人也通常是原执政官）的影响力。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各个要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权力的同时又不至于取得凌驾于其他要素之上的地位。斗争保持了罗马政制的活力，带动罗马国家的不断成长。波利比阿的理论体现出了在罗马建立霸权之后的非罗马人对罗马的成功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可以看出与罗马人本身有极大的不同，没有罗马人那种保守而又虔信的宗教论，而是从罗马人的历史里面找到了将罗马国家联系起来的要素，而这个点本身就是绝大多数希腊人很关注的（公共生活，或者说政制）。波利比阿所处的时代罗马人已经和希腊人有接触了，不如说，罗马人已经在希腊世界取得了较为优越的地位，罗马人最有可能可以统合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希腊人关注罗马人，还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各种传统与文化可以在可见的由罗马人缔造的未来占到什么位置。好在罗马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巨大，而罗马人也认可这种文化，罗马人终究没有给希腊文化巨大的破坏。

图注：西庇阿家族的墓地

说回罗马政制，波利比阿从罗马人关于政制发展的记忆中找寻罗马崛起的答案，我们也需要从罗马人关于政制发展的记忆中找寻罗马人对历史的构建。罗马政制记忆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平贵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和贵族都是罗马公民，而且都是土地所有者。平民的概念是相对贵族来说的，这里的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政治集团（但是在学术界依然有争议），他们把控了几乎所有的高级官职，并且利用庇护体系和放贷对平民进行压迫。共和国后期时，元老们不仅不被允许放贷，也不被允许经营商业活动（但是元老们总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某个产业），这个原则被追溯平贵斗争时期，而人民领袖们在共和国末期时对贵族腐败的抨击也提及了平贵斗争时期的故事。平民和贵族的矛盾不断激化，直到公元前484年大敌当前的罗马征召士兵时，罗马平民们集体撤离到了圣山，最终逼迫贵族们让步，并设立平民保民官的职位，平民们宣誓会保护平民保民官，保民官由此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里的神圣不可侵犯指的是身体权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保民官堵住执政官的嘴以阻止其召开平民大会的例子）。第一次让步之后，平民们接连取得了胜利，许多高级官员向平民开放（监察官除外），执政官到后来必定要有一位平民，人民大会的决议原本只适用于全体平民到后来开始适用于全体公民，甚至宗教领域也向平民开放（大祭司除外）。平民由此逐渐可以参与到对于历史的构建中，特别是在平民领袖的带领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历史传说的解读就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分化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平民们的胜利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平民必须要服兵役，他们是当时罗马军队的绝对主力，却享受不到相应的权利，在平民们参与各种公共活动的情况下（比如战争),还想把平民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何况是在罗马快速崛起，战争不停的情况下。可以说，罗马的迅速崛起使得政制中承担主要军事功能的部分快速发展，一次次逼退了贵族。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在王政和共和国早期的情况下，战争的烈度还能控制在由贵族武士和他们的门客就可以应付的地步。平民斗争的故事可以说也掺杂了很多道德训导意味，几乎所有的官员的产生都具有这种意味，它反映的是一种先例，也是罗马人对于这一官职的人选应该具有的品质的期望，比如辛辛纳图斯的意象。这些关于政制的记忆在每个罗马人的心里都十分牢固，而现实中的政治活动情况还能加固这种记忆，保民官的神圣权力就是一例。

 平民政治的快速成长使得保民官的权力出现了极大的发展，不过贵族们也给保民官设立了很多限制，比如保民官不能进入元老院，保民官卸任后不能再担任其他的官职，保民官有数位，可以相互否决等等，将这一天然适合平民领袖的权威牢牢地限制住。但当一名显赫家族的后人尝试去担任保民官的时候，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事实上，在共和国末期由贵族出身的政治家去担任保民官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潮，而开始这种风潮的人很可能可以归结到提比略·格拉古，他将保民官的影响力和贵族的权威结合到了一起（虽然他过继到了平民家庭，总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平民和贵族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这两个群体各有各引以为傲的历史和记忆）并开启了，按蒙森的话说，罗马的革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罗马政治家已经开始使用外国的历史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了。提比略·格拉古找到了一百年前的两位斯巴达国王：亚基斯四世（Agis IV）和克里昂米尼三世（Cleomenes III），他们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制度。对于这两个人物，罗马人的看法依旧被划分为两派：或者被认为是古老制度的恢复者，要么是民主主义的僭主。对于格拉古，这两个评价也是适用的。这表明当时的罗马已经融入了原本以希腊，后来以亚历山大里亚等为代表的希腊化世界为中心的古典世界了，并在后来成为了古典世界的中心。罗马人通过祖先和希腊神话的联系想要达到的目标在罗马国家的领导力崛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可以说，一切历史构建的基础都会是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它的力量。在对抗保民官的斗争中，提比略·格拉古的政敌指控他说他已经接受了来自小亚细亚西部帕加马王国的王家紫袍和王冠，妄图称王。既然废除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傲慢者”塔克文是合法的，那罢黜他的保民官也是合法的。在政治斗争中，这种记忆对抗记忆的行为更加地赤裸裸，也体现了罗马人重视对记忆的解释，并将它们运用于政治生活的习惯。这之后的故事，便是“意大利的领袖”们不断利用记忆相互污蔑和攻击，直到罗马帝国与官方历史构建体系的建立。

