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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其源于唐，兴于宋，止于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据《镇江文化丛书》中“镇江史要”记载：“书院最初为唐时收藏、校勘经籍的皇家图书馆，兼有侍讲作用。至宋代，书院渐演变为讲学习修的教育场所”。书院是古代读书人的家园，它造就了卓尔不群、独立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性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北宋初期，太祖以文人治国，开科取士，然而时局方定，百废待兴，官学不振。当政者无心文教，只勉强维持了国子监和太学，而各府县的办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学子求学研修的需求。于是一些有责任感的士人沿袭前人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自觉承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加之北宋末年建炎南渡后，理学在南方开始崭露头角，理学大师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来宣传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学术主张。由于书院的教学质量优于官学，求学子弟投奔书院者众多。因此，江苏地方府、县的一个个书院，成为传播治学思想及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教书育人、培养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茅山书院建立于北宋仁宗初年，由当地处士侯遗所建，院址在句容茅山管委会大茅峰的西北处，侯氏自筹经费在此授徒讲学十余年。清徐松编撰《宋会要辑稿·崇儒》记载：“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五月，知江宁府光禄卿王随言处士侯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望于茅山斋粮剩数就庄田内量给三顷充书院赡用。从之。”此段皇朝辑录史料录于王随奏折内容，清《乾隆句容县志》也有专门的记载。北宋名相、时任江宁知府的王随奏请朝廷，获赐“院田”，书院办学经费得到大大改善，书院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声名也随之远播，成为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时至南宋，又被著名诗人、参知政事范成大列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这是一家典型的私立书院，侯遗艰难办学，持之以恒；恪尽职守，以苦为乐。清《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侯遗诗《茅山书院》：“精舍依岩壑，萧条自卜居。山花红踯躅，庭树绿栟榈。荷锸朝芸陇，分灯夜读书。浮云苍狗幻，一笑不关余。”从诗中不难读出，侯遗心志笃沉，潜心办学，把书院管理得相当完善。虽然白日劳作夜晚读书非常辛劳，而精神上却淡然自若、超凡脱俗。
侯遗逝后生徒散尽，书院废弛，校舍学田渐为茅山崇禧观所占用。南宋后期，茅山道士因事有田产被官府没收。金坛知县孙子秀奉总领兼镇江太守王埜之命，寻访书院故址并加以修葺，将没收田产作为书院经费来源。南宋末，书院迁至金坛县五里的顾龙山麓，仍称茅山书院，一时成为全县的最高学府所在地。延至元时，该书院尚有屋舍27间，院内还建有先圣庙、先贤祠、明诚堂等主要建筑，茅山书院先后断续存世达240多年之久。
茅山书院兴替更迭，沧海桑田，存世时间只有 240余年，但在其兴盛时期则是规模宏大、全国闻名遐迩的书院。茅山书院未能像白鹿、岳麓、石鼓等书院那样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学术界也未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为何在中国书院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一则是其创立时间较早、开创意义深远。江苏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有 19 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书院一所，为江苏境内最早的一家书院。学界历来有“四大书院”“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这些书院既是当地的特色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圣殿”。范成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的说法，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即茅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北宋时期还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六大书院”包括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有记载。“八大书院”包括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此说由南宋诗人范成大提出，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有记载。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虽然对茅山书院评价不多，但还是首列其名，突出其创始地位与发轫意义。
二则其是首个受到国家层面经济支持的书院而载入书院史。茅山书院本是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而侯遗励精图治，苦心经营，长期为学生提供食宿的做法，最终得到政府支持并在后世形成学田制度，使它成为书院史上第一个得到国家层面认可和经费支持的办学机构。茅山书院式赐田待遇，有助于师生摆脱经济方面的困扰，书院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致其声名远扬。
宋仁宗为代表的北宋政府为茅山书院赐田之事，在此后不断被提及并援引。各地书院也希望得到效仿，以便为地方教育带来经济上的实际帮助。在方志记录中，如山西高平、河北雄州、湖南靖州、安徽定远等诸多州县，都对茅山书院赐田之事有所征引。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的60多年时间内，朝廷接连不断地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校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造就了“四大书院”等一批具有想象力的书院。
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茅山书院获得“赐田”，体现了当时官方对民办教育的开放与鼓励态度，所形成的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因为茅山书院的示范作用，使其一度成为与白鹿、岳麓等书院相提并论的书院。
更难能可贵的是，茅山书院的创办者秉承了千百年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执着追求。
茅山自古是道教名山，为上清派发源地，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美誉。《南史》记载南北朝时，梁武帝同隐居茅山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唐宋两代，茅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高道辈出，朝廷信崇。唐朝奉道教为国教，茅山宗师也备受宋朝皇室宠遇。据《上海道教》杂志“上清论坛”评论：“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的中国道教史，就是围绕着茅山道教展开的。”
而茅山书院正创办于这仙气飘飘的道教圣地山脚下，这需要何等的胆魄与执念！书院是儒家的道场，承载读书人的人文思想与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宋儒的伟大抱负，也是书院创办者的情怀和追求。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理学名师登上学术舞台后，更加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普遍借用书院进行教学。宋理宗（1224一1264）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极力推崇，书院逐渐被纳入官学系统，宋代书院教育由此进入极盛时期。历代名宿大儒、文坛领袖无不坚守着几千年来的文化信仰，茅山处士侯遗在道教圣地开坛授课，展现了儒者潜心向学、矢志不渝的情怀，默默传承着绵绵不绝的文脉。
有趣的是，宋代句容老乡、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巫伋深受本乡先贤侯遗精诚办学、精心育才的精神感染，曾以无比敬仰的心情参观书院。巫伋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卒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作为横跨两个时代的人，他凭吊前贤，痛惜两宋以来帝王沉迷道术，希望尊扬儒家理学，挽救世道民心。
巫伋拜谒完侯遗像后，感慨万千，写下五律《茅山书院谒侯处士像》：“斋粮资讲舍，遗像拜山中。不尚神仙术，特存儒者风。斯文真未丧，吾道岂终穷？为忆皋比拥，庭前古木丛。”通过此诗，既可看出侯遗的隐士作风，其更歌颂侯遗不慕长寿的神仙道术而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最高境界，真切表达了自己“一笑不关余”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坚定信念与旷达情怀。字字真切，句句情深。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侯遗创办茅山书院的不朽功勋与意义。本文刊于2024年11月22日《镇江日报.镇江周刊》“西津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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