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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南郊的南山地区，风景优美，文蕴深厚，世称“城市山林”。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南山地区就曾兴建了三座大寺。它们是东晋法安和尚始建的夹山古寺（此寺唐代已废毁，明代重建称竹林寺）；东晋大兴四年（321年）创建的竹林寺，此寺在南朝宋时改称鹤林寺；南朝戴颙之女“舍宅为寺”所建的招隐寺。唐代，南山事实上只有招隐寺和鹤林寺。但在唐人诗中，我们既看到了咏写鹤林寺的诗篇，又看到了咏写竹林寺的诗篇，而且不止是一两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历史进入唐代，当城北江边焦山仍在“隐居”，城西江中的金山中唐以后才渐显于世，只有城东的北固山“独当一面”之时，城南南山就已成为人们登临游览的胜地。据对《全唐诗》的粗略统计，从初唐李峤、骆宾王开始，到晚唐许浑、方干为止，当时游览南山鹤林寺有姓名可考而且有诗歌咏写其事的，就有十多位作者，所作诗约有十八首。称“鹤林寺”的约有十三首，称“竹林寺”或“竹院”的约有五首。其中李峤的《竹林寺》、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李端的《春晚游鹤林寺寄使府诸公》、李绅的《望鹤林寺》等，都是唐诗名篇。而唐人咏招隐寺诗仅见三首，由此可见鹤林寺在唐代名气之盛。
唐人诗歌显示，当时游览南山名胜的，不但有一般的文人雅士，而且地方官员也集体出游招隐寺和鹤林寺。例如，骆宾王有《陪润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薛司空”指唐武后垂拱年间（685-688年）任润州刺史的薛宝积]；李嘉祐有《奉陪韦润州游鹤林寺》[韦润州指宝应元年（762年）到广德二年（764年）前后任润州刺史的韦元甫]；皇甫曾有《奉陪韦中丞使君游鹤林寺》[韦中丞指永泰元年（765年）到大历四年（769年）任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的韦损（以上并参《唐刺史考》“润州”）]。在此，顺带指出的是，这两首诗诗题的“韦润州”“韦中丞”都不是有论者认为的唐代诗人韦应物。理由很清楚，韦应物一生从未做过润州刺史（参《唐刺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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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诗歌还显示，对于南山的鹤林寺，人们大多称之为“鹤林寺”，但也有诗人称为“竹林寺”（“竹院”）。例如，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说“苍苍竹林寺”；朱放《题竹林寺》明明是指唐代的“鹤林寺”，题目却称“竹林寺”（竹林寺在唐代已改称“鹤林寺”）；李涉《题鹤林僧舍》明明是写“鹤林寺”，诗中却说“因过竹院逢僧话”（“竹院”指竹林寺）。特别是同一位诗人，许浑既有《竹林寺别友人》，又有《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为什么唐人诗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唐人诗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天看来，当是基于鹤林寺历史上本来是称竹林寺。竹林寺改称鹤林寺是始于刘宋时期。对此，《光绪丹徒县志》卷六“寺观”有具体记载：“鹤林寺，在磨笄山下（《山水志》：在黄鹤山北）。旧名竹林寺。晋大兴四年（321年）创。宋高祖尝游焉。及即位，改今名（《山水志》云：《嘉定镇江志》：竹林精舍，即宋武帝微时所游京口竹林寺，今鹤林寺是……）。”《至顺镇江志》卷九载：“鹤林寺，在黄鹤山下，旧名竹林寺（《建康实录》：宋高祖微时，尝游京口竹林寺。戴颙居黄鹤山竹林精舍）。宋永初中，改今名（宋高祖及位后，改名鹤林）。”由此看来，竹林寺自宋高祖及位后，改名鹤林寺以后，进入唐代，仍称鹤林寺。自然对于唐人来说，称“鹤林寺”是称今名，称“竹林寺”则是用古名。一般说来，称今名要多于用古名，也是正常情况。但是，为什么唐人诗中，有的不用今名，却用古名呢？个人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于崇古风习，称鹤林寺的古名竹林寺，是“用典”，以显示寺的古老可贵。另一个方面是烘托“怀旧”之情。例如，朱放《题竹林寺》用古名，是突出寺的古老可贵，以揭示“烟霞此地多”的重要原因，反衬人生短暂，“岁月人间促”。又如许浑《竹林寺别友人》也是以寺的古老，反衬人生相聚之短暂，突出离别之感。他的《鹤林寺中秋夜玩月》是用今名，所要表现的是中秋之夜的赏月情怀。由此看来，唐人诗歌对“鹤林寺”是称今名还是称古名，是基于抒情叙事的需要，并不说明当时南山既有竹林寺又有鹤林寺。事实上，当时南山地区的大寺，只有建于黄鹤山的古名竹林寺的鹤林寺和建于招隐山（虎窟山）的招隐寺这两座大寺。至于今天夹山的竹林寺，虽是始建于东晋的古寺，但在唐代已经废毁，直到明代才由林皋和尚重建，称竹林寺。所以这座竹林寺与唐代的竹林寺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本文刊于2024年11月29日《镇江日报.镇江周刊》“西津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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