图注：近代作家笔下的盖乌斯·格拉古之死

在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亚平宁半岛上只有罗马人的殖民地和罗马人的同盟了。以意大利的统一为背景，意大利人开始构建他们共同的历史。厄凡德尔在“大祭坛”（Ara maxima）设立了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公元前二世纪，祭坛被重建，“卡库斯的阶梯”就在帕拉蒂诺山上，而赫拉克勒斯被意大利视为重要的英雄人物。赫拉克拉斯的牛群中，一头牛犊逃出了牛群，赫拉克勒斯一路追寻并询问当地人。当地人答“维图勒斯”（vitulus），即牛犊，因此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维图里亚”（Vitulia）。而这头牛犊就成为了意大利的象征。公元前1世纪早期，同盟战争爆发，罗马和他的意大利盟友们反目成仇。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中相对的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这个冲突的前提仿佛是罗马不属于意大利，是外来者。但罗马人自称是“全意大利的代表”，可见当时的很多共同体概念都是在对抗中产生的，而“意大利人们”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比罗马人受到伊特鲁利亚文化的影响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在被罗马人整合进意大利体系之前显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民族”。意大利叛军设立了自己的元老院，发行的钱币也是罗马形制，而钱币上的图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公牛。

钱币上描绘了一头牛用角去顶一匹狼的场面。根据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的讲述，在罗马城外，意大利反叛者鼓励士兵说到：“除非我们砍掉他们藏身的森林，这群蹂躏意大利自由的狼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可见意大利人的阵营是反对罗马人而组建的，而这个阵营的毁灭也能体现出这一点。同盟战争后期，罗马人开始广泛的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或半公民权，罗马再次成为“全意大利的代表”时，意大利同盟很快地土崩瓦解了。公元前70年，罗马发行了一枚表现罗马和意大利握手言和的硬币。书写同盟战争的意大利作家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德基乌斯·马吉乌斯（Decius Magius），是卡普亚人的首领。他高祖父的父亲是卡普亚东部艾克拉努姆（Aeclanum）的米那图斯·马吉乌斯（Minatus Magius）。他为罗马而战。维莱乌斯的书里也表现出了忠于罗马的价值观。昆图斯·瓦里乌斯·革米努斯（Quintus Varius Geminus），进入了奥古斯都的元老院，吹嘘自己“是所有佩里尼人（Paeligni）中第一个跻身元老院者。”而佩里尼人所在的地区的科尔菲涅乌姆曾是反抗者的首都。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也就此不断扩大，并在帝国时代被打造为了整个古典的世界的共同身份认同。

  现在，我们回到了共和国和帝国之交，凯撒之死后的历史没有如西塞罗等贵族派元老所期待的那样重新回到共和国，而是在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手上，真正成为了一个“古典帝国”。于是奥古斯都凯撒着手构建这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的共同回忆。亚历山大利亚的埃拉托色尼曾经制作了从特洛伊毁灭开始的年表，正式地确立了特洛伊战争作为古典世界的历史坐标的地位。罗马人现在的任务，就是协调自己的传说和希腊人的年表，于是一些罗马作家把罗马建城时间定为公元前753年，也就是特洛伊毁灭的三个世纪之后。而这一切的集大成者就是维吉尔，他的《埃涅阿斯纪》成为了整个帝国的官方教科书，也象征着帝国以前的历史记忆体系的完成。阿格里帕制作了由大理石制成的有关整个古典世界地理的地图，消弭了关于欧洲，亚洲，阿非利卡的冲突的划分。至此，冲突的年代已然结束，一个新的，有关统一的古典世界的回忆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